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專欄】香港「國安」標籤 摧毀普通人生活
香港政府最新提出的法律修訂提案引發了人們對「國家安全」權力範圍的嚴重擔憂。該提案的核心條款明確規定，香港特首可以將某些刑事案件認定為涉及國家安全。
這個規定並非一項微不足道的程序調整。它代表著在國家安全框架內，行政自由裁量權被進一步擴大，在此框架下，普通的犯罪行為指控可以被重新歸類為國家安全事項——從而立即改變涉事個人的法律和實際情況。
自2019年香港抗議活動之後，北京於2020年在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以來，香港的法律體系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儘管政府聲稱在經歷了一段動盪時期後，《國安法》令社會恢復了穩定，但我所觀察到的是，「國家安全」的範疇正在不斷擴大——從嚴重的威脅擴展到越來越觸及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政治表達、籌款和公民參與等領域。
這項提案最令人擔憂的一點在於，現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判定涉嫌犯罪是否構成國家安全事務方面，其職權得到了強化。根據普通刑法，現行法律體系中已經設有完善的保障措施，旨在確保司法公正，並防止行政機關對刑事司法結果施加過度的影響。
國家安全案件的審理機制有所不同。法官可能由行政部門指定，在某些情況下可以不進行陪審團審判。除非滿足嚴格條件否則不得保釋，因此保釋難度會大大增加。
我認為最令人擔憂的不僅是這些權力本身的嚴苛，還有對「國家安全」概念的寬泛解釋。這種不確定性會對言論自由和公眾參與產生寒蟬效應。
現實世界中已有許多例子表明，這些後果的影響範圍十分廣泛。黎智英的經歷鮮明的體現了國家安全執法如何不僅重塑個人生活，更能撼動整個機構的命運。在遭到突擊搜查、資產凍結和持續的法律壓力後，《蘋果日報》於2021年停刊；壹傳媒公司的交易被暫停，該公司最終在清算程序中被解散並摘牌。
另一個例子是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峰，他因涉嫌參與國家安全調查而離開香港，流亡海外。據報導，與他本人以及部分家庭成員（包括他的妻子和親屬）相關的銀行帳戶被凍結。
綜上所述，這些例子揭示了一種更加廣泛的模式：一旦運用國家安全框架，其後果就不僅限於法庭。它們會以難以逆轉的方式延伸到金融、商業結構和個人生計等領域。這套系統最令人擔憂的影響在於其潛在影響範圍之廣。它不再局限於一小群政治活動人士，而是可以擴展到記者、學者、律師、宗教領袖、社會工作者、商業人士、海外倡導者以及表達政治觀點的普通公民等。
香港的公民社會已經大幅萎縮。獨立媒體紛紛關閉，維權組織解散，公眾表達也變得更加謹慎。由於界限模糊不清，許多人現在都時刻保持著警惕。最令我擔憂的是，這項提議的改變會進一步加劇這種不確定性。如果普通的刑事案件可以被重新歸類為國家安全問題，那麼界限究竟在哪裡就變得越來越難以界定。
這種不確定性導致了自我審查。人們開始迴避某些話題，退出公共討論，減少參與公民生活——並非因為他們做了什麼，而是因為他們擔心日後會被如何解讀。
這也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產生了更廣泛的影響。穩定性、可預測性以及政治執法與商業活動之間的明確分離，一直是維護公眾對金融體系信心的核心。當法律範疇變得模糊不清時，這種信心必然就會受到影響。最終，在香港營運的國際企業和高管也應密切關注此事，因為這種程度的法律不確定性必然會對信心、風險評估和長期投資決策產生影響。（信宇編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