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讓人搬離與北京大不同
按照《今日日本》的介紹，「這筆錢是這些搬離東京人員的安置費，300萬日元（約合18.4萬人民幣）與日本許多入門級白領年薪相差不遠」。此外，「這項提議並沒有要求人們搬到距離這23個中心行政區以外多遠」；只要「搬到規定區域外，就有可能獲得領取補貼的資格」。
不難看出，日本政府儘管有解決東京人口問題的意願，但在行動上卻顯得十分謹慎和卑微。首先，不敢針對所有的地區，只面向人口最多的23個中心行政區來推行；其次，以不菲的安家費來作為補償，不敢讓搬離者損失分毫；最後，搬到哪兒、要不要搬，決定權仍在民眾自己。政府表示，這是「提議」，絕不強求。
與日本政府如此「小心翼翼」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的中共政府在北京趕人時所表現出的「雷厲風行」。就在一週前，北京公布數據稱，「2017年北京常住人口僅僅減少了2.2萬，而中心城區人口2年累計減少74萬」。之所以能實現「20年來首次下降」，與政府的「主動抽疏」是分不開的。
對於這種旨在歌功頌德的正面描述，有陸媒不慎說出了大實話——「如果不是主動控制人口，哪有人口減少的道理？」只看「控制」一詞就不難讓人想像，中共的「主動」極有可能是在用強制，對人民下狠手。
就在去年11月，「由於政府管理不善，北京大興區一座公寓發生大火，造成19人喪生」；這「不僅沒有引起政府同情」，北京當局還「連夜發布清查命令，啟動強制驅逐行動」。有視頻顯示，「北京的警察及各類公務員正在加緊對餐館、店鋪以及公寓等出租房屋的強拆和對住戶的驅趕，數以萬計被政府視為低端人口的民眾帶著行李，離開自己居住的租屋，走向天寒地凍的大街」。
這突如其來的「驅趕」其實並不突然。由於北京打算「在未來的五年裡完成最大程度的人口縮減」，因此，政府從去年8月就已開始「對外來人口進行收費，還強拆外來人口聚居點」。據媒體粗略統計，「已有近千幢出租大院被清理，估計超過10萬外地人被逼遷離」。對此，有人指出，「這個實際上是權貴階層早就制定好的計畫」。
既然是計畫，就不可能只實施1年。今年7月，美國之音就曾報導，「北京驅逐外來人口的清理整頓運動捲土重來」；「目前，大批警察到大興區……查封廉租房、服裝業小作坊，抓捕業主，收繳生產設備」；「順義區等其他一些地方也出現了此類強制清理行動」。
或許有人會說，管它用什麼方式呢，外地人少了，住在北京的人也能舒服點。但問題是，把外地打工者都趕走了，仍在北京居住的人就會感覺更舒服？從「批發市場和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外遷」這句官方解釋就不難看出，如今抱怨物價看漲、購物不便、缺乏生活氣息的北京人口絕不在少數。
就算北京人口縮減到官方既定的「2,300萬規模以內」，這2,300萬人就能從此過上有尊嚴、有權利、有自由的生活？如果獨斷專行的政府打算繼續縮減人口，有多少人又將成為下一撥被驅逐者？不難看出，在一個任由政府當「老大哥」的社會，老百姓只有被限制、被驅逐的份兒。無論住在哪兒，都難有踏實感、安全感和歸屬感。
實際上，北京的空氣汙染、水資源汙染、稀缺；交通混亂、垃圾圍城；人們買不起房、看不起病、掛不上號、上不起學等長期飽受詬病的問題，其實都與人多的關係不大，大部分是由極權體制引發的社會矛盾以及流氓政府帶頭耍流氓、破壞一切規則、秩序所致。
民主制下的日本，民選政府只有當公僕的份兒。即便東京人口數量常年位居世界榜首，當地政府也不敢採取強制措施、下驅逐令。國民生活在自己的國家，又能被驅逐到哪裡呢？政府只要深諳這個道理，就不可能制定出變態的戶籍制度，把國民分成三六九等。
日本不僅沒有限制人口自由遷徙的戶籍制度，且城鄉生活水平差距也不大，居民能享受同等的政策待遇。此外，「大都市與高標準衛星城及小城鎮全面聯體，還促進各種資源向農村和落後地區流動」。由於「終身僱傭制」，日本的「農民工」不會因失業而陷入困境、落入流民階層。而「到偏遠山區教書的教師可以取得雙工資，以補償惡劣的生活環境」。
在這個總體上被評為世界「最富裕」、「最廉潔」、「效率最高」、「治安最佳」、「貧富差距最小」、「食品最安全」、「環境汙染最少」、「教育品質最高」之一的國家，大部分日本人似乎並沒有非得當東京人，非得在東京就業、生存的理由。
而東京，即便其人口數位列世界第一，甚至已被視為「人滿為患」，但卻絲毫不影響它成為「世界上擁有最多財富五百強公司總部的地區」。在這個「GDP超過萬億美元」的國際大都市，「市長和議長級別的市領導只有7人」。最值得稱道的是交通，雖然機動車保有量超過800萬，比北京多300萬，但「上下班高峰基本不堵車，交通井然有序，沒人鳴笛和亂變道，也沒搖號限購、單雙號限行，交通監視器都很少」。「到過東京的人，大都被其發達的公共交通網絡所震撼，其發達、便捷程度比北京、上海高出一大截」。
東京人口數全球最多，卻能如此井然有序、吸引全球精英。這足以讓我們相信，在解決人口過多的問題上，日本與北京政府的心態是絕不可能一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