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擴大禁止出境 5類台人赴中恐「出不來」

中共9月15日上路的出入境管理規定,海外分析認為,這可能是史上最嚴也最不透明的一套邊控規定。圖為北京國際機場。示意圖(Greg Baker/AFP)
中共9月15日上路的出入境管理規定,海外分析認為,這可能是史上最嚴也最不透明的一套邊控規定。圖為北京國際機場。示意圖(Greg Baker/AFP)

文/記者吳旻洲

「進得去,出不來」正在成為台灣人赴中國必須重新思考的風險。中共9月15日起施行新的出境入境管理規定,將擴大「不准出境」的範圍,甚至被外界稱為,這可能是史上最嚴也最不透明的一套邊境控制規定,其中5類台灣人尤其值得提高警覺。

中共國務院公布的《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管理的規定》9月15日起正式施行。新規共19條,其中最受台灣關注的是,中國公民若違反出口管制、技術進出口管理等規定,且可能危害國家產業安全、技術安全,主管部門可以決定不准出境;對於涉及國家安全等情況,相關機關在特定條件下甚至可以不告知當事人。

新規除了要求出境入境人員配合身分及申請事由查核,更將「電子數據」列入可要求提供的資料,並針對危害國家安全、國家利益,以及可能危害產業安全、技術安全等情況,建立限制出境機制。

陸委會8月已多次示警,這項規定可能影響在中國投資或工作的科技業、半導體業台商、台籍幹部與從業人員。副主委梁文傑更警告,科技從業者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誤觸出口管制或技術進出口管理規定,應事先做好風險評估。

更值得注意的是,陸委會認為,中共正在把技術、產業等原本屬於經貿領域的問題「安全化」。這意味著,未來北京關注的可能不只是「你有沒有犯罪」,而是關注「你是誰?做什麼工作?接觸過什麼技術?掌握什麼資訊?」

從台灣角度來看,以下5類人,可能成為風險最高的族群。

【第1類人】半導體、AI、通訊人才:
成國安資產

第一類是半導體、AI、量子、6G、先進製造等科技從業人員。中共目前面對美國科技管制、半導體出口限制與全球供應鏈重組,科技能力早已不只是產業競爭問題,而被北京視為國家安全的一環。

新規直接把「出口管制」、「技術進出口管理」與「產業安全、技術安全」連在一起。意謂一名科技人員原本可能只是處理商業、技術或供應鏈問題,但一旦涉及中國認定的敏感技術,就可能進入國安視角。

以一名在中國任職多年的台籍半導體工程師為例,原負責先進製程設備或特殊材料,準備轉往其他國家工作。如果他攜帶的不是單純個人行李,而涉及公司技術文件、研發資料、客戶資訊或供應鏈資料,他可能就會成為被邊控的對像。

更關鍵的是,究竟哪些屬於一般商業資料、哪些涉及中共出口管制的文件,這些裁量權是由中方來決定的。

【第2類人】軍工、國防、軍民兩用人員:
形同移動的資料庫

第二類是軍工、國防以及軍民兩用科技人員。包括無人機、衛星、雷達、通訊、航太、電子戰、AI軍事應用、精密製造,以及軍民兩用半導體等,都位於科技戰與國防競爭的交界。

這些人最大的敏感性,不一定是掌握所謂「國家機密」,而是長期工作所累積的專業經驗。即便他沒有直接攜帶任何機密文件,但他腦中的技術經驗、供應鏈關係、設備性能、研發方向與公司組織架構,本身就可能具有資訊價值。

國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員沈明室向《大紀元時報》表示,北京真正防範的未必只是「資料被偷走」,而是敏感科技人員離境後,可能成為外部勢力了解中共軍事與科技能力的資訊來源。

這對台灣而言尤其敏感,因為台灣與美國、日本等國的半導體、國防及高科技供應鏈日益緊密。

【第3類人】在陸台商、台企幹部:
公司要走,人不能先走?

