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前中情局局長談中美情報之戰
日前,海登將軍電話約談了以色列大紀元主編並接受採訪,反思其領導了十多年的反恐戰爭,指出美國政府忽略了「房間里的大象」(「房間里的大象」是英語成語,意為一個顯而易見卻無人願意談論的真實危險,這裡則指中共)。
邁克爾‧海登將軍在紐約時間早晨 7點打電話給筆者並自我介紹時,的確令人吃驚,那一刻筆者感覺自己舉足輕重。邁克爾‧海登在過去十餘年被認為是美國的「諜報之王」,許多敵對國家及恐怖組織都想偷窺隱他腦海裡的機密,哪害只有一瞬間。
然而海登將軍很謙遜,而且在通話時非常和藹。在 1990年代執掌美國空軍情報局之後,他升遷就職國家安全局長,七年之後又獲提名出任中央情報局長。
在中情局長任上,他每天都在小布希總統辦公室,成為總統的情報耳目。在美國幾乎無人有這種情報工作經歷。
2006年成為中央情報局首腦之後,他作出了重大改變,最引入注目的是使用無人飛機定點擊斃恐怖分子。這一措施此後在美國導致了不滿,因為無人飛機開始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炸毀可疑的汽車。
海登說這些說法是「不可避免的」:「有誇大其詞,但不是完全不準確 ——的確有附帶性損害(collateral damage)。」
即使海登將軍表示有點後悔,但他並不打算請求原諒。
在他任職期間,中央情報局從一個收集美國境外情報的機構轉型為更像它二戰時期的前身 ——戰略情報局,當時其行動範圍包括襲擊納粹目標、刺殺、綁架、破壞。
海登將軍不是在道歉,而是停下來反思在職期間所做的工作,尤其是「沉迷於反恐戰爭」,這是 911之後的十多年間他親自領導並決定的一項政策。
海登將軍認為,反恐政策吸引了美國情報界的注意力,但使他們忽略了一個長期威脅,就是「房間里的大象」。此問題稍後詳談。
大紀元:在您擔任國家安全局長期間,您為布希當局提供了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佐證,使政府更加確定需要開戰。此證據發現是錯的。您是否對此後悔?
海登:「當然,我們錯了,而且那是我的職責,不是執政當局的職責;我要進一步說,這不僅是我們錯了,而且我們給了當局一種自信,而我們自己對情報都沒有這種自信。」
大紀元:位居您這樣的位置,會不會有時感到有「天大的權力」統治全球事務並塑造世界?
海登:「有時並不會感到如此,一個情報官需要謙遜。當他與總統開會時,一個情報官能做的是提供合乎邏輯的政策討論的範圍。
「持平地說,在情報界,有時最多就只有旁證,如果你能使某些東西達到絕對肯定的程度,那麼這可能不再是一個情報問題了。人們將情報混同於在法院系統立案,但在法院系統,訊息是用於證明某些事情,排除一切懷疑;然而情報的目的是面對持續懷疑時,還要能夠採取行動。」
電子諜報
在任職中情局之前,海登將軍改革了另一個情報機構 ——國家安全局,該局負責截住並處理來自全世界的電話和傳真。
在布希總統支持下, 911恐怖攻擊讓海登啟動了國家安全局規模空前的偵測及資訊搜集計劃。斯諾登叛逃後形容該機構成為某種「老大哥」,把國安局推到輿論攻擊的前線。
海登將軍對此很坦然,在所著新書《游走邊緣:恐怖時代的美國情報》( 2016版)中,他選擇果斷回應這些嚴重誤解。他指出,媒體在「看電影」解讀國安局作業。
在情報界,有時候間接證據就是你擁有的一切
不像《 24反恐任務》或《諜影重重》的故事,海登將軍的著作平鋪直敘不帶戲劇性,他向讀者展示美國情報機關所做的實際工作。
他說:「我們理論上有能力接觸大部份進出美國的電話,」但他強調,實際操作中,只有在確認通話雙方都與恐怖組織有關時,國安局才監聽電話。
書中有數十頁內容,海登將軍試圖揭露國安局的資訊搜集作業,並且反擊斯諾登。
他表示,斯諾登的行為實際上幫助的是摧毀網絡自由的國家,這些國家害怕自由交換意見和自由貿易,並想要控制網絡言論 ——例如中共。
他指出,斯諾登為這些國家提供彈藥,即聲稱美國人強調自由網絡,而實際上卻監視每一個人。
大紀元:中共的間諜活動和美國所做的有何區別?
海登:「我們的確有進行間諜作業,但這些間諜工作是為了我們公民的自由和安全,我們不會使用國家諜報工具謀取商務優勢,這是美國與其他國家最大的不同。
「舉例而言,去年中共竊取了我們人事辦公室的 2,400萬記錄,我們沒有抱怨,那是合法的國家間諜行為,如果我能對中共這麼做,我也會這樣做,我們的錯誤是沒有保護好我們自己的資訊。」
大紀元:但當他們入侵美國商業公司電腦,將獲得的訊息交給中國公司時,對你而言就是一個不同的故事。
海登:「你問我美國與其他國家有何不同 ——這就是不同。」
海登引用了其它事件中聯邦調查局長科米在《 60分鐘》節目中的評論。科米說在美國有兩種公司:那些已經被中共駭客入侵的公司,以及那些不知道已被中共駭客入侵的公司。
根據美國智慧財產權保護委員會的數據,中共盜取資訊導致美國公司每年損失 3千億美元,以及 120萬個就業機會。
筆者試圖就此話題深入探討,詢問海登將軍有關中國電信公司 ——例如智能手機及網路設備製造商華為正在從事間諜行為,他證實華為替中共集團從事間諜活動,但不想談及具體情況。
他說:「我不討論這些公司的細節,例如華為、中興通訊、聯想以及其他,也因為它們之間有所不同,但是我可以這麼說,中國一般電信工業為了對抗美國所下的功夫非常驚人 ,我從未看過如此大規模且持續不斷的針對美國的攻擊。」
記者力求獲得更多的訊息,海登將軍回答說:「華為正在某個國家建立基礎設施,這讓中共當局更容易暗中窺探那個國家。我能談的只有這樣。」
大紀元:以色列強烈關注中共以合法合伙人的身份,試圖在各項主要交易中竊取以色列公司的技術。以色列公司該做什麼呢?
