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專欄】巴黎聖母院 哥德式傳統回歸

2024年12月7日,法國巴黎,人們走在巴黎聖母院大教堂前。(Ludovic Marin/Pool/AFP via Getty Images)
2024年12月7日,法國巴黎,人們走在巴黎聖母院大教堂前。(Ludovic Marin/Pool/AFP via Getty Images)

文/Michael Bonner(專欄作家)編譯/信宇

法國首都巴黎的聖母院大教堂(Notre-Dame),於2019年4月遭遇了一場神祕的大火,在經歷數年的修復後,已於2024年12月7日正式重新對公眾開放。

在巴黎聖母院的修復方案中,哥德式(Gothic)大教堂風格,戰勝了許多醜陋的現代主義大教堂設計,這讓人倍感欣慰。

人們不禁要問,那些要將教堂現代化的建議中,有多少是真心實意,而不只是公關噱頭?不可否認的是,有些人確實是在推動新潮的現代化設計。然而,最終的方案恰恰相反,大教堂的屋頂完全按照中世紀的建築技術原樣重建,內部也得到了清理和修復。

唯一的缺陷(如果要用 「缺陷」這個詞來形容的話)就是,那古怪的半圓形現代主義祭壇和其他醜陋的裝飾,以及非常明亮的LED燈。讓人聯想到公司的會客廳或機場的盥洗室。我們只能等待品味的改變,從而看到這些問題得到糾正;而在其他方面,巴黎聖母院修復工作是非常成功的。

我希望這次修復,也標誌著西方建築風格的一個轉折點。太多的當代建築師更熱衷於自我欣賞和相互吹捧,而不是讓公眾滿意。

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國家公民藝術協會(the National Civic Art Society in America,簡稱NCAS2020年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絕大多數民眾更喜歡傳統建築。然而,當代建築師更喜歡推行他們認為民眾應該想要的東西,而不是民眾真正想要的東西。其結果就是,在整個西方,玻璃鋼或混凝土堆砌而成的怪異建築似乎層出不窮,令人頭暈目眩。

20世紀後,令人尷尬的建築設計

這個怪異現象至少從20世紀初就開始了,法國建築師勒‧柯比意(Le Corbusier,1887~1965年)堅持為客戶提供笨拙而醜陋的建築,如巴黎郊區普瓦西(Poissy)的薩伏依別墅(Villa Savoye)和波爾多市(Bordeaux)的弗魯吉斯城(Cité Frugès)住宅區。

值得一提的是,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和弗蘭克‧蓋瑞(Frank Gehry)等當代美國「建築大師」也持同樣的態度。他們不斷贏得公共建築的設計合約和獎項,然而,他們的建築作品卻一直為普羅大眾所厭惡。例如,對於蓋里在西班牙畢爾包(Bilbao)設計的古根漢博物館(Guggenheim Museum),或艾森曼在西班牙加利西亞(Galicia)設計的醜陋不堪、現已廢棄的文化城(Cityof Culture)。

無論人們喜歡與否,艾森曼的建築都刻意體現出一種令人不適和尷尬的特質。在1982年的一次著名辯論中,他斷言:「藝術或建築的作用,可能只是提醒人們,一切事物都不對勁。」與之相對,他更傾向於焦慮、不和諧和不協調。在艾森曼看來,建築師的作用,就是把正確的品味強加給公眾。

在那場辯論中,艾森曼的對話者,美國建築大師克里斯托弗‧亞歷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反對這種做法,他堅持強調和諧與平衡的必要性,這種觀點獲得了公眾認同。亞歷山大尤其將巴黎郊外沙特爾(Chartres)的哥德式大教堂奉為優秀建築的典範。

對此,艾森曼堅決反對:「我認為那是一座乏味的建築。對我來說,沙特爾大教堂是最無趣的大教堂之一。事實上,我曾多次前往沙特爾,在街對面的餐廳用餐,喝的是1934年的默爾索(Mersault)紅葡萄酒,非常精緻,但我從未進入過那座大教堂。我只是路過那家大教堂。對於我來說,只要看過一座哥德式大教堂,就等於看過了所有大教堂。」

中殿雙支撐拱門和扶壁的橫截面,這是支撐聖母院的力量,由歐仁-維奧萊-勒-杜克繪製。(公有領域)中殿雙支撐拱門和扶壁的橫截面,這是支撐聖母院的力量,由歐仁-維奧萊-勒-杜克繪製。(公有領域)

對庸俗主義說「不」!

隨著巴黎聖母院以哥德式風格修復工程的完成,人們終於有機會對這種庸俗主義(philistinism)說不,也許西方世界再次為美麗的公共建築做好了準備。

現在,儘管我們已經看到哥德式建築風格的復興,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美麗建築的復興,並不意味著任何特定風格的回歸。我們更應該提醒自己:

建築比任何其他藝術,都更能讓我們的生活更美好、更充實。

建築不僅能保護我們免受風雨侵襲,還能促進和塑造社會交往,因為我們在建築中生活、工作或從事著各式各樣的其他活動,而且無論我們住在哪裡,都會被形式各異的建築所包圍。

建築是我們界定空間,並將其標記為某種有意義的目的之最佳手段。同樣重要的是:

永久性建築,代表著時間的連續性,以及人類在一個地方和一個社會的根基。

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認為,人們必須學會適應生硬和不舒適的建築,這種觀點應該受到唾棄。

相反,我們必須明白,建築是為了滿足我們的需求而建造的,而這些需求是古羅馬建築大師馬爾庫斯維特魯威波利奧(Marcus Vitruvius Pollio)在兩千多年前總結出來的,他對後羅馬時代的西方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被譽為「西方建築之父」。他主張,建築必須體現美觀(beauty)、穩定(stability)和實用(usefulness)等特性,這就是大家熟知的「維特魯威三要素」。這些要素是所有優秀建築的靈魂,毫無疑問我們在巴黎聖母院這樣的建築中看到了,感受到了。

聖母院的「維特魯威三要素」

巴黎聖母院能在這場大火中倖存下來並屹立不倒,正是穩定性的具體體現。聖母院的美觀舉世皆知,並在這次修復中得到了延續。那麼維特魯威三要素中的第三個要素體現在哪裡呢?

在這個看似無神的時代,聖母院的實用性也許最容易被外界忽視。巴黎聖母院在本質上就是一座教堂,一座為特定禮儀目的而設計的建築,在空間上代表了基督教對天堂和神聖秩序的憧憬。

如果說巴黎聖母院的此次修復是西方建築史上的一個轉折點,那麼我們是否也可以期待人類精神上的復興呢?讓我們衷心希望並虔誠祈禱,傳統精神亦能迎來回歸與復興。

原文: Let's Hope the Restoration of Notre-Dame in Gothic Style Prompts a Return to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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