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之島》 乘風破浪逃向自由港
從逃港潮（1950年代至1970年代）到離港潮，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香港人的家。「香港經歷2019年的劇變，這城市的人盡是憂鬱失語。離散與失去自由，原來沒有離自己很遠。」《憂鬱之島》導演陳梓桓如是說。
電影《憂鬱之島》（Blue Island）第一場戲畫面，一對年輕男女冒著生命危險穿越叢林，奮身躍入風高浪急的大海。男孩把粗繩綁在自己身上，另一端綁上救生圈，讓女孩攬著救生圈，兩人相互扶持向遠處的香港游去。
故事原型確有其人，那是1973年7月，高掛9號風球的黑夜，大鵬灣巨浪滔天，一對逃港的年輕夫婦和僅有的救命物資，一條粗繩和一個救生圈。
當年逃港潮橫跨大海的男子，仍保持在維港晨泳習慣。（《憂鬱之島》官網）鏡頭一轉，當年橫跨大海的男子已白髮蒼蒼，至今仍保持著維港晨泳的習慣。
畫外是在尖沙咀海傍倚欄凝望他游泳的兩位香港少年，討論他當年的逃亡放在今日香港，是否還有意義。時空在這一刻凝固，瞬間拋出一個問題拷問觀眾，在大時代下，每個人對自由以及對良心和歷史的態度。
重現逃港者 當年驚險一刻
《憂鬱之島》堪稱戲中戲，將紀錄片和劇情片合二為一，透過真實訪談、重演歷史場面，重現香港歷史上三個重要年代，從六七暴動、八九六四到近年雨傘運動和反送中運動。
在日益赤化的香港，很多話題已成禁語，這部電影雖在香港拍攝，卻無法上映，不過，電影透過加拿大、澳洲、美國、日本、臺灣等地影展，與世界各地觀眾見面，並榮獲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3項大獎、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提名。
年輕演員岑軍諺、田小凝，飾演1973年逃港倖存者陳克治和李潔馨夫婦。（《憂鬱之島》官網）1997後的年輕演員岑軍諺和田小凝，飾演1973年逃港倖存者陳克治和李潔馨夫婦，重現當年驚險一刻。導演喊卡後，鏡頭轉向真實的岑軍諺和田小凝，聽他們講述拍攝心得，又有演員的真實感覺。
《憂鬱之島》的「戲中戲」。（《憂鬱之島》官網）岑軍諺分享，他的父親當年是逃港潮的一員，田小凝一家也是從大陸移民而來，他們父輩為了自己的福祉離開中國大陸，如今自己長大成人，卻重新面對父輩所面臨的痛苦。
戲中戲 兩代人做相似的事
電影令人印象深刻的另一片段，是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前會長方仲賢，扮演1989年前往北京聲援學生運動的香港學聯主席林耀強，兩個背負學生運動之名的隔代人，在大螢幕中相遇。或許對方仲賢來說，他扮演的並非別人，而是自己。
香港浸大學生會前會長方仲賢（左），扮演1989年到北京聲援學生運動的香港學聯主席林耀強。（《憂鬱之島》官網）2019年連儂牆、各類反共標語貼遍香港全城，與1989年北京寫下的自由標語，是不是有幾分相似？2019年方仲賢在浸大學生會的會址中與同伴傾談、走上街頭的一幕幕，與林耀強當年在房間內準備標語，聽到窗外呼喊聲，好像融為一體。被歷史推到舞臺前的兩代人，在不同時空中，做著相似的事情。
香港每年人都會在維多利亞公園悼念六四死難者。圖為電影劇照，對比2019年和2021年的維多利亞公園。（《憂鬱之島》官網）《憂鬱之島》沉重氣氛，不單表現歷史上的「憂鬱」，最令人窒息的或許是電影之外，一個個年輕人因莫須有的罪名被判入獄，在電影結束前閃過一張張在法庭上的年輕面孔，沒有背景音樂，留下可怕的靜謐讓人心痛落淚。
導演五年前開始籌備電影拍攝，當時並沒有想到現實會如此戲劇化的進行，讓人分不清究竟是電影還是真實的人生。
獄中對話推高潮 香港未來沒有答案
影片中有一段獄中對話，拍攝這個片段時，劇組借來監獄場景，導演只說譚鈞朗是扮演楊宇傑「六七暴動」入獄事件的演員，並沒有過多解釋譚鈞朗的背景，就讓譚、楊兩人坐在監房中自由對話。
楊宇傑1967年當時16歲、金文泰中學學生，被控藏有煽動性標語，被英屬香港政府判入獄18個月。扮演少年時代楊宇傑的譚鈞朗，大學學業仍未完成，因2019年參與社會運動被指「暴動罪」，等待審訊。
《憂鬱之島》海報。（《憂鬱之島》官網）監獄對譚鈞朗是可能的將來，對年屆七旬的楊宇傑則是過去，政見相左（楊宇傑認同中國）的兩人就因這樣的重疊際遇展開對話。
楊宇傑開始回憶坐監的日子，沒有自尊、被獄警打，那種恐懼和無助至今難忘，最後他說「坐監難捱，坐完監之後更難捱。」譚鈞朗表現的非常平靜和鎮定，坦誠的說出自己的觀點，沒有因為楊宇傑與自己政見不同而拒絕對話。
大海的意象在《憂鬱之島》中重複，電影開頭與結尾，動盪的海水透著不安。（《憂鬱之島》官網）導演明知楊宇傑和譚鈞朗有著不同的政見，也放手一試給予他們平等對話的機會。整部電影在獄中的對話推入了高潮，時空彷彿在幾代人相似的經歷中凝固，沒有給任何答案，而是讓觀眾自己思考香港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