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間諜：幫中共偷飛機反當替罪羊 被判7年
英文大紀元獨家報導顯示，在過去幾十年來，中共軍方從西方竊取機密，為經濟和軍隊科技化提供動力，卻未受到任何懲罰。
然而這並不等於為中共賣命的個人沒有受到影響。
今年1月下旬逃到美國的前中共軍官，現「中國婦權」大陸志願者、安徽維權人士姚誠以其親身經歷揭露了為中共做間諜反遭迫害的悲慘結局。
在5月14日洛杉磯中領館前舉行的「中共國家恐怖主義暴行展」啟程儀式上，姚誠接受了大紀元和新唐人專訪。他說：「我原先是海軍司令部的一個中校參謀。因為（在90年代）中國海軍要買兩條現代級驅逐艦，就是哈爾濱艦和兩架俄羅斯的卡式直升飛機，但俄羅斯不講價，從650萬漲到1,350萬，別無他法之下中共海軍密謀仿造，派我們出去搞這種飛機。我到了老撾，老撾有個（飛行）中隊，在有關部門配合下，我化名哈飛（哈爾濱飛機製造公司）工程師，帶著哈飛公司飛行員，培訓以後就把飛機飛回來，飛到雲南西雙版納。」
「飛機搞進來之後，介入到中共的權力鬥爭。因為搞這個飛機的時候有海軍的司令、副司令和海軍裝備論證中心主任劉卓明（劉華清的二兒子），和當時的軍委副主席張萬年之間鬧矛盾。然後俄羅斯發現了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偷他們的技術，俄羅斯就想中斷賣給中共武器。江澤民和劉華清都有批示，說這個行動是我個人所為，讓我當替罪羊，判了我7年。」
姚誠說自己就是中共鬥爭的犧牲品：「我其實是為共產黨和軍隊在做事。最後他們為了政治鬥爭犧牲我一個。我只是一個參謀，我也沒有能力去綁架飛機，而且都是組織安排的。最後出了事情以後把我關起來判7年，我心裡肯定不平衡。他們這個制度根本就沒有法律，不把人、人權當回事，隨隨便便把你關起來。我就是一個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他進一步解釋：「當時由於歐盟對中國的武器禁運，幾十年了，所以中國只能從俄羅斯買東西。俄羅斯又不把核心技術給你。我們在跟俄羅斯談判的時候他們就直接明說，比如我們買直升飛機，我們說美國『阿帕契』（Apache）直升機都沒有你報價那麼高。他們就說：人家飛機是好，但是人家不賣給你啊。中國這麼龐大的海軍，買幾架飛機解決不了，基本上都是仿造、偷。出來搞技術的，甚至到美國來搞技術的，海軍司令部很多。我只是一個飛機機械工程師，專業人員，所以我參與了老撾這個直升機的事情。我當時也沒意識到這些問題。沒想到我把飛機搞進來後反而判我刑。作為軍人執行命令是天職，所以幹這種不討好的事的人太多了。」
加入「中國婦權」 為被拐賣兒童尋親
蹲了7年監獄出獄後，姚誠轉向佛教，到寺院尋找心靈的寄託，卻無意中走入為他人維權的事業：「寺院的師父們跟我講，安徽寺廟有許多被丟棄的女嬰。我就去關注她們，在網上知道了『中國婦權』，做他們的義工志願者，幫助這些被遺棄拐賣的孩子。」
加入「中國婦權」的8年中，姚誠為被拐的28個孩子找到了家。在為孩子尋親的過程中，他親眼目睹了計畫生育政策帶來的後果。他說：「因為中國婦權當時分兩塊，一個是婦女，是高喻負責。兒童這塊是我負責。我們項目很多，幫助被拐兒童家庭尋親，寺院的女孩，（福建）莆田的童養媳等等。」
童養媳這個被中共宣傳的「舊社會」產物，居然在當代中國又興起了。而據姚誠的調查，這就是中共計畫生育政策的後果之一。
他說：「莆田有十幾萬童養媳。福建莆田的沿海地區漁民比較多，漁民都是以家庭為單位出海捕魚。那邊有個風俗就是女人不能上船，出海主要是男人。一條船兩三個人是做不起來的，所以一家人得有七八個男人上船。計畫生育又不能生這麼多，他就買孩子。從82年開始就可以看到，雲貴川地區的男孩子被拐到福建，人家裡需要勞動力啊。」
「這些男孩長大後需要討老婆，怎麼辦？漁民又窮，孩子又多，一家子自己生的帶買來的，五六個都有。討不起老婆，就去買小女孩，在家養起來（便宜啊），作為童養媳，十五六歲就嫁了。一家兩個三個都很多見，平均一家一個，我們算了一下，就是十幾萬，都是很保守的數字。
「童養媳、拐賣兒童是計畫生育導致的後果，計畫生育之前中國很少有拐賣兒童。有的家孩子多了送給親戚朋友養活，這是有的。但是到了計畫生育以後，特別是82年以後，孩子作為商品了。改革開放以後人的觀念變了，一切向錢看，道德沒有底線了。客觀上的計畫生育政策，加上人的思想腐化，就產生了兒童拐賣的市場。」
