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家活動有中共五星 學者示警超限戰一環

近期政府文宣、活動屢遭發現「誤用」中共五星國徽，相關單位事後多坦承疏失。學者表示，從中共「超限戰」角度觀察，類似事件一再發生，不只暴露公務體系與社會對中共政治符號的辨識與警覺不足，長期累積也會降低對中共政治意涵的敏感度；中共將政治宣傳藏進娛樂、消費與流行文化，也透過日常生活接觸影響台灣民眾對中共與兩岸關係的認知。

觀光署日月潭風景區管理處日前舉辦音樂嘉年華活動時，現場提供民眾拍照用的車長帽竟出現中共五星國徽；不久前台中市政府發布提供給社宅張貼的《消費者保護法》宣導公告，也被發現介紹中央、地方主管機關的配圖出現「中國國徽」圖樣，引發公務體系對中國政治符號缺乏辨識能力與警覺的質疑。

近年類似案例層出不窮，例如2020年台中市警察局的交通宣導海報使用身穿中國交通警察制服的卡通人物；2020年高雄市警察局交通大隊的汽機車安全駕駛摺頁也出現中國五星旗；2023年台中市原住民族文化館交通看板的軍機圖示掛有中國五星旗；2024年台中曾經發生載送役男的車輛播放中共解放軍影片；2025年桃園某國小老師被家長發現其送給學生的吊飾印有中共五星旗圖案；今年台北市公立幼兒園也被揭露教唱中共建黨百年紀念歌曲。

「超限戰」一詞源自中共人民解放軍軍官提出的戰略概念，強調對抗不必侷限於傳統軍事手段，也可透過資訊、文化、經濟及社會等面向來影響對手。隨著中共政治符號持續出現在台灣的公部門、校園及官方活動，相關現象也引發外界從中共滲透與超限戰角度檢視的討論。

政治符號日常化
降低社會警覺性

東海大學中國大陸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副執行長洪浦釗向《大紀元時報》指出，近年類似案例層出不窮，暴露出公務體系與社會對中共政治符號的辨識與警覺不足。單一事件可以用疏失解釋，但類似事件接連發生，就不能每次都停留在個案處理。

「對中共而言，說服台灣人接受它的政治主張不容易，只要降低中共政治影響力進入台灣社會的阻力，就已經對它有利。」洪浦釗認為，當中共政治符號透過網路素材、商品、活動道具等不同管道進入公共空間，長期累積可能讓台灣社會降低對中共政治意涵的敏感度。原本具有高度政治性的符號一旦被當成普通商品、圖像或活動素材，其政治性也會在日常使用中被淡化。

透過日常生活
進行政治敘事

除了政治符號，中國商品、社群平台、短影音與流行文化也大量進入台灣日常生活，成為中共影響社會認知的管道。

洪浦釗指出，中國的網路平台、影視娛樂與文化內容都受到政治管理，公開傳播的內容必須符合中共設定的政治紅線，這些內容進入台灣，相當於把經過中共政治篩選的語言、價值與敘事帶進來，並透過娛樂與消費減少對其政治宣傳的距離感。

他表示，台灣藝人在中國發展時同樣受到這套政治規則的約束。雖然中國市場提供龐大商業利益，但也劃定清楚的政治紅線。藝人知道哪些議題不能碰、哪些場合要表態，而其相關言論又可能被中共官媒轉化為「兩岸一家親」或「台灣同胞認同祖國」等宣傳素材。

此外，各種中國製作的微短劇與影視作品也透過愛情、親情、創業、觀光等故事把兩岸融合放進娛樂敘事中，讓政治訊息跟著文化內容進入台灣社會。洪浦釗直言，「這就是敘事戰的一種呈現」，當中共把政治宣傳藏進娛樂、消費與流行文化，台灣社會就在日常接觸中吸收中共設定的語言與敘事，進而影響民眾對中共與兩岸關係的認知。

政府採購及數位平台
需要建立審核機制

就超限戰角度而言，從政治符號到文化內容，如何防範中共影響日常化、降低民眾警戒，也牽涉到政府如何建立相應的防線。

洪浦釗表示，公家機關應建立國家識別審核機制，涉及國旗、國徽、地圖、制服及政府機關識別的採購、文宣與活動都應納入查核與驗收。委外活動也要明定承辦單位與廠商的審核責任，避免中國政治符號透過商品、圖像或活動道具進入政府場合。

數位平台與文化內容方面，要強化來源與資金揭露。洪浦釗說，中國的網路平台、影視與文化產品受到政治管理，政府應掌握中共官方、統戰系統、地方政府及官媒參與製作或資助的內容。對於以兩岸交流、文旅、影視合作等名義進入台灣的活動與內容，也應提高其資金來源、合作單位及傳播管道的透明度。

此外，社會也要強化識讀能力。中國的影視、短影音與流行文化可以看，但要了解其內容受到什麼樣的政治管理，否則政治宣傳藏進娛樂與文化中更容易讓人放下戒心，這正是台灣極需防範的地方。

洪浦釗更提醒，「中共對台操作已經進入娛樂、文化、社群平台與日常消費，政府的防範方式也要跟著改變。」五星旗與中國國徽容易辨識，但藏在影視內容、藝人表態與文化交流中的政治敘事不易察覺，也更容易進入生活。政府應將來源揭露、資金流向、平台傳播與公部門審核納入治理，同時提高社會識讀能力，壓縮中共利用台灣民主開放環境進行統戰與敘事操作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