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見血的謀殺 中國上百精神病院接受政治任務
中共濫用精神病治療手段系統迫害法輪功學員震驚國際社會。2003年5月世界精神病學協會(WPA)發表聲明,強烈譴責中共政府就用精神病醫院進行人權迫害,要求「無條件」接受世界精神病學協會「獨立調查」。
追查國際調查結果顯示,用「精神病治療」手段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案例遍布中國23個省市自治區,至少有上百所省、市、縣、區的精神病院參與了迫害。從案例的數量及分布範圍看,對法輪功學員的濫用精神藥物的迫害,是一個有計劃的、自上而下系統實施的政策,目的是通過藥物強迫法輪功學員放棄信仰。
突破封鎖 海外曝光近8000案例
對於精神健康的法輪功學員濫用精神病療法摧殘迫害的事例,從1999年7月以後陸續從中國大陸傳出。從2000年開始,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等海外媒體不斷報導法輪功學員被關進精神病院、戒毒所的案例。
2000年1月21日,《紐約時報》對北京房山公安分局所屬的周口店精神病院關押50多名法輪功學員一事進行綜合報導,其中寫道:「『他們不是病人,他們是來接受再教育的,』醫院附近的一個警察局發言人楊陽(音譯)今天告訴法新社記者。」
這則消息揭開了殘酷黑幕的一角:中共正在利用精神病院大規模關押迫害身心健康的法輪功學員。
2000年6月23日,《華盛頓郵報》報導了中國大陸32歲的計算機工程師蘇剛令人震驚的經歷,蘇剛因拒絕放棄法輪功而多次被單位保安部門拘留。2000年4月25日,蘇剛去北京上訪再次被抓,5月23日,其工作單位授權警察把他拖入精神病院。蘇剛的父親蘇德安說,醫生一天給蘇剛注射兩次不明藥物,一星期後,蘇剛已不能正常吃飯或移動肢體。6月10日,原本健康的蘇剛即死於心臟衰竭。蘇剛叔父蘇蓮禧因將「蘇剛之死」真相公諸於世,不久被當局送入勞教所勞教三年。
海外明慧網大量報導了突破中共嚴密封鎖透露出來的迫害案例,許多精神正常的法輪 功學員因被施以精神病治療手段而迫害,甚至致死的真實事例。截止2014年3月,明慧網有關「精神病院」文章和消息共7701篇。因中共封鎖消息,這些調查案例只是突破封鎖傳到海外的案例,僅是中共利用精神病院虐殺法輪功學員的冰山一角。
據「追查國際」和「中國精神衛生觀察」聯合追蹤調查發現,中國上百所精神病院把「收治」法輪功學員作為一項政治任務來完成,把是否寫保證放棄修煉作為評定治療效果和出院的標準。
美、英精神病協會曾促獨立調查
面對中共利用精神病院迫害身心健康的法輪功學員的殘酷事實,國際社會一直在呼喚正義。2000年5月美國精神病學協會濫用精神病學委員會督促世界精神病協會(WPA)調查中國精神病專家參與虐待精神正常的法輪功學員。
2001年4月7日英國醫學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發表新聞綜述,指出美國精神病協會(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已督促世界精神病協會抗議中共政府使用精神病院監禁持不同政見者和法輪功學員。2001年5月和7月美國精神病學協會和英國皇家精神病協會分別通過決議,要求世界精神病學協會(WPA)進行獨立調查。
2002年10月13日,部分美國精神病學醫師致信美參議員《美國精神病學醫師致信美參議員:作為一個人,我們有責任幫助那些遭受痛苦的人們》,要求關注中共濫用精神病學和醫學迫害折磨法輪功修煉者的事實,並呼籲美參議員通過決議,要求中共停止對法輪功修煉者的迫害。
2003年11月21日,由世界各國精神科醫生、心理學家、社會工作者、律師等組成了非政府組織——中國精神衛生觀察(China Mental Health Watch)。2004年1月8日,該組織致信世界衛生組織,通報了中共濫用精神醫療方法對法輪學員進行的精神迫害,呼籲國際社會制止這場正在中國發生的慘無人道的迫害。