姚誠說，計畫生育政策初期引發的拐賣兒童多是把貧窮地區的孩子拐賣到沿海，然而95年96年後，這種拐賣兒童現象在全國各地都興起來了，只是大城市較少而已。
他說：「02、03年東莞深圳幾年之內拐走了1千多個孩子，所以09年時那邊的家長們示威遊行。當局才開展了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的專項活動。其實他們是雷聲大雨點小。不是真心幫助家庭。」「我們給他們建議過──五年做一次人口普查，做DNA比對，至少有一半的孩子可以回家。現在每個村都有片警、居委會。誰家多個孩子是很清楚的事情。它為什麼不做？（因為）洗白了。就是這些家庭買了孩子後，通過給派出所錢上了戶口。怎麼去找？公安部門為什麼不做？因為他們做了以後，它和戶籍部門都要倒霉。派出所從所長到下面都有這種關係， 一種是給了幾千塊錢（賄賂），有的是親戚朋友的關係。它怎麼去搞？」
得不到官方的幫助，中國的家長們只好自己行動起來，姚誠說：「全國各地每個省都有一個家長自發的尋子聯盟。我們『中國婦權』和尋子聯盟互動，但是也被打壓。我們出去尋子，被他們當作不穩定因素。」
助六四學生領袖張林之女獲赴美簽證二次入獄
2013年姚誠因為民運友人張林的女兒張安妮合肥上學一事維權，再次被抓，以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判了1年10個月。
「六四學生領袖張林兩個女兒。大女兒在合肥上學，他想把二女兒（安妮）也搬到合肥照顧。我在合肥有個房子空著，就給他女兒住。小孩（到合肥）上學三天，四個國保把小孩綁架，弄得小孩沒法唸書。」
後來姚誠親自護送安妮到上海簽證，安妮成功赴美。姚誠卻莫名其妙地被以「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名逮捕判刑。「我去年6月份才出來。出來以後，今年1月份在美國朋友和美國大使館幫助下，秘密簽證，繞道東南亞，今年1月22日來到美國。」
姚誠說他逃出來了，可是「中國婦權」還有三個人在獄中。「共產黨打擊國外NGO組織，把我們『中國婦權』定為敵對反華勢力。我們四個人全部被抓。現在張林、蘇昌蘭、陳啟堂還在牢裡。」他說：「我出來了。我出來以後一定要多做一些揭露中共暴行。」
然而這並不等於為中共賣命的個人沒有受到影響。
今年1月下旬逃到美國的前中共軍官，現「中國婦權」大陸志願者、安徽維權人士姚誠以其親身經歷揭露了為中共做間諜反遭迫害的悲慘結局。
在5月14日洛杉磯中領館前舉行的「中共國家恐怖主義暴行展」啟程儀式上，姚誠接受了大紀元和新唐人專訪。他說：「我原先是海軍司令部的一個中校參謀。因為（在90年代）中國海軍要買兩條現代級驅逐艦，就是哈爾濱艦和兩架俄羅斯的卡式直升飛機，但俄羅斯不講價，從650萬漲到1,350萬，別無他法之下中共海軍密謀仿造，派我們出去搞這種飛機。我到了老撾，老撾有個（飛行）中隊，在有關部門配合下，我化名哈飛（哈爾濱飛機製造公司）工程師，帶著哈飛公司飛行員，培訓以後就把飛機飛回來，飛到雲南西雙版納。」
「飛機搞進來之後，介入到中共的權力鬥爭。因為搞這個飛機的時候有海軍的司令、副司令和海軍裝備論證中心主任劉卓明（劉華清的二兒子），和當時的軍委副主席張萬年之間鬧矛盾。然後俄羅斯發現了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偷他們的技術，俄羅斯就想中斷賣給中共武器。江澤民和劉華清都有批示，說這個行動是我個人所為，讓我當替罪羊，判了我7年。」
姚誠說自己就是中共鬥爭的犧牲品：「我其實是為共產黨和軍隊在做事。最後他們為了政治鬥爭犧牲我一個。我只是一個參謀，我也沒有能力去綁架飛機，而且都是組織安排的。最後出了事情以後把我關起來判7年，我心裡肯定不平衡。他們這個制度根本就沒有法律，不把人、人權當回事，隨隨便便把你關起來。我就是一個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他進一步解釋：「當時由於歐盟對中國的武器禁運，幾十年了，所以中國只能從俄羅斯買東西。俄羅斯又不把核心技術給你。我們在跟俄羅斯談判的時候他們就直接明說，比如我們買直升飛機，我們說美國『阿帕契』（Apache）直升機都沒有你報價那麼高。他們就說：人家飛機是好，但是人家不賣給你啊。中國這麼龐大的海軍，買幾架飛機解決不了，基本上都是仿造、偷。出來搞技術的，甚至到美國來搞技術的，海軍司令部很多。我只是一個飛機機械工程師，專業人員，所以我參與了老撾這個直升機的事情。我當時也沒意識到這些問題。沒想到我把飛機搞進來後反而判我刑。作為軍人執行命令是天職，所以幹這種不討好的事的人太多了。」
