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批韓國人赴天津移植器官 黑幕重重
麥塔斯和另外兩名調查員大衛.喬高、美國獨立新聞調查記者伊森‧葛特曼在今年6月發佈的最新調查報告中也對這方面的訊息進行了披露。
調查發現,天津中心第一醫院(又名: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護士長,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為了滿足大量韓國病患的需求,該醫院已經把12層醫院大樓的4~7層,改為專門的移植患者病房;並且借用天津經濟開發區的國際心血管醫院的8層,作為南韓患者的住院區;還同時將一家附近酒店的24~25層,改為南韓患者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房;即便如此,床位依然短缺。
他們在這份調查報告中,引用了2006年發表在《鳳凰週刊》一篇題為,「全球器官移植大調查」的報導相關內容,這篇文章的副標題是「數萬外國人赴華移植器官調查,大陸成全球器官移植新興中心」。
從2002年開始,韓國前往中國大陸接受器官移植手術的患者人數急劇增加。北京一家器官移植中心的韓國患者負責人說:「在天津、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型醫院,接受器官移植手術的韓國患者,每月達到70~80人,如果把中小醫院加在一起,在大陸接受器官移植手術的韓國患者,每年將達到1,000人。」
從南韓首爾到中國天津,坐飛機僅需要1個半小時。韓國《北韓日報》披露,2004年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進行的507例肝臟移植手術中,南韓人占37%左右。由於南韓患者眾多,天津第一中心醫院甚至聘用了一些,會說韓語的北韓族外科醫生和護士。其他醫生也能流利地說出一些,診治所須使用的南韓話。
據大紀元駐韓國記者站報導,國際器官移植倫理協會(IAEOT)理事金滉鎬表示,「據我們調查,韓國至今仍有個人或團體,向中國輸送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
「去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的器官移植中心,接受器官移植的韓國人,在網上建立了『同好會』,有時上面還公佈去中國接受器官移植後,回來的韓國人數。今年去中國接受器官移植的例子,已經在網站上上傳,去年是至少21名,今年目前上傳了2名。」他強調,「當然,這只是冰山一角,通過別的仲介,去天津市第一醫院的人可能不少。」
《鳳凰週刊》記者調查發現,天津第一中心醫院的移植外科部的醫生,成天忙碌地穿梭於病房和手術室之間,彼此顧不上打招呼,他們嘴上總掛著這樣一句話,「這幾天特忙,1天10幾台手術」。有的醫生甚至連夜趕手術,一宿沒合眼。
有患者家屬透露,該移植中心1天之內,最多做過24例肝臟和腎臟移植手術。
天津第一中心醫院手術後出院的患者,提供的器官捐贈人記錄表上,捐贈人死因寫的都是「急性腦損傷」。面對《鳳凰週刊》記者的提問,移植中心主任瀋中陽本人對此不置可否。
除了擔任天津第一中心醫院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陽兼任武警總醫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長。武警總醫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於2003年成立,由武警總醫院和天津第一中心醫院,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共同組建。
據隸屬天津市政府的北方網報導,從2000年開始的兩年中,沈中陽團隊的肝移植總數從24例增長到209例;而從209例增至1,000例,只用了2003年1年時間。
中共武警和軍隊醫院系統不隸屬中共衛生部,而是受軍委管轄。據官方資料記載,沈中陽移植團隊2004年完成肝移植總數居全球第一,腎移植總數居中國第一。
北京武警總醫院網站這樣介紹沈中陽:2001年在北京組建「武警總醫院肝移植中心」,並擔任中心主任;目前,沈中陽仍保持國內肝臟移植,手術總例數最多等多項記錄。這個網站還曾登出一張沈中陽身著武警軍官制服。
