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中加建交 新書揭中共諜戰布局

中共在中國奪取政權後，毛澤東政權在西方鮮有盟友，一本新書揭示了北京在1960年代，如何利用諜戰和滲透來改變這種局面。該書分析，中共策劃影響加拿大的時間，比人們知道的提早了數十年。

52年前、1973年10月，加拿大時任總理皮埃爾．杜魯道（Pierre Trudeau）到訪中國，成為第一位到訪中國的加拿大總理。而在那之前三年，加拿大已經與中共政權建立外交關係，是最早與中共建交的西方國家之一。

1973年10月15日，加拿大總理杜魯道的車隊駛過中國桂林街頭。（加通社）

《遭受突襲：中國對加拿大發動祕密戰爭中的干涉與間諜活動》〔Under Assault: Interference and Espionage in China’s Secret War Against Canada，又名《遭受圍城》（Under Siege）〕一書的作者莫利納羅（Dennis Molinaro）在《環球郵報》刊文，敘述了該書的主要內容。

莫利納羅曾任加拿大聯邦政府國家安全分析師和政策顧問，他在文章中透過華裔人士林達光（Paul Ta-Kuang Lin）的故事，描述中共在爭取聯合國承認其政權前，就努力透過滲透，影響加拿大政府的決策。

書中的間諜主角林達光在卑詩省（英屬哥倫比亞省）長大，父母是來自中國的移民。他先在美國讀工程。1940年代，他開始親共，轉讀法律，改名為林達光。1948年，他公開支持中共，後來全家移居中國。

在中國，林利用與孫中山家族的姻親關係，直接接觸中共高層，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是林達光的引路人。他後來在華僑大學任職，中共總理周恩來於1960年創辦該大學，旨在鼓勵海外華人回國任教。

林達光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前離開中國，返回加拿大，當時是1964年。他回來後，引起了當時加拿大安全局的注意，也引起了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注意。

1965年，林達光在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新成立的東亞研究中心擔任助理教授。1968年，杜魯道的外交政策顧問海德（Ivan Head）找到林達光，要求他向政府提交有關中國的政策文件。林達光向政府提交文件後，開始公開敦促加拿大承認中共政權。

「潛在的危險人物」

2010年，美國中情局解密了一份1973年的國家安全委員會（NSC）備忘錄，其中一份報告稱，林達光「應被視為中國（中共）的堅定支持者」，他或許能幫助一些美國公司與中方建立聯繫，但美國應把他視為「潛在的危險人物」。

莫利納羅表示，他透過《資訊自由法》獲得的最新解密文件顯示，在是否應該承認中共政權的談判中，林達光可能與中共官員合作，直接影響了杜魯道。而加拿大政府官員在談判進行到相當深入時，才知曉此事。

林達光與周恩來關係密切

莫利納羅發現了很多林達光與中國共產黨關係密切的訊息。

在是否承認中共政權的談判期間，加拿大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開始定期製作「中國日誌」，記錄在該市舉行的談判事件。

在1970年7月2日至8月7日的紀錄中，瑞典廣播電台化名皮爾（Pier）的記者向參與會談的加拿大外交官艾德蒙斯（Robert Edmonds）提及林達光。林達光希望皮爾幫他祕密進入斯德哥爾摩，這讓皮爾感到很不舒服。皮爾因此將消息私下告訴加艾德蒙斯。

皮爾認為，「林達光與總理杜魯道有著密切的私人關係」；林達光可能在「加拿大和中國（中共）政府之間擔任中間人，與雙方都有密切聯繫」。

杜魯道在1968年當選總理後不久，就向林達光徵求有關中國政策的建議。莫利納羅推測，杜魯道在1960年訪問中國時就見過林達光，因為林達光那時已與中共高層，包括周恩來關係密切。杜魯道在當年10月1日出席了中共政權的慶祝宴會，周恩來也在現場。

1973年，周恩來在杜魯道首次正式訪問中國大陸時，指導他如何使用筷子。（加通社）

與此同時，新聞媒體已注意到林達光的行蹤。《蒙特利爾公報》1969年2月28日報導，渥太華的消息人士表示，林達光當年稍早「祕密」飛往中國，擔任杜魯道派往北京的祕密特使。該報聲稱，正是林達光帶回來消息：如果加方繼續與國民黨保持關係，中方將不會繼續推進談判。

如果情況屬實，林達光希望祕密進入瑞典的原因就顯而易見了：他不想讓自己在談判中的角色公開。莫利納羅表示，皮爾向加拿大政府提供的機密強烈暗示，林不僅可能是加拿大的祕密特使，還可能暗中為中共政權效力。