醫生: 作為酷刑 致死的例子很多
倫敦大學法律系及其東方與非洲研究所中國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羅賓•蒙羅(Robin Munro)在他的題為《中國的司法精神病治療及其政治濫用》的長達130頁的報告中說,中共政府正在發動一場消滅法輪功的運動,將法輪功的堅定信仰者收押在精神病院裡。1999年7月法輪功在中國被禁後,中共因政治原因把人關進精神病院的案例明顯上升。
這篇研究發表在哥倫比亞亞洲法律期刊上。蒙羅說,中共公安部掌管一系列的特種醫院,專門監禁所謂政治異議人士,如今用在法輪功成員身上,他還說,這種系統是從前蘇聯學來的。
蒙羅在強調其報告原始案例的來源時說:「我的證據來源於官方公開的資料。」
前美國精神病與法律科學院主席(Former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iatry and the Law)、紐約醫學院精神科科海爾波教授(Abraham Haplern)強烈關切在中國醫院中,把精神正常的法輪功學員當成精神病病人強迫進行所謂的「治療」,並以過量的強烈治療精神病藥物注入體內後卻讓他們回家等待死亡。調查發現,頻繁使用的藥物包括「蘇比利」、「冬眠靈」、「冬眠一號」、氯丙秦、(Perphenazine、Chlorpromazine、Fluphenazine、Fluorohydroxypiperidine)、癸酸酯長效劑和其它未知物質。
美國精神病專家Sunny Lu教授表示,這些藥物給正常人服用或使用劑量過大會產生副作用,導致說話困難、行動遲緩,嚴重者抽風、甚至死亡。癸酸酯長效劑服用不當或劑量過大,副作用更大,更長效,會使人肌肉僵直、心力衰竭,甚至死亡。他們使用高劑量的,是作為一種苦刑,致死的例子很多。
她強調中國精神病協會根本不是一個獨立組織,在中國沒有任何一個學術組織可以獨立的存在,精神病的醫生不能獨立的做出診斷,讓病人出院都不能獨自的做出決定,完全是被政治所利用了。
2003年世界精神病學協會發布強烈聲明
精神病治療變成了中共迫害的政治的工具。曾調查過蘇聯類似迫害行動的精神病專家組織,正試圖將大陸這種做法公布於世,並安排「世界精神病學協會」成員進行調查。
2002年7月,世界精神病學會(WPA)發表了長達300頁的報告,報告中列舉了具體的事例說明中國存在濫用精神病治療手段的問題,並說被中共當局關押進精神病院的不但有持不同政見者,還有法輪功學員。
2002年8月,在橫濱舉行的有120個國家約六千名心理學專家和精神病醫生參加的世界精神病學會(WPA)年會上,與會者們通過了WPA與中國精神病學協會(CSP)赴北京舉行聯合調查的決議,並表示希望能夠在2003年完成這一調查工作。
此項聲明發布之後9個月時間裡,大陸又傳出32個新的用精神病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案例,包括3個新增的迫害致死案例。 2003年5月世界精神病學協會(WPA)發表聲明,強烈譴責中共政府就用精神病醫院進行人權迫害,要求北京「無條件」接受世界精神病學協會「獨立調查」。
海爾波教授(Abraham Haplern)表示:「這項聲明明確要求北京當局接受對強迫用『精神病治療』來迫害精神正常的法輪功學員和不同政見者的情況進行調查。這個聲明的措辭比任何人能想像的都強烈──要求北京當局不加任何限制條件地接受世界精神病協會成員去中國的任何一所醫院進行獨立調查,用自己的翻譯……北京當局無法忽視這項聲明。」
海爾波表示,這次的強烈譴責及聲明,是希望讓更多人能了解中共用精神病治療作為迫害法輪功學員的事實真相,而把這些訊息傳達給被矇蔽的中國人民。
不過,這項調查工作被中共於2004年單方面臨時取消。
