揭密：在中國的器官移植旅遊歷史
在過去的15年裡，中國已成為器官移植問題的國際焦點。沒有任何其他地方像中國這樣，為全世界患者提供移植保證：有競爭力的價格、很短的住院時間和手術時間、大大減少的缺血時間。
為做到這一點，中共很早就建立了，從死囚強行摘取器官的有組織牟利系統，並成為世界上一個獨特現象。
根據1994年發表的人權觀察（HRW）報告，《在中國的器官獲取和司法執行（Organ Procurement and Judicial Execution in China）》，從文獻資料來看，中共的器官移植歷史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第一移植階段是在20世紀的60年代和70年代，在外國醫務人員的幫助下進行移植，在這個階段，全世界受體患者的存活率非常低，中國也一樣。
第二階段是醫療機構、警察、司法和監獄之間的合作正式化，從而奠定了在1980年到1990年間，死刑犯器官強制徵收系統的基礎。第三個時期始於2000年初，隨著對法輪功修煉者的迫害，移植在中國真正發展為一項產業。
1980年到1990年間
自1980年起，有幾個因素促進了中國的移植業，預防器官移植排斥的免疫抑制劑環孢黴素A（cyclosporin A），被發現是其中之一。根據人權觀察1994年的報告，引用中共醫療當局的數據，這種藥物在80年代中期引入中國，抑制身體的自然排斥異物傾向，顯著提高移植患者的存活率，從50％提高到1987年的80％，再到1991年的90％以上。
此外，1984年10月9日，中共政府通過了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衛生部和民政部，六個部門聯合發佈的司法文件，《關於利用死刑罪犯屍體和屍體器官的暫行規定》，規範了器官的使用。規定說：「無人收殮或家屬拒絕收殮的、死刑罪犯，自願或經死刑犯家屬同意利用的——其屍體或屍體器官可供利用」，條例還規定，「使用死刑犯的屍體或器官的機構必須嚴格保密，並要特別注意，避免任何負面影響」。這項規定今天仍然有效。1984年的這份文件，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份可以證明，利用死囚犯做器官移植供體的文件，而且非常明確的是，中共支持利用死囚器官做移植供體。
同時在中國，在1983年開始進行了一系列「嚴打」（「嚴重鎮壓」）的全國性運動，導致囚犯的數量顯著增加。根據人權觀察的報告，「捐贈」器官的數量顯著增加。根據國際大赦組織，1996年和1997年的報告，數月內就進行了數千次處決。報告注意到國家媒體「系統性的宣傳，甚至是歇斯底里。」「任意定罪」和「加速的刑事訴訟，導致對社會弱勢群體，施用死刑的比例過高」。在此期間，死罪資格的罪行增加了150％。涉嫌在西藏新疆地區進行「分裂」活動的分子，都上了死罪名單。
最後，20世紀90年代，中共政府逐漸減少了投入公共衛生體系的資金，從1990年至2002年，從60％降至42％。促使醫院轉向以藥物銷售，和患者定價護理為主要收入來源。2016年出版的《血腥收穫/屠殺》（ Bloody Harvest / The Slaughter ）報告中說：器官銷售、付費移植和高價的環孢黴素，使中國移植部門找到新的收入，特別是外幣。
因此，大量香港、新加坡和鄰國的大款病人，前往中國進行器官移植：「只要有錢，就能在中國做付費器官移植，避免在本國漫長的等待，這已經不是祕密」，大赦國際於1995年寫道。
到了90年代，國際人權組織揭露了，中共違反醫學倫理原則的做法，和法律體系的重大缺陷。有人指出，很多人被定為死囚犯，是根據他們與器官接受者的匹配性，而不是根據他們犯罪的性質。根據1996年J.D. Briggs的文章《中國死囚器官的使用》（The use of organs from executed prisoners in China），在此期間移植的數量增加了，從1988年的840起，增加至1992年的1905起。幾位作者還認為，經濟利益至少是中共拒絕廢除死刑的部分原因。
1999年後的時期
中國移植史的第三期開始，於21世紀之交，伴隨著1999年開始的中共對法輪功修煉者的迫害。在此期間，中國移植業相比前幾十年快速增長。據人權觀察1994年公佈的數字，和2015年K.C. Allison等人的報告《中國死刑犯器官採購的歷史發展和現狀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tatus of organ procurement from death-row prisonners in China）中的數據，從1983年到1999年間，進行移植手術的醫院的數量，從98家上升到150家，增長了53％。然而，從1999至2006年短短7年，該數量從150家，增加到600家醫院，增長幅度300％。
