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被中共刪除的「長征」真相
紅軍下飯館 做皮衣 吃鍋貼羊肉
在中共向人民的宣傳中,「長征」是北上抗日的「艱苦卓絕的壯舉」,紅軍每天冒著槍林彈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樹皮、吃皮帶充飢。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的作者、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撰文說,被中共刪掉的何滌宙所寫的《遵義日記》文獻價值最高。這本日記卻寫了紅軍幹部團(紅軍大學)的幾個幹部在1935年初進入遵義城後的10天裡,經常去飯店點菜吃飯,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雞的質量越做越差;作者還利用空閒時間,把組織分配的打土豪獲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縫店改做皮衣,被貪小利的裁縫偷工減料,生了一肚子的氣。
何滌宙的《遵義日記》還詳細寫到他在遵義的10天,既沒有去學校進行革命宣傳,又寫到紅軍幹部和遵義學生打籃球比賽,跳舞聯歡。
在1927年「八一南昌暴動」中擔任參謀團祕書長,後任中共陝甘寧省委宣傳部長和新四軍祕書長的中共高官李一氓,在回憶文章中也曝出紅軍「長征」吃的特好:途中路線大半是產米地區,每天每頓都是米飯;困難時有酥油,還有鍋貼、水餃、火腿、羊肉吃。有時想辦法換口味,假如尋到豬油、麵粉,又能從老百姓家中借得平鍋,就自己做鍋貼。(摘自大陸《文人飲食譚》)
李一氓等紅軍都是南方人,不知吃水餃是件大事,無論如何,一樣的材料,一樣的做法,經過煎烤,鍋貼比水餃香。愈做手藝愈純熟,他們的鍋貼甚至出了名。
李一氓還說,有一晚在甘肅臨洮縣屬的哈達鋪,幾個紅軍合資共得銀元一枚,向當地人買了一隻羊,幾個紅軍把羊分為若干種做法,有羊肉鍋貼,幾個人當晚就把一隻整羊吃光了。
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被抬著「長征」
中共一直宣傳說,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跟紅軍戰士同甘共苦,一起爬雪山過草地。
作家張戎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披露,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在長征開始形成了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三人集團」 ,他們躺在擔架上商議謀劃怎樣奪取黨政軍大權。
這個「三人集團」(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一塊兒行軍,通常是躺在擔架上。中央領導有權坐擔架。在艱難的長征中,他們大都被人抬著走。毛甚至設計了自己的旅行工具。張聞天夫人劉英回 憶毛誇耀他跟王稼祥的擔架:「『你看,我們設計了擔架哩。我和稼祥,一個病號,一個彩號,抬著走。』他同稼祥頗為得意地向我介紹他們的『傑作』。這種擔架,竹子抬桿,長長的,爬山方便,抬起來省力,上面用油布做成弧形的蓋,好像南方江河裏的船篷,不怕雨淋日曬。」
毛後來對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他長征中「坐在擔架上,做什麼? 我看書,看了不少書。」對抬擔架的人來說日子可就沒那麼舒服了。
長征過來人說:「爬山的時候擔架員們只能用膝蓋跪行,有時直到膝蓋跪爛,……才能爬到山頂。爬完一座山,灑下一路血與汗。」
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人在擔架上謀劃怎樣奪權。路窄時一前一後,路寬時並排抬著,讓他們的頭湊在一起好說話。 這「三人集團」決定他們的目標是撤掉博古和李德,把軍權給毛。黨權給張聞天,王稼祥將從政治局候補委員晉陞為正式委員。
也有民眾在網路上揭露,周恩來也是坐著擔架「長征」的。
中共領導「坐擔架」是「長征」中最激起憤怒的事情之一。一位「長征」老戰士在六十多年後說起來還氣得胸脯起伏:「他們說是說平等,自己坐擔架,地主作風。」
慘敗逃亡 血戰湘江林彪險些被俘 毛澤東垂頭頓足