2002年8月,人權觀察與日內瓦精神病治療委員會共同發表了中共濫用精神病治療詳細報告,也明確指出中共把法輪功學員堅持信仰診斷為精神病,不符合國際精神病診斷的標準。
聯合國收錄案例將通告全球
2005年,聯合國酷刑問題專員諾瓦克先生(Manfred Nowak)在他的中國實地考察報告中指出,在聯合國收到的從中國的投訴案中,法輪功的案例占了百分之六十六,其中有百分之八的酷刑折磨是在精神病醫院裡發生的。
2006年9月,跨國機構——公民人權委員會(Citizen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CCHR)首次在澳洲悉尼情人港會展中心舉辦了國際人權展,反映法輪功學員在中國遭受精神迫害的圖片以「中國的古拉格」(China's Gulags)為題在展覽中出現。
澳洲公民人權委員會(CCHR)發言人麥克‧伍茲接受採訪時說,展出法輪功受迫害的圖片目的是讓人們了解在納粹時期發生的事現在還在發生著,在納粹時期使用過的技術、譭譽方式還在被使用著。 2008年11月,於日內瓦召開的第四十一屆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年會上,反酷刑委員專門對精神病院強制關押迫害法輪功學員問題專門提出審查:「關於強制治療──我們注意到中國刑法第18條規定:一位精神病患者如果犯罪可不必承擔刑事責任,但必須接受強制性的精神治療;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注意到:本條款被錯誤的應用到非精神病患者身上,他們因為某些非醫療的原因而被羈押到精神病院中。比如本委員會所列舉的胡靜案例即屬此類,而中共當局並未就此給出滿意答覆(註:所謂『胡靜案例』,係『法輪功人權』提交聯合國的法輪功學員受精神病院迫害的其中一個案例)。」
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在2009年1月14日提交給本年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年會的報告中指出,「很多情況下,這種關押與強制治療是不經過法律審核的。比如,當聯合國特派專員諾瓦克教授訪華時注意到,在中共的行政拘留中,他們經常採用『強制藥物治療』手段,改變被關押者的思想。」
迄今為止,在聯合國,法輪功學員被中共迫害已經是公認的事實,聯合國處理法輪功案例超過1000例,這在聯合國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收入聯合國人權年度報告中的案例,意味著該案例將會通報各國政府,全球皆知。特派專員們將對侵犯人權的政府作出質詢,各會員國必須予以回覆和解釋,而他們的回覆與解釋也記錄在年度報告中。
利用精神病院系統迫害法輪功 美教授:中共承認
國際精神病協會(WPA)和中國精神病協會(CPA)2004年5月就世界各地對中共政府因為法輪功信仰而濫用精神病學手段懲罰其學員的指控達成協議。中共表示會糾正中國精神病學系統中的缺陷,他們說這些缺陷導致法輪功學員被誤治和虐待。
參與協商的紐約醫學院名譽教授哈羅德-艾斯特(Harold Eist)博士說,該協議不甚理想,但這個協議顯示中共政府前所未有地承認了對法輪功學員的「濫用精神病療法」。
為了摧毀法輪功學員的信仰,中共把不「轉化」的法輪功學員說成是精神病人關進精神病院,對其使用藥物摧殘,致使法輪功學員要麼被逼「轉化」,要麼被迫害成真正的精神病或中毒身亡,中共再反過來嫁禍、栽贓法輪功。
追查國際調查結果顯示,用「精神病治療」手段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案例遍布中國23個省市自治區,至少有上百所省、市、縣、區的精神病院參與了迫害。從案例的數量及分布範圍看,對法輪功學員的濫用精神藥物的迫害,是一個有計劃的、自上而下系統實施的政策。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簡稱「追查國際」)在2004年4月對中國大陸15個省的100多家精神病醫院(科)進行了調查,其結果顯示:83%的精神病院(科)明確承認「收治」法輪功修煉者,其中超過半數的精神病院承認只為轉化而強行關押沒有精神病症狀的法輪功學員,醫務工作者也清楚知曉「收治」法輪功修煉者是在執行一項政治任務。