第三類是在中國投資的台商、台企高階主管與重要幹部。這一群的風險,比單純科技人才更複雜。台商可以提供資金、技術、訂單、就業與供應鏈,中共當然不希望台商全部撤離,但同時中共又希望企業活動服從國家安全與產業政策。

若有台灣企業決定將部分產能從中國移往東南亞,公司開始進行設備、技術與人員轉移。但與此同時,企業經驗的業務可能會涉及中共認定的敏感技術、出口管制產品或重要供應鏈。

以一名台籍高階主管準備離境為例,可能面臨更多詢問:設備賣給誰?技術移到哪裡?客戶資料是否帶走?員工資料是否跨境?甚至哪些資料屬於公司資產、哪些資料涉及中國技術安全?

這些原本屬於企業經營的問題,一旦被放進國安框架,就可能產生完全不同的後果。陸委會目前點名的高風險對象,就包括在中國投資或工作的科技業、半導體業台商及台籍幹部。

【第4類人】公務員、國安人士:
「職務」就是敏感標籤

第四類是台灣政府、公務、國安、外交及兩岸事務相關人士。這一類人的風險與科技人才不同。他們不一定掌握半導體技術,甚至可能沒有攜帶任何機密資料,但職務本身就可能具有情報價值。

以一名曾任兩岸事務或國安相關職務的退休官員為例,卸任多年後以私人身分赴中國探親。從台灣法律角度,他可能只是一般退休人士,但在中國的安全體系眼中,他過去的職務經歷、曾經接觸的政策、人脈與決策資訊,都可能使他與一般旅客不同。

沈明室指出,北京過去對軍方人士及敏感官員的出境限制,背後就有防止軍事資訊外流、避免敏感人士遭境外接觸或招募的考量。因此,這類人士最大的問題不是「有沒有做錯事」,而是過去做過什麼。一旦中共對特定職務背景進行高度敏感化,退休並不代表風險完全消失。

【第5類人】政治人物、人權民主人士:
最怕「被定性」

第五類是政治人物、人權工作者、民主倡議者,以及曾參與敏感政治活動的人士。這一群與前四類最大的不同,是北京關注的未必是技術、資金或商業資料,而是「政治立場」。

近年中共持續透過國安及「反獨」相關法律措施,擴張對台灣人的法律管轄。台灣政府也多次警告,中共的國安與「懲獨」措施已增加台灣人赴中的法律與人身安全風險。

如果把5類人放在一起,就會發現一個共同點。半導體人才帶著技術;軍工人才帶著軍事經驗;台商帶著資金與企業資訊;政府官員帶著政策資訊;政治人士則帶著政治影響力,北京真正要管理的,可能不是單純的「人」,而是人+技術+資金+資訊+政治影響力。

沈明室分析,科技資訊其實很難完全封鎖,資料可以透過網路、儲存設備等方式流動,因此出境管制未必能真正阻止技術外流,而法律的真正作用是為了「嚇阻」,只要敏感人士在離境前開始思考「出去之後會不會被認定有問題」,管制就已經產生效果。

余宗基:
北京真正焦慮的是「人才潤出」

前國防大學政戰學院院長余宗基接受《大紀元時報》採訪時則認為,這波出境管理背後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中共對科技人才外流的焦慮。在美中科技戰、經濟壓力與國際關係緊張下,中共一方面需要外國技術與人才,另一方面又擔心這些人才離開後,把中國的技術能力、產業資訊與經驗帶到競爭對手國家。

余宗基表示,當前的中共陷入兩難,一方面需要外國人才,但又不完全信任外國人才;一方面需要台商投資,但又擔心資金與技術外流;一方面需要全球科技交流,但又擔心科技交流讓中國內部資訊暴露。

余宗基認為,這種矛盾如果持續發展,短期可以減緩人才外流,但長期可能造成反效果。因為人才越想離開,中共就會管制越嚴,結果反而導致外國人才越不敢進來,結果就是科技交流越少,中共會更加擔心技術落差,最終可能形成「越防越孤立」的循環。

對於新規引發的爭議,中共強調,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風險防範制度、明確出入境申請事由,並表示台灣民眾赴中國「完全不需要擔心有什麼風險」。

但陸委會的看法完全不同。陸委會認為,新規部分內容雖是將既有管理措施明文化,但相關定義仍具有模糊性與高度裁量空間,因此可能提高台灣人赴中國的人身安全風險,所以問題不在於「進得去」,而是在於「出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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