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畏戒嚴壓力 記者記錄社運點滴

反杜邦運動普遍獲得各行各業的居民認同，很多在地知識分子都站出來，更有人跨縣市而來，例如：《人間》雜誌的關注與報導，成為這場運動成功的關鍵之一，不僅記錄、採訪、編輯，記者群與居民緊密聯繫，猶如夥伴關係，也是反對團體相當重要的後盾。即使是戒嚴時期的尾聲，但參與被視為禁忌的社會運動，其過程肯定讓人吃足苦頭，跟監、恐嚇都只是小菜一碟。

記錄反杜邦運動的台灣綠色小組影像紀錄永續協會與「鹿港囝仔」、「保鹿運動協會」，9月合作辦理《巨浪的起點－－鹿港反杜邦運動30周年紀錄文集》演講暨座談會，邀請當年反杜邦運動的領導人李棟樑與工作幹部郭繁男、陳景祥、盧思岳，以及目前參與鹿港文化、環保工作的青年李宗學、粘雨馨等人，進行跨世代的對話與討論，引領更多鹿港年輕世代，深入了解反杜邦的重要意涵。

這場演講暨座談會吸引不少年輕人參與，一方面以古鑒今，一方面則是當年這場運動的要角再度聚首。許多人坦承，自己是近距離看「偶像」的追星族。

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總幹事魏鍾生指出，戒嚴時期，由於多數媒體掌握在當政者手中，如果不是《人間》的追蹤，反杜邦運動恐怕無法引起更多國人的共鳴，又或者是反杜邦的前輩，早被塑造成拿不到好處的環保蟑螂在吵糖吃。

差事劇團團長鍾喬，2014年帶著 差事劇團」進入雲林縣台西村，與村民展開「證言劇場」，為飽受六輕pm2.5汙染的村民發聲。他在30年前擔任《人間》的文字記者，攝影記者是蔡明德，兩人聯手記錄這場運動的始末，也是運動成功的靈魂人物之二。

鍾喬說，從《中國時報》一篇很小的文章得知鹿港民眾反對杜邦設廠。當時陳映真正在籌辦《人間》雜誌，從鹿港民眾對環保議題的抗爭開始報導，主要採訪反對者的聲音，整個小組等於是在鹿港駐點。

解嚴前夕 從事社會運動承受高壓

鍾喬表示，台灣解嚴前夕，從事社會運動很有壓力。他們試著讓民眾知道，不要太緊張，但要理直氣壯，勇敢拒絕家鄉被汙染，努力追求想要的產業，例如：世代傳承的養殖業、農、漁業。那時沿海地區的漁民走上街頭，鎮上的商人也走上街頭，反對的信念一致，很團結。

「《人間》雜誌走入鄉間記錄真實的聲音，不是我們多會寫作，而是這些鹿港住民教育了我們。」後來從事民眾戲劇生涯的鍾喬說，這句話改變了他。

「30年後，台灣的環保教育依然悲哀，環境問題是階級問題，受害者永遠是社會最低層。」鍾喬說，不管是藍、綠政權，他們與財團的聯結，對受到環境汙染迫害的人不聞不問，當權者通常把汙染放在窮鄉僻壤，把發展放在都市，社會低層是長時間累積的犧牲體系。

反杜邦另一項指標性意義，在於它是一場預防性反公害、環保運動，讓環保運動從「事後救濟」轉向「事前預防」，改變了環保運動的抗爭方式。蔡明德指出，當時走訪台灣各地公害事件時，其他地區儘管抗爭成功，但汙染已成為事實，無法挽回；鹿港反杜邦是預防性抗爭，成功保住傳統農業的一線生機。

蔡明德說，當年要遊行非常困難，反杜邦第一次上街頭是在1986年6月24日，民眾集結在「文武廟」旁空地，穿上印有「我愛鹿港、不要杜邦」的上衣，高舉反杜邦、反公害標語，展開歷史性的反公害示威。民眾一度與警察衝撞，12月13日甚至到總統府陳情，用了「怨」字的看板，種種創舉開啟了社會運動先例。

「許多參與抗議的民眾是老年人，因為擔心年輕人對抗政府將留下不良紀錄，這點與其他抗議公害事件雷同。」蔡明德說，當年許多公害事件與化工廠有關，台化鄰近鹿港，兩相比照之下，鹿港居民人心惶惶，紛紛站出來反對，特別是印度博帕爾事件更令人擔憂，堅決反對鹿港步上後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