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我在文革期間的醒悟
今天是文革爆發50週年。找了20年前發表的一篇文章作為紀念，這只是文革的一個小小方面。文革對中國社會影響之巨可以寫幾10萬字的論文到現在由文革紅衛兵一代掌權是什麼樣子，人們也看到了。我對文革總的回顧，寫在我的回憶錄之中。
1996年5月1日
我在大學讀的專業是「中共黨史」，但是真正對中共黨史有些認識，還是文革期間，這大概就是所謂「在實踐中學習」了。從這點來說，文革對我說是有積極意義的，或者說是「壞事變為好事」。
林彪事件後認定毛是奸雄
雖然是學黨史專業，但是真正的機密文件我們還是無法接觸到的，因為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中共黨史已按「毛主席革命路線」來編寫，隱惡揚善，讀得越多，中毒越深。因此在毛澤東發動文革之後，自己自然而然「緊跟毛主席幹革命」，一直到以後經過好多事實的教育才走上「和平演變」道路。
文革初期的狂熱，紅衛兵的過激行動，包括親人被鬥、家裏被抄，幾乎掃地出門，自己都用「正確對待群眾運動」、「分清主流支流」等來要求自己。而真正開始出現比較大的疑問，是1967年1月27日上海紅衛兵大專院校革命委員（紅革會）炮打張春橋時，被作為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反革命事件」。原來他們號召人們造反，卻不許造他們的反。那不是對別人馬列主義，對自己自由主義嗎？雖然當時我認為毛澤東可能受蒙蔽，但對文化大革的純理想主義認識已經動搖。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走墜機身亡以後，對中共和毛澤東的「英明偉大」更加不相信了。特別是「批林」過程中公佈的《「571工程」紀要》和毛澤東在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信，更使我對毛澤東有了好多看法，根本不是甚麼「偉大領袖」，而是精於權術鬥爭的奸雄。
首先，《「571工程」紀要》對形勢的看法我有同感，例如：全國各階層對中共和毛的日益不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紅衛兵受利用等等。特別是揭露毛利用甲打乙，利用乙打丙的權術，哪裏是什麼「無產階級革命家」，還不是封建主義的統治術？
其次，江青的那封信披露毛在文革初期已對林彪有看法，可是又利用他打劉少奇，並且當他為唯一的「接班人」。這更是印證了《「571工程」紀要》中對毛的權術的揭露。
閱讀2本書看透共產黨本質
這期間，中共對局勢已逐漸失控。我找來了吳唅的《朱元璋傳》來看，對照毛的所作所為，所謂：「理論聯繫實際」，進一步認識毛的本質。這時候，中共也「內部出版」了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的《第3帝國的興亡》和《赫魯曉夫回憶錄》，我因為朋友多，有幸充當「借書掮客」。也就是不認識的雙方由我作中間人相互交換書籍看，交換時因為書籍經過我的手而由我先睹為快，看到了這2本書。我把毛澤東和希特勒對照，除了「種族主義」改為「階級鬥爭」之外，希、毛在好些方面都可以「對號入座」，毛澤東作為獨裁者的形象在我腦海中確立。而看了《赫魯雪夫回憶錄》，進一步認清共產黨的內部專橫、腐敗，蘇共如此，「以俄為師」中共焉能例外？而赫魯雪夫肯定韓戰是北韓的金日成先發動的，更使我進一步認識中共虛偽的本質並非文革才有，遠至50年代初就是。而「解放前」的國共鬥爭，中共不虛偽嗎？於是，對中國現代史，都要重新評價，不可以用以前學到的東西來認識歷史，認識現實，被顛倒的歷史要再顛倒過來，我也要重新做人。
在林彪事件以後，我還是有一點幻想，希望中共可以「批左」，但是不久毛澤東批《人民日報》王若水，使我的幻想很快破滅。加上「批林批孔批周公」，江青、張春橋等彈冠相慶，並做接班的準備，使我對中共和毛澤東徹底絕望，遂決定離開中共的統治，走向自由的世界。
痛下決心離開社會主義祖國