法輪功（又稱法輪大法）從1992年起在中國開始普及，修煉人數眾多。根據中共政府的統計，有7,000萬甚至上億法輪功學員。共產黨書記江澤民相信在三個月內，可根除法輪功修煉，1999年開始嚴酷鎮壓，大量法輪功學員被關押囚禁。2007年，聯合國酷刑特別報告員，訪問中國期間估計，在中國遭到酷刑的囚犯中有66％是法輪功學員。
死刑數量是中共的國家機密，器官移植數量也同屬機密。由於器官移植數量屬於機密，外界人士要想對中國移植的統計數據，徹底洞察就非常困難。儘管如此，喬高等人（David Kilgour，Ethan Gutman，David Matas）在2016年發佈了一份680頁的報告，報告說：過去15年間，每年中國做了6萬到10萬起移植手術，總數高達150萬起移植手術，比他們先前在2007年和2014年作出的估計高近10倍。
他們分析了中國近900家醫院和移植中心的數據。數據分析包括：移植醫務人員的數量、新醫師的培訓，大學合作機構和科學出版物、基礎設施的發展（醫院、分支的建設、床位數量）、投資額，移植技術以及免疫抑製劑的研究和開發、授予多產外科醫生的表彰、公開聲明等。在閱讀本報告時，讀者可以體會到中國的移植業，真是很多很多金錢的產業。
國際社會對中共就摘取死刑犯器官的行為施加壓力後，尤其是在2006年「伊斯坦布爾宣言」之後，中共在2013年推出了中國器官移植響應系統 （COTRS）——國家器官自願捐獻系統。由於傳統的儒家信仰，在中國器官捐贈不是一種傳承下來的文化，從1977年至2009年，只有130器官捐獻者。沒有器官的國家捐獻體系如何工作？這要仔細看一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兼衛生副部長黃潔夫的聲明，他在2015年1月在人民日報上說：「被定罪的犯人也是公民。法律並沒有剝奪他們捐贈器官的權利。如果被定罪的囚犯，希望通過提供器官贖罪，應鼓勵他們。」
原文： Le tourisme de transplantation en Chine : une perspective historique
為做到這一點，中共很早就建立了，從死囚強行摘取器官的有組織牟利系統，並成為世界上一個獨特現象。
根據1994年發表的人權觀察（HRW）報告，《在中國的器官獲取和司法執行（Organ Procurement and Judicial Execution in China）》，從文獻資料來看，中共的器官移植歷史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第一移植階段是在20世紀的60年代和70年代，在外國醫務人員的幫助下進行移植，在這個階段，全世界受體患者的存活率非常低，中國也一樣。
第二階段是醫療機構、警察、司法和監獄之間的合作正式化，從而奠定了在1980年到1990年間，死刑犯器官強制徵收系統的基礎。第三個時期始於2000年初，隨著對法輪功修煉者的迫害，移植在中國真正發展為一項產業。
1980年到1990年間
自1980年起，有幾個因素促進了中國的移植業，預防器官移植排斥的免疫抑制劑環孢黴素A（cyclosporin A），被發現是其中之一。根據人權觀察1994年的報告，引用中共醫療當局的數據，這種藥物在80年代中期引入中國，抑制身體的自然排斥異物傾向，顯著提高移植患者的存活率，從50％提高到1987年的80％，再到1991年的90％以上。
此外，1984年10月9日，中共政府通過了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衛生部和民政部，六個部門聯合發佈的司法文件，《關於利用死刑罪犯屍體和屍體器官的暫行規定》，規範了器官的使用。規定說：「無人收殮或家屬拒絕收殮的、死刑罪犯，自願或經死刑犯家屬同意利用的——其屍體或屍體器官可供利用」，條例還規定，「使用死刑犯的屍體或器官的機構必須嚴格保密，並要特別注意，避免任何負面影響」。這項規定今天仍然有效。1984年的這份文件，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份可以證明，利用死囚犯做器官移植供體的文件，而且非常明確的是，中共支持利用死囚器官做移植供體。