加入「中國婦權」 為被拐賣兒童尋親
蹲了7年監獄出獄後，姚誠轉向佛教，到寺院尋找心靈的寄託，卻無意中走入為他人維權的事業：「寺院的師父們跟我講，安徽寺廟有許多被丟棄的女嬰。我就去關注她們，在網上知道了『中國婦權』，做他們的義工志願者，幫助這些被遺棄拐賣的孩子。」
加入「中國婦權」的8年中，姚誠為被拐的28個孩子找到了家。在為孩子尋親的過程中，他親眼目睹了計畫生育政策帶來的後果。他說：「因為中國婦權當時分兩塊，一個是婦女，是高喻負責。兒童這塊是我負責。我們項目很多，幫助被拐兒童家庭尋親，寺院的女孩，（福建）莆田的童養媳等等。」
童養媳這個被中共宣傳的「舊社會」產物，居然在當代中國又興起了。而據姚誠的調查，這就是中共計畫生育政策的後果之一。
他說：「莆田有十幾萬童養媳。福建莆田的沿海地區漁民比較多，漁民都是以家庭為單位出海捕魚。那邊有個風俗就是女人不能上船，出海主要是男人。一條船兩三個人是做不起來的，所以一家人得有七八個男人上船。計畫生育又不能生這麼多，他就買孩子。從82年開始就可以看到，雲貴川地區的男孩子被拐到福建，人家裡需要勞動力啊。」
「這些男孩長大後需要討老婆，怎麼辦？漁民又窮，孩子又多，一家子自己生的帶買來的，五六個都有。討不起老婆，就去買小女孩，在家養起來（便宜啊），作為童養媳，十五六歲就嫁了。一家兩個三個都很多見，平均一家一個，我們算了一下，就是十幾萬，都是很保守的數字。
「童養媳、拐賣兒童是計畫生育導致的後果，計畫生育之前中國很少有拐賣兒童。有的家孩子多了送給親戚朋友養活，這是有的。但是到了計畫生育以後，特別是82年以後，孩子作為商品了。改革開放以後人的觀念變了，一切向錢看，道德沒有底線了。客觀上的計畫生育政策，加上人的思想腐化，就產生了兒童拐賣的市場。」
姚誠說，計畫生育政策初期引發的拐賣兒童多是把貧窮地區的孩子拐賣到沿海，然而95年96年後，這種拐賣兒童現象在全國各地都興起來了，只是大城市較少而已。
他說：「02、03年東莞深圳幾年之內拐走了1千多個孩子，所以09年時那邊的家長們示威遊行。當局才開展了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的專項活動。其實他們是雷聲大雨點小。不是真心幫助家庭。」「我們給他們建議過──五年做一次人口普查，做DNA比對，至少有一半的孩子可以回家。現在每個村都有片警、居委會。誰家多個孩子是很清楚的事情。它為什麼不做？（因為）洗白了。就是這些家庭買了孩子後，通過給派出所錢上了戶口。怎麼去找？公安部門為什麼不做？因為他們做了以後，它和戶籍部門都要倒霉。派出所從所長到下面都有這種關係， 一種是給了幾千塊錢（賄賂），有的是親戚朋友的關係。它怎麼去搞？」
得不到官方的幫助，中國的家長們只好自己行動起來，姚誠說：「全國各地每個省都有一個家長自發的尋子聯盟。我們『中國婦權』和尋子聯盟互動，但是也被打壓。我們出去尋子，被他們當作不穩定因素。」
助六四學生領袖張林之女獲赴美簽證二次入獄
2013年姚誠因為民運友人張林的女兒張安妮合肥上學一事維權，再次被抓，以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判了1年10個月。
「六四學生領袖張林兩個女兒。大女兒在合肥上學，他想把二女兒（安妮）也搬到合肥照顧。我在合肥有個房子空著，就給他女兒住。小孩（到合肥）上學三天，四個國保把小孩綁架，弄得小孩沒法唸書。」
後來姚誠親自護送安妮到上海簽證，安妮成功赴美。姚誠卻莫名其妙地被以「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名逮捕判刑。「我去年6月份才出來。出來以後，今年1月份在美國朋友和美國大使館幫助下，秘密簽證，繞道東南亞，今年1月22日來到美國。」
姚誠說他逃出來了，可是「中國婦權」還有三個人在獄中。「共產黨打擊國外NGO組織，把我們『中國婦權』定為敵對反華勢力。我們四個人全部被抓。現在張林、蘇昌蘭、陳啟堂還在牢裡。」他說：「我出來了。我出來以後一定要多做一些揭露中共暴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