海登:「我反對中共偷竊技術,但我很贊成中國人發明自己的技術,在這兩者之間,中國公司在經營企業的過程中獲得特定技術,這是好是壞取決於各別情況(指有時合法取得技術,但有時非法取得技術)。
「我不是在說中國人是美國或以色列的敵人,而且我們國家間不能有任何關係,而是說中共為了竊取工業情報已制定了國家政策。」
在書中,海登敘述了他擔任國家安全局長期間前往中國會晤中共軍方總參三部部長,然而並沒有提及會面的細節或幕後的故事,他選擇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方面著墨。
「有個實例,我們車隊正趕去會談時,有個固執的司機不願意為我們的小車隊讓路,當我們最後超過他時,我從後視鏡看到後面車上的警察停下來,將他攔住,他們把他從車中拖出來開始毆打。
「稍後在紫禁城的一次觀光中,一大隊黑制服警衛將中國遊客趕出去,為我們清場,我們假裝疲勞並要求趕快離開。
「我很好奇中國人會怎麼想我們對這些事的反應?他們對我們了解是否少到認為我們不會介意?或者也許他們不知道我們,而且毫不在乎,或者也許他們試圖傳遞另一種訊息。我不明白。」
大紀元:最近幾年,大紀元時報曝光了在中國的嚴重侵犯人權的事件,例如對無辜的良心犯活摘人體器官。這些事情是否列入情報機關的工作範疇?
海登:「是的,我們有總體報告。我們政府會根據優先度來規定我們搜集情報,我們也盡力按照這些要求做,其中就包括中國的人權狀況。」
房間裡的大象
如今,在多年反恐之後,前美國情報首長以更廣的視角觀察美國政府及其情報部門的活動,不同於其他權高位重者,他較少擔心伊斯蘭國或者目前橫掃歐洲的難民潮。
當然他仔細追蹤,也看到了處理這些事件的重要性,但他經常自問:只關注過去十多年間由他親自領導的反恐戰爭,會不會使美國情報機關忽略了「房間裡的大象?」
海登說:「我們已變得極端聚焦在當前的威脅並處理這些威脅,在美國情報界當前所做的『情報分析』大部分聚焦在具體目標。例如,試圖確定沒人帶著炸彈上飛機。傾向處理緊急又迫切的事件很自然,但我的確認為這付出的代價是更長期的戰略性要素。」
這是關於我們和中共之間的長期動態觀
大紀元:什麼是威脅的因素?什麼是「房間裡的大象」?
海登:「毫無疑問是中共。這裡我不是僅僅談威脅,我在談用中國正在做及想要做的事,瞭解中國並與之建立關係。
「坦白說,我們對俄國的情勢沒有掌握好,我們最好趕緊補救並更了解普亭,以及俄羅斯現在的動態。當俄羅斯從敘利亞撤軍時,似乎令我們出其不意,而且我想我們沒有正確掌握俄羅斯在克里米亞的所作所為。
「我認為美國情報界有共識這些是真的,問題是如何改變?目前的威脅(指恐怖主義)仍然很緊急。 」
海登將軍談及俄羅斯時,他將其歸入伊朗和北朝鮮之流的動盪威脅性國家,但談及中國時,他更進一步使用了嚴肅用語:如果我們不恰當地處理中國事務,那將會有「對世界災難性的後果」。
大紀元:「對世界災難性的後果」,您意思是什麼?
海登:「這是關於我們和中共之間的長期動態觀,一個現存強權美國和一個崛起強權中共之間的動態。這在歷史上以前發生過,有時一個新強權的出現得以和平處理,例如英國,百年前(和平)處理了美國的出現。
「其它時間,更經常不是這樣,處理的不當並導致大規模衝突,就像1914年的英國和德意志帝國。簡單說來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這事非常難以處理。」
大紀元:如果我們不能恰當處理與中國事務,您能預見什麼?
海登:「我確定偶爾會有對抗,將有事故,我最害怕有些事情可能演變為大衝突, 或者最低限度,會發生立場分裂 ,如同冷戰高峰時的美國和蘇聯那樣。」
大紀元:什麼使您開始反思您領導的歷經所有那些年的情報策略?
海登:「我尚在任時就開始了,我開始注意到一個問題,時間越久,我們的焦點越在反恐戰爭上,已在其它地方產生赤字。自從我離職後,赤字有增無減,在大衛‧彼得雷烏斯宣誓就職接任中央情報局長之前,我就告訴他,『大衛,你將每天努力工作提醒自己我們有更廣泛的義務』(而不僅僅是反恐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