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案件數量逾百 法官籲強化風險預防
法務部統計顯示，過去兩年偵結的國安案件均超過百件，起訴率皆接近四成。臺北地方法院法官許凱傑表示，案情變化可能受多種因素影響，因此情報、偵查與司法體系都需要強化跨領域專業。他建議，國安案件可以評估區域集中管轄，以累積專業並減少重複建置成本；前端應公開常見的滲透手法，提升可能遭接觸者的辨識、拒絕及通報能力。
國安案件2024年起暴增百件
根據法務部統計國安案件數據，偵結案件方面，2020年偵辦60件起訴23件、2021年偵辦56件起訴22件、2022年偵辦40件起訴16件、2023年偵辦82件起訴39件、2024年偵辦264件起訴97件、2025年偵辦111件起訴43件，以案件數來看，前年及去年的案件數相較於往年偏高，均破百件；若從起訴率來看，歷年來約在三、四成之間。
以偵結人數來看，2020年89人有29人被起訴、2021年76人有38人被起訴、2022年75人有28人被起訴、2023年165人有86人被起訴、2024年616人有170人被起訴、2025年254人有101人被起訴。
至於裁判確定人數，2020年30人有29人有罪、2021年26人有24人有罪、2022年29人有20人有罪、2023年20人有13人有罪、2024年45人有29人有罪、2025年56人有40人有罪。
針對上述數據，許凱傑接受《大紀元時報》專訪時提出看法，案件增加可能有多重原因，包括中共對台情報需求及滲透手法的變化，我方國安意識與偵查量能提升，以及《反滲透法》等法律工具增加。
法官談「滲透漏斗」風險辨識模型
許凱傑表示，起訴率本身不能直接說明不起訴的原因，但可能反映出情報線索轉化為刑事證據的困難。情報工作重在風險辨識與預警，刑事程序則要求證據經合法蒐集及法庭調查，並達到相應的證明標準。情報人員需要增進法律與證據觀念，司法人員也可加強對情報方法與脈絡的理解，以更準確評價證據，但不能因此降低證據能力、舉證責任或有罪認定的標準。
臺北地方法院法官許凱傑資料照。（記者宋碧龍／攝影）這可能涉及制度不足，例如現行科技偵查及其他偵查工具，是否仍有更新檢討完善的空間。許凱傑指出，情報、偵查、起訴、審判各有不同的法定職能。制度設計的重點，不是要求法院配合追訴，而是讓情報、偵查及檢察機關在合法程序內完成資訊轉化與機密保護，法院則維持獨立中立，依可受檢驗的證據裁判。國安案件的改革方向，不是放寬證據標準，而是讓具有風險意義的情報線索，能在合法程序中轉化為可受檢驗的證據。
部分兩岸交流案件最終獲不起訴或無罪，正說明《刑法》不能也不會處罰單純交流。許凱傑提出「滲透漏斗」風險辨識模型。第一階段是關係建立或影響活動，原則上不當然違法；第二階段開始出現利益、任務、保密或試探性要求，風險升高，但仍須依個案判斷。
第三階段就是踩到國安紅線，他舉例，被滲透者拿錢刺探或搜集情報、發展組織等。所以，他認為，一般交流並不當然會發展成滲透，是否違法仍須依具體行為、主觀犯意及境外指示關係判斷。所以具備國安意識可以避免踩到紅線。
法官：
現行修法「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
許凱傑也對現行法律提出建議，首先是實體法，他認為，現在的修法比較像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沒有整體修法的概念，台灣有《國家安全法》、《國家情報工作法》、《反滲透法》、《國家機密保護法》、《刑法》、《陸海空軍刑法》等國安相關法律，但常常是各自修法，導致有些法律漏洞是共有的卻無法充分補洞。
他舉例，台灣現在面臨位處灰色地帶的現代間諜行為，如：跨國壓迫（Transnational repression），外國政府透過代理人，在境外對異議人士、僑民或特定群體施加恐嚇、暴力或其他壓迫，傳統《刑法》通常只能處理個別的傷害、恐嚇或強制行為，未必能充分呈現背後的外國指示關係及國家安全風險，因此他認為，實體法有重新整合修正的空間。
