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韓人赴天津移植 器官從何而來？

近日，加拿大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在韓國首爾的一個活動上引述港媒報導表示，天津第一中心醫院接收的韓國器官移植患者數量驚人，曾在「3年間共接待了來自20多個國家的患者，其中韓國患者達3千多名，其他國家患者約1千名」。

麥塔斯和另外兩名調查員大衛．喬高、美國獨立新聞調查記者伊森．葛特曼在今年6月發布的最新調查報告中也對這方面的資訊進行了披露。

調查發現，天津中心第一醫院（又名：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護士長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為了滿足大量韓國病患的需求，該醫院已經把12層醫院大樓的4~7層改為專門的移植患者病房；並且借用天津經濟開發區的國際心血管醫院的8層，作為韓國患者的住院區；還同時將一家附近酒店的24~25層改為韓國患者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房；即便如此，床位依然短缺。

他們在這份調查報告中引用了2006年發表在《鳳凰週刊》一篇題為〈全球器官移植大調查〉報導的相關內容，這篇文章的副標題是「數萬外國人赴華移植器官調查，中國成全球器官移植新興中心」。

從2002年起，韓國前往中國接受器官移植手術的患者人數急劇增加。北京一家器官移植中心的韓國患者負責人說：「在天津、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型醫院接受器官移植手術的韓國患者每月達到70~80人，如果把中小醫院加在一起，在中國接受器官移植手術的韓國患者每年將達到1千人。」

從韓國首爾到中國天津，坐飛機僅需1.5小時。韓國《朝鮮日報》披露，2004年，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院進行的507例肝臟移植手術中，韓國人約占37%。由於韓國患者眾多，天津第一中心醫院甚至聘用了一些會說韓語的外科醫生和護士。其他醫生也能流利地說出一些診治所須使用的韓國話。

據大紀元駐韓國記者站報導，國際器官移植倫理協會（IAEOT）理事金滉鎬表示：「據我們調查，韓國至今仍有個人或團體向中國輸送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

「去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的器官移植中心接受器官移植的韓國人在網路上建立了『同好會』。」

有患者家屬透露，該移植中心一天之內最多做過24例肝臟和腎臟移植手術。

天津第一中心醫院手術後出院的患者提供的器官捐贈人紀錄表上，捐贈人死因寫的都是「急性腦損傷」。面對《鳳凰週刊》記者的提問，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陽本人對此不置可否。

除了擔任天津第一中心醫院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陽兼任武警總醫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長。武警總醫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於2003年成立，由武警總醫院和天津第一中心醫院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共同組建。

據隸屬天津市政府的北方網報導，單單2003年，沈中陽團隊的肝移植總數從209例增至1,000例。

外界認為，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擁有充足的器官來源主要與沈中陽的準軍方頭銜有關：憑此可以無阻攔地進入關押政治犯和良心犯的場所檢查或摘取器官。

美國獨立調查記者伊森‧葛特曼向英文大紀元表示，他認為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的主要器官來源是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

葛特曼多年來一直在研究中共軍方和強摘器官之間的關係。2014年8月12日，葛特曼的新書《屠殺》英文版正式公開發售，他當天在美國華盛頓DC接受中文大紀元採訪表示，中共軍方醫院站在活摘人體器官的最前線；軍方醫院人員早期強摘維吾爾人、新疆人士的器官，在1999年實施對法輪功的迫害政策後，中共開始大規模地強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葛特曼說，軍方醫院是「強摘器官的通道口（vent gutter）。」 他還表示，維吾爾人、西藏人、法輪功學員……這些人彼此不認識，但他們有著類似的經歷－－通常是軍醫來接觸他們，「 軍醫在現場出現非常常見。」

葛特曼在幾年的調查中採訪了很多從中國來到泰國、香港、台灣、澳洲、加拿大、美國的法輪功學員。他們很多因遭迫害而被迫流亡海外。

葛特曼通常並不讓受訪者知道他在做器官強摘調查。一位抵達加拿大蒙特利爾的女法輪功學員向葛特曼講述了她在中國獄中的故事，一再強調她所遭受的酷刑。實際上，這位老婦人看到葛特曼對一個看來無足輕重的體檢如此有興趣，她甚至感到有些不滿。

正是受訪者的這種自然流露，讓葛特曼感到這背後隱藏著一個可怕的黑幕，因為他感到這不是一個醫生進行的正常的體檢，醫生看起來是在處理一具新鮮的屍體，醫生只對血型、臟器和眼角膜等感興趣。葛特曼回憶道，他記得當時那一刻，感到一股不同尋常的冷意席捲了全身。

在後來的調查中，很多受訪者的經歷一次又一次地證實了葛特曼的內心的擔憂－－強摘器官真實存在，並且廣泛進行。很多法輪功學員不僅在勞教所、看守所、監獄，有的甚至是在家中被強制採集血樣，被提取組織匹配樣本。

天津第一中心醫院只是中國器官移植體系的縮影。至少有700家以上的中國醫院可以進行器官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