1933年—1934年10月,蔣介石採用德國軍事顧問提出的堡壘戰略,調集近百萬兵力向中共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中共損失慘重,無法立足。10月21日開始,中央紅軍連同後方機關约九萬人倉皇從江西瑞金、萼都和福建長汀、寧化等地出發,向紅二、六軍團所在地湘西逃竄,開始了萬里大逃亡 —— 「長征」。
蔣介石在贛粵湘桂部署了四道封鎖線堵截中共紅軍,紅軍在越過贛粵湘前三道封鎖線時,損失不大。1934年11月25日~12月1日,中央紅軍自湖南逃到廣西興安縣至全州縣境內,乘夜強行偷越第四道湘江封鎖線時,小諸葛白崇禧親自指揮桂系鋼軍與紅軍在湘江血战。湖南何健派出的湘軍也隨後趕到廣西,跟桂軍從南北兩面合圍紅軍。
此役是中共中央紅軍在整個「長征」逃亡途中損失最慘烈的一役,紅軍血流成河,每一分鐘都有一個連甚至一個團被殲滅,由過湘江前的8萬多人銳減至3萬餘人。林彪紅一軍團損失慘重,其軍團指揮部差點被攻陷,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和參謀長左權都不得不親自拔槍自衛和戰鬥,才僥倖在激戰中逃生。彭德懷紅三軍團也遭到重創,紅5師師長和政委死亡,全師3,000多名官兵僅殘餘1,000人。號稱紅軍「鋼鐵之師」的紅34師連同師長陳樹湘全軍覆滅,毛澤東聞訊,垂頭頓足,流淚哀歎。紅八軍團1萬餘官兵,剩下不到1,000人,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渡過湘江時身邊僅剩一個士兵,紅八軍團的建制被撤銷。
據說,1949年中共竊國後,號稱共軍「軍事天才」的林彪與人一談起當年的湘江戰役時,還心有餘悸,感慨萬千地說:「湘江那仗打得太殘酷、太惡啊……」
紅軍「北上抗日」是謊言
湘江慘敗後,在顧祝同、薛岳指揮的中央軍堵截追擊下,中共紅軍逃到川北的懋功,在此與從大別山逃亡5千里而來的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會合。毛澤東跟張國燾分裂後,紅軍繼續向西逃亡,計劃通過甘肅河西走廊,逃到蘇聯去。後因無意中發現陝北還有一支劉志丹帶領的紅軍,再向西逃亡太危險,中共中央於是決定留在陝北。
當毛澤東和中共在1935年逃到延安之初,紅軍僅殘餘2萬人和占有3個貧窮縣的地盤,連生存自保都極度困難。而中共厚顏無恥,偽造歷史,自我標榜是「領導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造謠污蔑蔣介石和浴血抗戰的國軍「消極抗日,喪土失地」,「蔣介石躲在峨眉山上」,「蔣介石摘桃子」(竊取抗戰勝利果實)。
「長征」逃亡前 周恩來下令大屠殺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在正式開始祕密逃亡前,為了保證沒人逃跑和投降,周恩來下令中共政治保衛局進行嚴密整肅,對其不信任的紅軍官兵和老弱病殘進行血腥大屠殺。
留守中央蘇區的前紅軍代總參謀長龔楚親眼目睹紅十二軍參謀長林野夫婦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遭自己人背後用大刀砍殺。這些令人膽寒的殘酷肅反,令龔楚對中共澈底失去信心,隻身離隊投奔國民黨,成為「紅軍第一叛將」。
當時中共蘇區的政治保衛局權力無邊,常常一句「保衛局請你去問話」,就將人帶走。被傳去者,多數就此「失蹤」,毋須宣佈任何理由與後續消息。這一時期,被撤職審查的幹部士兵達數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設立十多個收容所。
政治保衛局的所謂審訊只是一句話:「你犯了嚴重的反革命錯誤,革命隊伍裡不能容許你,現在送你回去。」然後押著犯人到坑邊,一刀一腳,完工齊活。更殘忍的是,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後再動刀踢入或乾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煩。「這種殘酷的歷史性大屠殺,直到紅軍主力突圍西竄一個月後,才告結束。」
據《龔楚回憶錄》記載,紅軍撤退或在白區長途行軍時,必派出由政治保衛局人員組成的收容隊與後衛警戒部隊同行,落伍官兵如無法抬運,「便毫不留情地擊斃」,以免被俘洩密。
龔楚表示:「不但中下級幹部終日憂懼,不知死所,高級幹部也人人自危。在這種恐怖的氣氛籠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這時,我便暗萌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