外界認為,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擁有充足的器官來源,主要與沈中陽的准軍方頭銜有關,從而可以無阻攔地進入關押政治犯,和良心犯的場所檢查或摘取器官。
美國獨立調查記者伊森‧葛特曼向英文大紀元表示,他認為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的主要器官來源是,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
葛特曼多年來一直在研究中共軍方和強摘器官之間的關係。2014年8月12日,葛特曼的新書《屠殺》英文版正式公開發售,他當天在美國華盛頓DC接受中文大紀元採訪表示,中共軍方醫院站在活摘人體器官的最前線;軍方醫院人員早期強摘維吾爾人、新疆人士的器官,在1999年實施對法輪功的迫害政策後,中共開始大規模地強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葛特曼說:軍方醫院是「強摘器官的通道口(vent gutter)。」 他還表示,維吾爾人、西藏人、法輪功學員……,這些人彼此不認識,但他們有著類似的經歷--通常是軍醫來接觸他們,「 軍醫在現場出現非常常見。」
葛特曼還在12日的新聞發佈會上披露,2012年3月20日,大陸收索引擎百度突然解禁「活摘器官」和「王立軍活摘」。
王立軍是警察出身,曾先後任遼寧省鐵嶺市、錦州市公安局局長,重慶市公安局局長、武警重慶總隊第一政治委員和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從沒有醫學背景,但創辦了「錦州市公安局現場心理研究中心」,從事對人體器官移植的研究,並因此獲獎。王立軍發表獲獎感言時透露,他的團隊進行了幾千例的人體器官摘取。
葛特曼在幾年的調查中,採訪了很多從中國大陸來到,泰國、香港、台灣、澳洲、加拿大、美國的法輪功學員。他們很多因遭迫害,而被迫流亡海外。
葛特曼通常並不讓受訪者,知道他在做器官強摘調查。一位抵達加拿大蒙特利爾的女法輪功學員,向葛特曼講述了她在大陸獄中故事,一再強調她所遭受的酷刑。實際上,這位老婦人看到葛特曼,對一個看來無足輕重的體檢如此有興趣,她甚至感到有些惱火。
正是受訪者的這種自然流露,讓葛特曼感到這背後隱藏著一個可怕的黑幕,因為他感到這不是一個醫生進行的正常的體檢,醫生看起來是在處理一具新鮮的屍體,醫生只對血型、臟器和眼角膜等感興趣。葛特曼回憶道,他記得當時那一刻,感到一股不同尋常的冷意席捲了全身。
在後來的調查中,很多受訪者的經歷,一次又一次地證實了葛特曼的內心的恐懼!強摘器官真實存在,並且廣泛進行。很多法輪功學員不僅在勞教所、看守所、監獄,有的甚至是在家中被強制採集血樣,被提取組織樣本匹配。
如果用「抽血」和「天津」作為關鍵字在明慧網上進行搜索,可以獲得不少結果。以下僅舉部份案例:
天津市大港油田一中的高中教師賈文廣女士,在其控告江澤民書中表示,她曾被關押在天津板橋女子勞教所與河北區看守所,在被關押期間她多次遭到抽血;但是她發現,抽血對象僅限於法輪功學員,刑事犯是不用抽血的。
天津優秀會計師、法輪功學員趙樹霞,在2016年新年期間,因在街頭懸掛了一個向民眾拜年、傳遞法輪大法真相的條幅而被綁架。趙樹霞後被非法關押於天津南開分局看守所,在看守所,她被強制抽血。
2007年11月9日,明慧網發表一篇題為「我在天津女子監獄,所經歷和看到的迫害事實」的報導說:「專門迫害法輪功的隊是,三隊、三、四、五監區都有法輪功,除了包夾人外就是個別刑事犯,每個監區三隊的隊長,都單獨把法輪功學員叫出去,化驗尿和驗血,沒叫刑事犯。隊長說是對法輪功學員的關心。」女子監獄距天津第一中心醫院,只有30多分鐘車程。
法輪功學員滑連有曾回溯2013年6月,他在天津濱海監獄被抽血的經歷,濱海距天津第一中心醫院車程約47分鐘。天津市雙口勞教所,也在法輪功學員進行驗血,從雙口開車到天津這家醫院約半小時。
天津第一中心醫院,只是中國器官移植體系的縮影。至少有700家以上的中國醫院,可以進行器官移植。
根據麥塔斯、喬高和葛特曼3位調查員的調查:中國器官移植手術數量,每年約為6萬~10萬例;法輪功學員是被強摘器官的最主要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