同時在中國，在1983年開始進行了一系列「嚴打」（「嚴重鎮壓」）的全國性運動，導致囚犯的數量顯著增加。根據人權觀察的報告，「捐贈」器官的數量顯著增加。根據國際大赦組織，1996年和1997年的報告，數月內就進行了數千次處決。報告注意到國家媒體「系統性的宣傳，甚至是歇斯底里。」「任意定罪」和「加速的刑事訴訟，導致對社會弱勢群體，施用死刑的比例過高」。在此期間，死罪資格的罪行增加了150％。涉嫌在西藏新疆地區進行「分裂」活動的分子，都上了死罪名單。
最後，20世紀90年代，中共政府逐漸減少了投入公共衛生體系的資金，從1990年至2002年，從60％降至42％。促使醫院轉向以藥物銷售，和患者定價護理為主要收入來源。2016年出版的《血腥收穫/屠殺》（ Bloody Harvest / The Slaughter ）報告中說：器官銷售、付費移植和高價的環孢黴素，使中國移植部門找到新的收入，特別是外幣。
因此，大量香港、新加坡和鄰國的大款病人，前往中國進行器官移植：「只要有錢，就能在中國做付費器官移植，避免在本國漫長的等待，這已經不是祕密」，大赦國際於1995年寫道。
到了90年代，國際人權組織揭露了，中共違反醫學倫理原則的做法，和法律體系的重大缺陷。有人指出，很多人被定為死囚犯，是根據他們與器官接受者的匹配性，而不是根據他們犯罪的性質。根據1996年J.D. Briggs的文章《中國死囚器官的使用》（The use of organs from executed prisoners in China），在此期間移植的數量增加了，從1988年的840起，增加至1992年的1905起。幾位作者還認為，經濟利益至少是中共拒絕廢除死刑的部分原因。
1999年後的時期
中國移植史的第三期開始，於21世紀之交，伴隨著1999年開始的中共對法輪功修煉者的迫害。在此期間，中國移植業相比前幾十年快速增長。據人權觀察1994年公佈的數字，和2015年K.C. Allison等人的報告《中國死刑犯器官採購的歷史發展和現狀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tatus of organ procurement from death-row prisonners in China）中的數據，從1983年到1999年間，進行移植手術的醫院的數量，從98家上升到150家，增長了53％。然而，從1999至2006年短短7年，該數量從150家，增加到600家醫院，增長幅度300％。
法輪功（又稱法輪大法）從1992年起在中國開始普及，修煉人數眾多。根據中共政府的統計，有7,000萬甚至上億法輪功學員。共產黨書記江澤民相信在三個月內，可根除法輪功修煉，1999年開始嚴酷鎮壓，大量法輪功學員被關押囚禁。2007年，聯合國酷刑特別報告員，訪問中國期間估計，在中國遭到酷刑的囚犯中有66％是法輪功學員。
死刑數量是中共的國家機密，器官移植數量也同屬機密。由於器官移植數量屬於機密，外界人士要想對中國移植的統計數據，徹底洞察就非常困難。儘管如此，喬高等人（David Kilgour，Ethan Gutman，David Matas）在2016年發佈了一份680頁的報告，報告說：過去15年間，每年中國做了6萬到10萬起移植手術，總數高達150萬起移植手術，比他們先前在2007年和2014年作出的估計高近10倍。
他們分析了中國近900家醫院和移植中心的數據。數據分析包括：移植醫務人員的數量、新醫師的培訓，大學合作機構和科學出版物、基礎設施的發展（醫院、分支的建設、床位數量）、投資額，移植技術以及免疫抑製劑的研究和開發、授予多產外科醫生的表彰、公開聲明等。在閱讀本報告時，讀者可以體會到中國的移植業，真是很多很多金錢的產業。
國際社會對中共就摘取死刑犯器官的行為施加壓力後，尤其是在2006年「伊斯坦布爾宣言」之後，中共在2013年推出了中國器官移植響應系統 （COTRS）——國家器官自願捐獻系統。由於傳統的儒家信仰，在中國器官捐贈不是一種傳承下來的文化，從1977年至2009年，只有130器官捐獻者。沒有器官的國家捐獻體系如何工作？這要仔細看一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兼衛生副部長黃潔夫的聲明，他在2015年1月在人民日報上說：「被定罪的犯人也是公民。法律並沒有剝奪他們捐贈器官的權利。如果被定罪的囚犯，希望通過提供器官贖罪，應鼓勵他們。」
原文： Le tourisme de transplantation en Chine : une perspective historiq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