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週一評】讓台商回流 才能根本保護台商資產

台商沈柏勝投資中國的血淚史，雖然不是損失最大的案例，卻是極為典型的一個案例。

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震驚全世界之後，外資紛紛撤離中國。許多台商不退反進，被吸引到中國投資，原因不外乎廉價的勞工、便宜的原物料，以及中共官員大開方便之門。卻不知從土地使用許可證到合資契約，到處都是致命的陷阱與詐欺。

沈柏勝與眾多於1990年初攜款投資中國的台商一樣，都具有勇於冒險衝撞的創業性格，站在台灣已經發展半個世紀的生產、製造、設計、外銷與管理的經驗上，一眼洞悉投資中國所能夠創造的巨大利益。

奈何投資中國具有許多看得見與看不見的風險，這些風險才是最後成敗的關鍵。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想要點石成金，是許多經商者都做過的發財夢。中共深諳這個道理，因此用來請君入甕的誘餌，都是精心挑選。吸引沈柏勝前往中國的第一個項目是「天津市政府要向台商採購二手輪胎」，聽起來就是個一本萬利的生意。其實天津市政府官員真正的目的是「招商引資」，根本不是採購輪胎。

招商引資是1990年代中共第一階段利用台資與港資的計畫。這樣的計畫從中央貫徹到地方，所有的官員都要上課學習，並以招商的金額做為成績，也是升官的依據。

由於中國國營企業與銀行瀕臨破產，通貨膨脹又加上貪官橫行，這才爆發了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因此在1990年初，中共官方甚麼都沒有，有的只是一個使命必達，務必把投資引進的任務，借重台商的生產製造與外銷等經驗，把經濟發展起來。

這個時期中共官方基本上甚麼都不必做，放任給台商與中國老百姓去發展經濟就行了。事實上在生產製造與外銷上頭沒有經驗的中共官員，也的確甚麼都做不了。唯一必須做的就是在政策上開綠燈，把整個招商的大局搞定，這樣才能引來外匯，把中國的經濟起死回生。

天津市政府提出另一個更加「一本萬利」的項目，這個生意機會入了沈柏勝的眼。柳桉木，價格是台灣的1/5，打打計算機就能算出高達80%的利潤。於是30歲的沈柏勝拿台灣的資產、父親的資產向台灣的銀行抵押，借出款項之後信心滿滿地投入天津。

沈柏勝與當年許多投資中國卻被坑害的台商一樣，錯在接受了合資契約。但在當時，中共招商的條件只有合資一途。後來台商都發現合資只是白送錢給中方合夥人，便拒絕了合資模式。隨後，以外銷為主的大廠陸續轉往中國設廠，這種類型的企業可以為中共賺來大量外匯，於是中共才開放獨資企業，允許台商獨資經營。

利用外資規劃 掠奪資產是政策

但不管是合資或獨資，中共在2000年之後，陸續發出〈十一五利用外資規劃〉以及〈十二五利用外資規劃〉（中共建政後第十一個5年規劃，與第十二個5年規劃），白紙黑字寫明中共的政策就是要掠奪外資（含台資）成為中國自有資本、掠奪外資的經驗與人才成為中國的經驗與人才，並且進一步迫使世界大廠將營運中心設於中國，將企業推往海外證券市場圈入國際金流。因此即使是獨資經營的台商，仍不乏被侵占掠奪的案例。

沈柏勝求助中共官方機構與中國法院的經驗，亦是極為典型的一個案例。推拖拉，是中共官方的標準作業程序。至於中國法院，則在「公檢法司」這種倒置的司法制度中，受到中共政法委系統的箝制，完全沒有司法獨立或審判獨立的可能，只會為政治服務。

既然掠奪外資是中共的政策，中國法院當然要無條件配合。於是一個極其單純的侵吞資金官司可以拖著不開庭，而且一拖就是6年。等到開了庭，竟然上演法官偽造拍賣估價、賤賣合資公司資產，致使沈柏勝血本無歸的荒唐劇本。

但是沈柏勝並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被法官直接坑害的案例。「台灣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理事長高為邦博士，一樣是在中國法官手下被掠奪了資產。

2004年，問題拖延了13年之後，沈柏勝幸運地遇到1位中國官員，協助他取得被天津市政府坑騙、侵佔、過戶資產的原始卷宗影本。最後憑著這些資料，沈柏勝控告天津市政府各部門聯合誘騙、掠奪財產。但這也是沈柏勝不幸的原因。因為這些資料給他一線希望，取回資金償還台灣債務的機會。於是沈柏勝繼續滯留中國。

由於求償無門所以還不了台灣的貸款，台灣的銀行強制執行沈柏勝父親的財產。沈父為此罹患重病。2008年醫生告知他父親必須洗腎，沈柏勝在萬念俱灰之下，於2009年5月1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切腹自殺。擔心影響太大，中共政治局於是下令天津市政府必須解決沈柏勝的案子。

像沈柏勝這樣的中小企業在中國被坑害的例子比比皆是，筆者曾與1位在1990年初於海南島投資高爾夫球場的台商見面，那位白髮蒼蒼的台商回到台灣時，已經被中共關押15年，拿著一疊疊的資料，卻還是不明白自己數億投資究竟被誰侵吞！

2011年5月天津市政府逼迫沈柏勝接受賠償方案。賠償數目當然不足他的投資額，也賠償不了他20年的青春歲月或者他與父親的健康。但比起那些分文未得甚至在中國喪失性命或被長期關押的台商來說，能夠回到台灣這塊土地，並且無畏無懼地站出來講述投資中國被迫害的親身經歷，沈柏勝仍是幸運的。

讓台商回流是台灣政府的責任

掠奪台商的資產、技術與人才是中共的政策，中國法院只會配合政策演出。在沒有獨立司法保障之下，投資中國的風險永遠無法消除。要確實保障台商的資產與人身安全，絕非與中共簽署投資保障協議。唯一的方法是讓台商回到台灣，創造出一個適合台商與外商投資的環境。

商人逐水草而居。如今離開中國的台商與外企，紛紛前往東南亞設廠，追逐的就是符合成本的勞工。台灣政府必須重新思惟外勞政策，才能解決台商困局同時解決台灣失業問題與經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