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內需不足的深層因素——榨取型制度

中共2024年GDP增速目標為5%；但據官方數據，前三季度GDP增速分別為5.3%、4.7%、4.6%。當局坐不住了，9月起政策轉向，各部委輪流出台刺激措施；不過，能否有效就是另一個問題了。從數據看，中國經濟的核心點，在於內需不足。居民消費支出增速走弱，使前三季度最終消費支出對GDP累計同比增速的拉動（2.4個百分點），較上半年回落0.6個百分點。

其實，內需不足已經多少年了，是個「老大難」。為什麼內需不足呢？筆者曾在「中共為何不能提振消費？」一文中指出三點：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的占比太低；居民部門槓桿率劇增（負債太多）；再一個是中國貧富差距太大，絕大多數都是窮人。而為什麼中國貧富差距太大呢（世界最高之列）？有其制度上的原因。這討論起來，牽涉面太廣，本文主要介紹幾項研究，供大家參考。

其一，中共建政之初，黨政幹部收入分配制度即從帶有平均主義色彩的供給制，變成了等級森嚴、差距極大的職務等級工資制

當今中國貧富差距擴大、收入分配不公，只是改革開放以後才有的嗎？大陸知名現代史學者楊奎松「想要弄個水落石出」，進行專題研究，於2011年在《歷史研究》發表論文「從供給制到職務等級工資制——新中國建立前後黨政人員收入分配製度的演變」。

據其研究：中共進城後，1950年4月出台《中央級行政人員工資標準（草案）》，規定黨政人員最高一級的工資收入可以是最低一級的28.33倍。1956年國務院再度頒布新的工資標準，標準工資最高最低之差減少為28倍。但連同這次調整，又在每一行政級中細劃出的11個檔次；算下來，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差仍舊達到了36.4倍。

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呢？1946年國民政府頒布的標準，除總統和五院院長等選任官外，其文官共分為37個級別，最高一級的收入僅為最低一級收入的14.5倍。在資本主義各國中，除極少數國家，一般如英、法、德等國的公務員，包括行政長官在內，最高最低工資差，均在8～10倍上下。也就是說，中共建國後所推行的工資標準，其收入差距遠超國民黨政府和西方國家。

而且，中共在建立職務等級制度之初，不僅全面拉大官民距離，而且嚴格官階差序標準（包括不同級別的幹部在工資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標準），建立起了一套官本位體制。並且，所有針對高級幹部的特殊待遇，不僅沒有嚴格限制其使用範圍，而且一旦取得，便終生享受，到死為止。並延續至今。

因此，今天中國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並不純然是改革開放政策造成的，而有制度上的根源。

其二，《新階級》：「共產主義革命是以取消階級為號召開始，但最後竟造成一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其它的一切都不過是欺騙和錯覺而已。」

為什麼從來都高舉社會主義和平均、平等大旗的共產黨人，會建立起一套權利和分配都非常不平等的等級制度？而且，所有共產政權都如此？

一度是前南斯拉夫副總統、鐵托的接班人德熱拉斯（1911—1995），最早站出來破解這個迷。德熱拉斯與鐵托在政見上產生分歧，結果被鐵托弄進監獄，還好最終撿了一條命。1956年，他入獄前在西方出版《新階級》（「The New Class——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一書。該書指出：

當革命勝利後，雖然消滅了舊的統治階級，但黨最終會蛻變成一個新的統治階級。這個新階級就是官僚特權階級。它的貪婪不能滿足。它並無資產階級所具有的樸素和節儉的美德，也沒有貴族階級的教養和騎士風格，往往比原有的統治階層更加邪惡、更加殘暴。「這個新階級的極權暴政和控制，如今已變成了驅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新階級將留下「人類歷史上最可恥的篇章」。

解體蘇聯的關鍵人物之一、前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的如下名言可以說是《新階級》的精彩腳註：共產黨的各級官員有專門的醫院、專門的療養院、堪比皇宮的辦公樓、漂亮的餐廳、特製的盛宴，還有舒服的交通工具……當你爬到了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則可以享受人世間的一切——於是，你就率先進入了共產主義。

其三，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12年前的預言：榨取型制度不會持久

德熱拉斯的「新階級」，是政治理論，關涉國家制度。在經濟學上，如何深入研究呢？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進行了一定探索。諾評獎委員會指出，三位學者的研究證明了社會制度對一個國家繁榮的重要性，有助於人們理解為什麼法治薄弱、制度化剝削民眾的社會無法帶來經濟增長或改善。

2024獲獎者中的阿西莫格魯與羅賓遜，2012年合作出版《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曾在中國擁有大量讀者。該書把制度分為兩大類型，一是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或譯廣納型制度），一是榨取型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包容性制度的要點是政治權力多元分配，法律和秩序得以確立，保護產權，創造平等競爭的環境，鼓勵對知識、對技術的投資，能夠吸引、包容所有的人來參與和共享經濟的發展。與之相反的「榨取型制度」，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被少數人壟斷，私人產權難獲保障，民間不願儲蓄，也沒動力生產、投資及創新，導致經濟發展難以持續。

根據上述理論框架，我們可以發現：（一）中共竊國後，建立的是一整套榨取型制度，在經濟上核心是所謂「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實質上是黨政官員階層控制了國家資源和經濟命脈，官民對立和官員內部差距制度化、長期化，由此必然產生貧富懸殊。

（二）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經濟增長，是因為它的經濟制度有一根本變化，從榨取型制度轉向包容性制度；但高度集權、榨取型的政治制度沒有相應轉變，這不僅使經濟增長難以持續，而且主導榨取型制度的少數人能夠獲得龐大利益，權力被各方覬覦，大家明爭暗鬥，政局波譎雲詭，最終必然破局。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12年前預言：如果當局在未來幾十年牢牢抓住權力，「中國的增長也可能會結束（Nevertheless,Chinese growth is also likely to come to an end）」。而這正是12年後的現實。

結語

以今日中國的現實，對比以上三項研究，再對比中國這幾十年的歷程，我們不難推斷：中共的官員階層，主導著中國的榨取型制度，由此必然導致貧富懸殊；貧富懸殊制約著中國人的消費能力和意願，自然內需不足，無法有效支撐經濟增長。不打破中共的制度——榨取型制度，中國經濟就沒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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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