加拿大一直是中共干涉的目標

莫利納羅表示，如果林達光確實是奉北京之命與杜魯道聯繫，那就意味著，從加拿大與中共政權建交之初，加拿大就一直是中共干涉的目標。

莫利納羅從加拿大安全情報局（CSIS）獲得的解密文件中，發現關於林達光的內容有900頁，林是加國安全部門監視的目標，根據加拿大騎警安全局的說法，林無疑是為中共工作的間諜。

1970年8月，加拿大騎警安全局局長斯塔恩斯（John Starnes）在給樞密院辦公室安全小組祕書沃爾（Don F.Wall）的信中表示，安全局了解林達光，且「已知他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直接聯繫」。

斯塔恩斯談到林達光於1964年返回加拿大的原因時說：「可以確定的是，林某受中共當局委派任務返回加拿大。我們認為，林某的主要角色是『影響力代理人』，即代表中國共產黨進行遊說。」

莫利納羅的文章寫道，加拿大騎警實際上已經證實，林達光受命在加拿大進行外國干預，而林某在此期間的公開論調，是努力影響加拿大承認中共政權。

在另一封致樞密院及加拿大騎警的信中，騎警安全與情報局助理局長佩倫（LR Parent）描述，林達光是「中國共產黨情報部門的已知特工」；1970年夏天，林獲准在中國各地旅行，還與周恩來長時間會晤；在1970年9月，即加拿大承認中共政權的前一個月，林與中共總書記毛澤東會面。

1971年2月，加拿大騎警獲悉，林達光試圖拉攏「有影響力的加拿大政府官員」與中共政權建立更緊密的聯繫，但由於外交部和樞密院事先獲悉了計畫，他的企圖「未能得逞」。

安全部門的監視，也阻止了林及其手下獲取政府敏感訊息。騎警安全局表示，中共駐加拿大大使館成立以來，林達光身為「影響力代理人」的角色「日益增強」，他經常是美國公民、學者、記者和專業人士進出大使館的「守門人」。

中共透過加拿大影響美國

1973年5月，安全局為樞密院和外交部等政府機關準備了一份關於林達光的簡報。該簡報稱，安全局認為，林達光「受命利用其影響力代理人的角色，拉攏加拿大社會有影響力的領袖人物，並營造有利於最終實現中國（中共）獲外交承認的輿論氛圍。在這方面，他的活動不僅限於加拿大，也針對美國」。

莫利納羅認為，中共政權對加拿大的干預始於林達光，而加拿大隨後又協助中共獲得了美國的承認。

該簡報詳細描述了林達光越來越常在美國「巡迴演講」，拉攏學者和政界人士，以說服美國公眾輿論支持中共政權。安全局評估，美國當時是林達光的下一個目標，他曾兩次前往中國，聲稱是為了研究書籍，但安全部門認為，他是去接受更多中共的任務。

此外，安全部門注意到，越來越多美、加知名人士開始尋求林達光的建議，希望獲得中國簽證、商業推薦和人脈資源。安全部門表示，林達光試圖利用藝術、文化和友誼團體，讓加拿大人接受他所說的「對中國（中共）的看法」。

簡報稱，林達光在中國受到了「特殊」待遇，這種待遇通常只適用於高級官員。安全局警告，在與林達光打交道時，人們不應抱有幻想，因為他最主要的興趣和活動是促進中共政權的利益。

莫利納羅表示，歷史記錄清楚表明，加拿大，很可能還有美國的情報部門確信，林達光為中共政權工作，並參與了滲透北美的干預活動；如果是這樣的話，林達光最大的成就或許是「促成加拿大政府承認中共政權」，「考慮到他此後可能引導了眾多人士倒向中國（中共），他在中國受到如此好的待遇也就不足為奇了。」

1970年10月13日，加拿大外交部長夏普（Mitchell Sharp）宣布加中達成協議，承認只有一個中國，放棄原來「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原則。

中共遊說下 加國輕易棄台

「加拿大在談判中是否處於劣勢？答案是肯定的。它幾乎沒得到任何補償就放棄了台灣。」莫利納羅寫道，加拿大似乎完全沒意識到，中共政權是如何「將加拿大視為向美國施壓、迫使其承認中國（中共政權）的戰略工具」。

夏普在回憶錄還得意的說：「加拿大引領世界的情況並不常見。我們（對中共）的承認帶動了其他約30個國家仿效。」

據中共駐紐西蘭前大使陳文照（Chen Wen zhao，音譯）回憶，周恩來當時告訴毛澤東，加拿大已同意承認中共政權時，毛澤東笑著說：「現在我們在美國後院有個朋友了！」

陳文照特別解釋：「加拿大是美國的盟友。與加拿大建立外交關係，等於在美國後院打了個洞，給美國『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的反中（共）政策打了一記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