合肥精神病院主治醫生承認是實施中共政法委命令:「藥量也是他們定,命令你必須吃!」護士長直接對法輪功學員說:「你不是精神病,你是我們這裡的特殊病人,其實就是政治犯。」
上海幾所精神病院和精神衛生中心的醫生聯合寫了一篇論文,其中提到法輪功已被政府定性,所以它不能診斷為氣功相關精神障礙,建議診斷成法輪功相關的精神障礙。也就是說,在診斷標準上加入了政治性,在論文裡面承認這是一種政治迫害。
據大陸一位神經內科醫師說,「大量事實表明,中國精神病醫務工作者清楚地知道『收治』法輪功修煉者是執行一項政治任務。但受當權者鎮壓政策壓力,將法輪功學員收治入院的唯一標準就是一個『煉』字。只為轉化而強行關押法輪功學員的精神病院在被抽樣調查的醫院中高達86%以上。」
利用精神病的名義來迫害法輪功,是由中共的公安系統主導的,在公安系統內部甚至有自己設置的20家精神病院,叫安康醫院。2010年,中共公安部在湖北武漢召開了「全國安康醫院工作會議」,在會議上提到安康醫院從1998年到2010年,收治的精神病人4萬餘人次。人數暴增的時間與1999年開始迫害法輪功幾乎同步。
在聯合國關注下依然被迫害致死
為應付國際社會壓力,中共當局的一些政策調整也自曝利用精神病院迫害的黑幕,中共警察網2010年5月28日報導一則消息也證實:「公安部:精神病院未經警方同意不得收治正常人」。
在許多地區,對法輪功學員作出「診斷」其患「精神病」的是派出所和「610」辦公室而不是精神病院的醫師。只須公安同意,精神病院就可以「收治」正常人;精神病院可以不計後果、不擇手段對正常人施用破壞神經的藥物。
湖北省赤壁市赤壁鎮八寶刀村六十多歲法輪功學員劉曉蓮在精神病院迫害兩年多,於2008年10月26日含冤離世。聯合國酷刑問題特派專員波文(Theo Van Boven)曾為劉曉蓮老人發出了緊急呼籲,並向聯合國負責言論自由特別報告專員送出了一項聯合緊急控訴。 2002年6月,劉曉蓮押到市人民醫院注射破壞人體細胞的毒液。當天晚上毒液發作,劉曉蓮七孔出血,上吐下瀉。五天後,看守所警察確認劉曉蓮快不行了,便讓她丈夫寫了擔保,勒索3000元後釋放。
回家後,劉曉蓮掙扎著爬起來,到外面去揭露這場罪惡荒唐的對法輪功的迫害與鎮壓。2006年5月13日,赤壁市公安局再次非法綁架劉曉蓮,以精神病為藉口將其非法關押在赤壁市浦紡精神病院(赤壁市蒲圻紡織總廠醫院精神病專科)摧殘。在精神病院,中共要劉曉蓮配合寫放棄修煉法輪功保證書轉化,劉曉蓮說:「正道絕對不配合邪道」,於是被注射毒針成了啞巴,然後釋放。
劉曉蓮毫不屈服,她拿筆親自寫下了自己被精神病院毒啞的迫害經過,其中寫道:「惡醫張主任及其幫凶使用高壓電棍、電針電我四個小時、並指使年輕男精神病號侮辱、打罵、侵犯我。使用毒藥灌食、吊針注射,一天一夜吊注毒藥水十斤,毒害我的生命。這次注射後,我整個身體發黑,與黑人沒甚麼兩樣。這次我被邪惡毒昏了兩天兩夜,待我清醒時突然不能說話了,成啞巴了。」
2006年9月1日,已經是啞巴的劉曉蓮再次被關進赤壁市浦紡精神病院。這一次把劉曉蓮綁架進精神病院時,赤壁鎮中共黨委副書記周新華找到她丈夫「商量」說:「如果把她搞死,你打算要我們補償多少安葬費呢?」在公安一定要搞死劉曉蓮的目的之下,經過精神病院兩年多的關押迫害,劉曉蓮老人受盡了精神上和肉體上的百般折磨,全身浮腫,進食困難,生命奄奄一息。2008年10月26日,劉曉蓮老人含冤離世。
健康正常的法輪功學員被強迫關進精神病院、戒毒所,許多人被強迫注射或灌食多種破壞中樞神經的藥物,並遭受長時間捆綁、電擊等酷刑。破壞中樞神經系統的藥物致使有的法輪功學員全身癱瘓或局部癱瘓;有的雙目失明,兩耳失聰;有的身體肌肉、器官腐爛;有的部分或全部喪失記憶,成為呆癡;有的導致內臟功能嚴重損害;有的被迫害致瘋;有的由於藥物發作很快死亡。