在這以前，1961年的大饑荒時期，我媽媽從印尼回中國大陸探親，問我想不想出國。當時我還很「革命」，要同黨和人民「同甘共苦」。家裏寄來的食品和外匯可以換來的各種票證還和同事朋友「共產」，豈料後來差一點成為「腐蝕革命幹部」的罪證，因而早早地被踢出高等學府。文革期間在工廠勞動，72年美國尼克遜總統訪問北京後，中共政策略有鬆動，我媽媽72年、73年夏天都來上海看我，問我出去不出去？我仍相當猶豫，因為對外面世界已相當生疏，而且仍希望中共和毛澤東能糾正「左」的路線。到74年中共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時候，我終於痛下決心離開曾經是我的理想，並為之葬送青春的「社會主義祖國」。這種「決裂」相當痛苦，但也勢在必行。74年夏天老爸從印尼來上海，我正式遞上出國申請書。當時我妻子家裏反對，我妻子則尊重我的選擇，但不答應我帶兒子、女兒出去，因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如何，擔心還是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但我還是狠下決心，一個人出去。1955年回國時10大件行李，76年出國來香港時，只背了一個小背包孤身上路。只要能離開中共的獨裁統治，我願意付出一切代價。而我的妻子和子女3年後才出來，但是因為她的高知家庭在文革中大受衝擊而得了心臟病，在香港動了手術，10年之後還是過世了。
我來香港後即給報刊寫稿，評論中國大陸的時事。80年代中期，有香港新華社官員問我，有什麼政策還沒有「落實」的？我說：人在香港，並不希罕什麼政策了。文革當中我很幸運沒有被打成牛鬼蛇神，但也屬於「邊緣人」，亦受到小衝擊，比別人幸運多了。但我在社會上看得多了，也會思考，並且還有一個曾被扭曲後又恢復正常的良心，我絕對不會認同中共的所作所為，我無法改變它，就只能遠離它。文革30年了，離「結束」也20年，而且雖然鄧小平否定了文革，但實際上文革還沒有結束。中共的好些做法，而是充滿著文革遺風。例如：「講政治」、封鎖資訊、鎮壓不同政見者等。在香港，中共挑起群眾鬥群眾，分化破壞好端端的一個繁榮社會。而我的寫作生涯現在也在被封殺中，只能「見縫插針」和「打擦邊球」，並且被列入「黑名單」……。看來香港如果不補文革的課，香港人就不配和國內同胞「同甘苦、共呼吸」了。
(1996年5月1日)
－－轉自作者facebook
1996年5月1日
我在大學讀的專業是「中共黨史」，但是真正對中共黨史有些認識，還是文革期間，這大概就是所謂「在實踐中學習」了。從這點來說，文革對我說是有積極意義的，或者說是「壞事變為好事」。
林彪事件後認定毛是奸雄
雖然是學黨史專業，但是真正的機密文件我們還是無法接觸到的，因為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中共黨史已按「毛主席革命路線」來編寫，隱惡揚善，讀得越多，中毒越深。因此在毛澤東發動文革之後，自己自然而然「緊跟毛主席幹革命」，一直到以後經過好多事實的教育才走上「和平演變」道路。
文革初期的狂熱，紅衛兵的過激行動，包括親人被鬥、家裏被抄，幾乎掃地出門，自己都用「正確對待群眾運動」、「分清主流支流」等來要求自己。而真正開始出現比較大的疑問，是1967年1月27日上海紅衛兵大專院校革命委員（紅革會）炮打張春橋時，被作為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反革命事件」。原來他們號召人們造反，卻不許造他們的反。那不是對別人馬列主義，對自己自由主義嗎？雖然當時我認為毛澤東可能受蒙蔽，但對文化大革的純理想主義認識已經動搖。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走墜機身亡以後，對中共和毛澤東的「英明偉大」更加不相信了。特別是「批林」過程中公佈的《「571工程」紀要》和毛澤東在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信，更使我對毛澤東有了好多看法，根本不是甚麼「偉大領袖」，而是精於權術鬥爭的奸雄。
首先，《「571工程」紀要》對形勢的看法我有同感，例如：全國各階層對中共和毛的日益不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紅衛兵受利用等等。特別是揭露毛利用甲打乙，利用乙打丙的權術，哪裏是什麼「無產階級革命家」，還不是封建主義的統治術？
