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談談課綱那件「小事」

反對課綱調整的學生齊聚教育部前廣場，教育部長吳思華8月3日終於出面與學生對談，但吳思華推動課綱調整態度堅決，雙方無法達成共識。部分媒體也批評反課綱運動，認為學生受到政治操弄，才會抗議調整課綱這件「不關國家興亡」的「小小例行公事」。

課綱爭議 媒體應為討論平台

然而，課綱議題並不是小事。身在台灣、卻不正視台灣歷史，也並非「不關國家興亡」，相反，失去正當性的史觀就是國家社會撕裂的根源。

台灣的歷史定位、國家未來走向，都應該是能夠開放公眾討論的議題，而非像威權時代一樣由政府定於一尊；更不應該由特定政治立場、非歷史專業的委員們擅自決定未來年輕學子們的史觀。

單就課綱本身而言，目前也還有太多沒有釐清的問題，有待公眾理性討論交流。如台大國發所教授劉靜怡提出的問題－－根據現行法令，課綱的法律定性為何？與教科書撰寫選定的關係為何？與指考學測的關係為何？「總綱」與「分綱」的異同與關係為何？是否知道目前各種課綱的研擬與制訂進度？是否知道前年底去年初微調課綱過程裡，總共調整了多少科的課綱內容？

在這些問題仍是一片渾沌之時，媒體作為監督政府的第四權，也應該作為一個平台，提供大眾討論的管道。但是現在許多讀者依賴的媒體平台中，卻少見理性討論，多是互相攻訐、指控對手陣營操弄政治，殊為可惜。

部長校長發言 失教育風範

更令人驚訝的是，近日有五位大學校長發表聯合聲明，肯定學生有勇氣表達不同意見，但「譴責任何違法脫序行為」，痛心學生以抗爭方式消耗台灣競爭力，呼籲學生盡速撤離教育部，避免此事件陷入意氣之爭。

其中一位校長甚至表示，學生當然可以表達不同意見，但必須理性，萬一到大學、公司裡養成抗議習慣，「以後公司大概不敢聘用他。」

這則聲明又一次暴露了在上位者權力的傲慢。這些話的背後邏輯是「我是校長、是權威，我才是對的。」這與教育部長強調的「課綱沒有問題」、課綱委員們強調的要教導「正確」的史觀，思維一脈相承。

但是，以這次課綱事件來說，如果當權者真的做錯了呢？那後果很可能是一整代人的歷史觀都被犧牲，造成不可逆的影響。

教育目的 培養獨立思考能力

再說，高中與大學教育的目的是培育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公民，使他們成為守護民主社會基本價值的國家棟梁。學校並非職業訓練所，只生產出「聽話的員工」與「沒有意見的順民」。試想，若台灣下一代都只是聽話的順民，他們將沒有自我意志、沒有真正的創新能力，也不敢不願挑戰社會不公義，那台灣未來經濟的核心競爭力就消失了；而「公民」消失，代表台灣民主的末日也就要到了。

學者Kohlberg在1970年代研究道德發展分為三個層次，在最高道德「原則的」（principled）層次中，個人會努力超脫團體威權及社會固有的規範，而定義出自己的公義道德原則。無論是否與社會大眾的意見相同，這部分人都堅守基本的價值觀；甚至即使違反法律，仍然會遵從自己的道德原則。

學生們關心教育公眾議題，看到了課綱背後的問題，且願意進一步忍受各種不便、走上街頭表達自己的意見，在多方表達仍得不到回應的時候，選擇佔領教育部，這是Kohlberg道德最高層次的展現；而這種堅持公正公開的原則與信念、拒不動搖的精神，在現代社會中難能可貴······這也是太陽花運動之後，又一次漂亮的「公民不服從」運動。

最後，不可避免地，我們也需要客觀檢視一下課綱調整委員的背景。

調整課綱 背後操作的是誰？

首先，課綱修訂委員均非歷史科系出身，受到139位大學歷史系教授聯名反對。且委員們的背景一致，都是統派立場，部分委員遭到質疑立場親共。其中，課綱微調小組召集人、中國統一聯盟副主席王曉波甚至承認修改課綱是為了增加藍營投票率！

在接受北京官方色彩媒體訪問時，王曉波直言九合一選舉藍營大敗是因為國民黨失去凝聚力，很多藍軍都不投票，「如果課綱實施下去，藍軍是會支持。」他還表示，國民黨需要有更強的論述來說服群眾，「課綱修改正是想起到這樣的作用。」

進一步說，5日晚間親共黑道背景白狼張安樂也現身教育部現場「勸離學生」，深夜甚至有黑衣人毆打民眾；共產黨在台周邊組織「愛國同心會」也出現在教育部「反反課綱」；更使課綱調整的背後充滿陰影。

台灣學生反黑箱課綱，對照香港「反國民教育（洗腦）運動」引發12萬港人上街，背後都有北京官方的陰影；差別是，在香港，中共是直接強勢推動「國民教育」，在台灣，中共的影響則比較間接，多是利用不知其政權真面目的紅色學者或政客，在教育議題上動手腳；幸好台灣社會歷經北京多年政治、經濟統戰，已有相當一部分人了解真相，對中共檯面下的動作有了抵抗力。

唯有讓更多民眾知道這些事實，且對各種社會議題能有充分討論的管道，台灣社會才能認清北京當局的各種滲透，我們的民主機制也才能真正邁向健全與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