株連政策脅迫單位及家人成幫凶
此外,沒有在精神病院被關押過的人,沒有在精神病院工作過的人,很難真正地體會和了解一個正常人被關進精神病院、常年和真正的瘋子關在一個房間裡的痛苦,它比蹲真正的監獄還令人恐怖。譬如,真正的患者因為不知道痛覺,一不留神,就可能會把手指咬掉,或把眼珠摳下來。中共為了達到恐怖威嚇的效果,卻故意將完全健康的迫害對像和這種精神病人關在一起。
同時,中共為迫害法輪功學員而採取株連政策,將迫害與施害者的個人利益掛鉤,包括精神科專家、醫生及護士,公安、單位領導、同事及家屬等等都是被株連的對象。
有受害人家屬在高壓政策下,因害怕受到經濟、政治株連而主動選擇迫害親人。如中共以「不送精神病院即送勞教所」來恐嚇、矇騙受害人的家屬,以致家屬在「兩害取其輕」的心態下將親人送進火坑。有些家屬甚至配合警察給「保外就醫」的法輪功學員在家注射不明精神病藥物。
「多少年後,小女兒悔恨地告訴我:當時她和爸爸第二次將我送進精神病院,想讓我一直呆在那裡,直到瘋了再領回家。他們認為哪怕伺候一個瘋子,也不想再擔驚受怕。」原煙台警備區副司令的妻子說。這樣一個人倫悲劇,就發生在江澤民發動的迫害法輪功運動中。
她說,丈夫當時是煙台警備區副司令員,在江澤民的「株連」政策下,我的丈夫和小女兒在極度恐怖的精神壓力下,通過親戚聯繫到一家精神病院的副院長,編造了假病歷,毓璜頂派出所的警察朱衛民和我丈夫、小女兒以檢查身體為由,將我騙到精神病院,以精神病的名義直接送進病房。
進病房後她被強制換上病號服,被綁在床上打吊瓶、吃藥,如果不吃,就會被從鼻子插進塑料管直接灌藥或者捏著鼻子往嘴裡灌。直到她精神即將崩潰的邊緣,才被領回家。
著名畫家齊白石的孫女、著名畫家齊秉淑女士1999年「7.20」以後多次被抓,僅僅因為她堅持自己的信仰,堅信「真、善、忍」,還多次送進精神病院。1999年,她的哥哥夥同派出所及北京市朝陽區大北窯鎮大柳樹精神病醫院的人強行將她關進精神病醫院。精神病院的大夫說她得了「氣功分裂症」,強行給她打針、吃藥,並說「等甚麼時候法輪功結束了甚麼時候放。」在精神病院非法關押期間,她曾逃出來一次,但其兄夥同精神病醫院的人再次將她關進大柳樹精神病醫院。其子任憑齊的哥哥及派出所、大柳樹精神病醫院對她進行迫害,她兒子說:「接出來?接出來又得有人來找她。」
可以對迫害者施以控告
精神病院本來是使精神病人得以康復療養之地,但在江氏集團及中共迫害法輪功的運動中,精神病院被演變成為肉體迫害和精神摧殘法輪功學員的工具,把所有中國人推向了道德毀滅的危險境地。
追查國際調查顯示,十多年來,山東省利用精神病院虐殺法輪功學員情況最嚴重,其次是黑龍江、湖北、湖南、吉林、四川、河北等地。
大陸知名維權律師蘭志學對大紀元表示,中共對法輪功學員進行精神病迫害的案例很多,遼寧省朝陽市法輪功學員姜偉就是自己經手的一個典型案例,目前已經掌握了姜偉在精神病院被迫害的證據,隨時可以對迫害者施以控告。 中共大規模、系統化使用精神病院來迫害人權是從迫害法輪功開始的,後來很多上訪的民眾、維權人士、異見人士都成為精神病院迫害的受害者。
「民生觀察」負責人劉飛躍表示,把一個沒有精神疾患的人送進精神病院,往往對受害者及其親屬造成極大傷害:「當一個家庭裡面出現這樣一個受害者的時候對家庭的傷害非常大。首先,一個人關進去以後當然這個家庭就破裂了,不完整了,家庭的生活呀,小孩的照顧影響都很大。當然最主要的是一般家庭裡面的一個成員,丈夫或者妻子被關進精神病院,對他們家人在社會上的壓力、影響非常大。所以對他們精神上的傷害還是非常嚴重的,戴上精神病人的這個帽子以後,他往往這個帽子摘不掉,因此社會上對他有很多歧視。」
大紀元專欄作家章天亮指出:「用精神病院迫害社會活動家、異議人士和法輪功學員,正是江澤民集團的拿手好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