其次，江青的那封信披露毛在文革初期已對林彪有看法，可是又利用他打劉少奇，並且當他為唯一的「接班人」。這更是印證了《「571工程」紀要》中對毛的權術的揭露。
閱讀2本書看透共產黨本質
這期間，中共對局勢已逐漸失控。我找來了吳唅的《朱元璋傳》來看，對照毛的所作所為，所謂：「理論聯繫實際」，進一步認識毛的本質。這時候，中共也「內部出版」了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的《第3帝國的興亡》和《赫魯曉夫回憶錄》，我因為朋友多，有幸充當「借書掮客」。也就是不認識的雙方由我作中間人相互交換書籍看，交換時因為書籍經過我的手而由我先睹為快，看到了這2本書。我把毛澤東和希特勒對照，除了「種族主義」改為「階級鬥爭」之外，希、毛在好些方面都可以「對號入座」，毛澤東作為獨裁者的形象在我腦海中確立。而看了《赫魯雪夫回憶錄》，進一步認清共產黨的內部專橫、腐敗，蘇共如此，「以俄為師」中共焉能例外？而赫魯雪夫肯定韓戰是北韓的金日成先發動的，更使我進一步認識中共虛偽的本質並非文革才有，遠至50年代初就是。而「解放前」的國共鬥爭，中共不虛偽嗎？於是，對中國現代史，都要重新評價，不可以用以前學到的東西來認識歷史，認識現實，被顛倒的歷史要再顛倒過來，我也要重新做人。
在林彪事件以後，我還是有一點幻想，希望中共可以「批左」，但是不久毛澤東批《人民日報》王若水，使我的幻想很快破滅。加上「批林批孔批周公」，江青、張春橋等彈冠相慶，並做接班的準備，使我對中共和毛澤東徹底絕望，遂決定離開中共的統治，走向自由的世界。
痛下決心離開社會主義祖國
在這以前，1961年的大饑荒時期，我媽媽從印尼回中國大陸探親，問我想不想出國。當時我還很「革命」，要同黨和人民「同甘共苦」。家裏寄來的食品和外匯可以換來的各種票證還和同事朋友「共產」，豈料後來差一點成為「腐蝕革命幹部」的罪證，因而早早地被踢出高等學府。文革期間在工廠勞動，72年美國尼克遜總統訪問北京後，中共政策略有鬆動，我媽媽72年、73年夏天都來上海看我，問我出去不出去？我仍相當猶豫，因為對外面世界已相當生疏，而且仍希望中共和毛澤東能糾正「左」的路線。到74年中共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時候，我終於痛下決心離開曾經是我的理想，並為之葬送青春的「社會主義祖國」。這種「決裂」相當痛苦，但也勢在必行。74年夏天老爸從印尼來上海，我正式遞上出國申請書。當時我妻子家裏反對，我妻子則尊重我的選擇，但不答應我帶兒子、女兒出去，因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如何，擔心還是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但我還是狠下決心，一個人出去。1955年回國時10大件行李，76年出國來香港時，只背了一個小背包孤身上路。只要能離開中共的獨裁統治，我願意付出一切代價。而我的妻子和子女3年後才出來，但是因為她的高知家庭在文革中大受衝擊而得了心臟病，在香港動了手術，10年之後還是過世了。
我來香港後即給報刊寫稿，評論中國大陸的時事。80年代中期，有香港新華社官員問我，有什麼政策還沒有「落實」的？我說：人在香港，並不希罕什麼政策了。文革當中我很幸運沒有被打成牛鬼蛇神，但也屬於「邊緣人」，亦受到小衝擊，比別人幸運多了。但我在社會上看得多了，也會思考，並且還有一個曾被扭曲後又恢復正常的良心，我絕對不會認同中共的所作所為，我無法改變它，就只能遠離它。文革30年了，離「結束」也20年，而且雖然鄧小平否定了文革，但實際上文革還沒有結束。中共的好些做法，而是充滿著文革遺風。例如：「講政治」、封鎖資訊、鎮壓不同政見者等。在香港，中共挑起群眾鬥群眾，分化破壞好端端的一個繁榮社會。而我的寫作生涯現在也在被封殺中，只能「見縫插針」和「打擦邊球」，並且被列入「黑名單」……。看來香港如果不補文革的課，香港人就不配和國內同胞「同甘苦、共呼吸」了。
(1996年5月1日)
－－轉自作者face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