許凱傑提到德國《刑法》第87a條可作為處理部分跨國壓迫手段的比較法參考。該條規定提供法律依據，可針對受外國國家機關指示，在德國境內故意實施違法行為者，以及下達指示者追究刑事責任。但開放社會的自由是應保護的資產，對策應是提高外國指示、資金與代理關係的透明度，而不是限縮正常宗教及結社自由。
拋2建議：採區域集中管轄
他接著對制度改革提出建議，並提出兩點看法，第一，事前預防，因為國安法律是刑事事後處罰，但前端就有行政部分能做的預防，如：是否針對掌握關鍵基礎設施或敏感資訊等少數關鍵人員應有安全查核制度，依職務功能、接觸資訊及風險程度分級。如果只重視案件發生後的追訴處罰，卻未強化前端的安全查核與風險預防，恐怕只是治標不治本。
第二，對於目前仍由地方法院第一審管轄的特定國安案件，可評估採取「區域集中管轄」。他解釋，現行法允許法院設立專業法庭或指定專股，但不應該讓每個法院都負擔建置國安法庭的高成本，所以採取「區域集中管轄」更能夠累積辦理國安案件專業法官的量能及法院機密資料管理能力，可參考現行的行政訴訟制度，如此就不需要每個法院都單獨設立行政訴訟庭。
台灣原本是22所地方法院都有行政訴訟庭，但新法上路後整併到台北、台中、高雄3所高等行政法院設置的「地方行政訴訟庭」審理。
許凱傑舉例，若每個地方法院都設置國安專庭就需要很多法官，不僅要維持量能，而且現在大多數法院都設有強制處分專庭，但處理的不只國安案件，而是所有類型的案件，所以若能夠集中的話，在普通法院體系內，分別配置熟悉國安案件的強制處分及審判人力，如此就能更專業化。
國安案件起訴率，歷年來約在三、四成之間。圖為臺灣高等法院審共諜案資料照。（中央社）共諜案增多 風險在「不透明」
國安局報告指出，近年共諜案起訴人數明顯上升，2023年48人，2024年64人，起訴人數較2021年、2022年呈高倍數成長。此外，起訴共諜案件亦從2021年3件、2022年5件攀升至2023年14件、2024年15件。（不包含涉「反滲透法」案件）
中共鎖定目標包括軍事單位、政府機關及民間協會，其中以現、退役軍人占比最高。2024年涉案遭起訴退役軍人15人占23%，現役軍人28人占43%，顯示現、退役軍人為中共對台滲透主要鎖定對象。
對此，許凱傑分析，因為情報工作就是鎖定有價值情報或是未來戰時有價值的人，軍職高度專業化，現、退役人員的信任網絡具有高度延續性，可能遭招募者利用。但不能因為查獲的軍人多就推論軍方被滲透比較嚴重，因為軍中有完整的保防監察系統，其他行政單位相對沒有完整的保防監察系統。
近年來共諜案件涉及交付機密或非機密資訊，許凱傑拋出「馬賽克理論」，他說明，因為八、九成情報其實都是「公開情報」，因此並非只有機密情報會危害國家，很多相對不重要的資訊若能夠像馬賽克拼圖一樣可拼湊成有力的資訊，這當然也可能會造成國安的風險、危害。
國安局報告中也分析中共滲透管道及手法，管道包含黑道幫派、地下錢莊、掩護公司、宮廟團體、民間社團；手法則有退役拉攏現役、網路勾聯、金錢利誘、債務脅迫。
許凱傑指出，風險不在特定宗教或民間團體本身，而在境外勢力可能利用既有的信任網絡、資金往來及資訊不透明性進行接觸。開放社會的自由不是漏洞，真正的風險是外國指示、資金及代理關係的不透明；因此，對策應是提高透明度與風險辨識，而不是限制正常的宗教及結社自由。
他接著解析中共滲透手法，情報招募通常先從建立信任關係開始，再以小額利益或低敏感資訊測試配合意願，逐步提高任務敏感度及依賴程度，最後形成控制關係。部分公開案件也顯示，涉案者可能利用既有信任關係延伸招募，使案件由單點接觸發展為多人網絡；這種網絡化趨勢，比單一個案更值得注意。
「不應在國安風險教育沉默」
最後，許凱傑並以近期中國國安題材電視劇《交鋒》為例指出，中共已將對台情報戰、招募及滲透等情節搬上大眾影視平台。無論其內容帶有多少政治宣傳目的，至少顯示中共高度重視透過大眾傳播塑造國安認知。台灣不必複製威權體制的宣傳模式，但民主社會也不應在國安風險教育上保持沉默；政府可透過公開案例、教育教材及影音內容，讓民眾理解常見的接觸、利誘、測試及控制手法，以及正常交流與違法行為之間的界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