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共殺人運動逃出 地主家小姐的血淚記憶

「我的家庭醫生曾認為，我有憂鬱症給我開藥。家裡人知道我需要的不是藥，叫我找大紀元去講出我的故事。他們說只有大紀元才會、才敢報導這樣的故事。」

為了讓悲劇不再重演，為了讓邪惡不再有機會橫行，為了子孫後代不再遭受你所遭受過的苦難，請把你的那一頁證詞說出來，讓我們為歷史作證！

謹以此文，獻給數千萬遭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國人及其家庭，以及億萬被中共謊言掩蓋歷史、矇蔽心靈的國人。

……

歷史真的可以塗抹嗎？當那段揮之不去的鮮活記憶，在每一個夜闌人靜的時刻在你眼前重演，縱使你看上去應有盡有，那個叫做「幸福」的字眼，依然於你遙不可及。

一個接一個的電話是那樣的真誠和急切。作為尚在人世的地主子女林女士，一個年過70的香港移民，要讓那段塵封的過去展現在讀者的面前，為那些被殘酷迫害過的地主和他們的子女們討回公道。她的期盼和我們的使命，促成了這次採訪，她強調：這不是故事，是親身經歷的歷史。

一、無妄之災

上世紀40年代，林女士出生在廣東潮汕地區一個比較富裕的大家庭。阿爺是漁民，生了9個子女，她父親是長子。父親是靠在香港和大陸之間，跑運輸和經營海產生意起家的。他從潮汕運糧食到香港，再買些西藥、布匹等西方的東西回大陸。靠著他的聰明和勤奮，起早貪黑、辛辛苦苦地工作，積攢了一些家產。

 

1949年，大陸落入了共產黨的統治。掌權才三個月，共產黨就開始了第一場政治運動──土地改革。農村開始了劃分階級成分。在他們的漁村，有地、有漁船的農民被劃為地主，成了剝削階級，土地和財富被沒收了。無妄災難就此降臨到這些「地主階級」的身上。

當時她才6、7歲，親眼看著自己的阿爺、阿爸被慘無人道地虐待。「為什麼這樣對待他們？他們沒有做過傷天害理的壞事啊！只因為有錢，被劃分為地主？」從來沒有人回答她。

她回憶道：「一天夜裡，突然來人，抓走了我的阿爺、阿爸和負責管家的五叔三個人。我很害怕！大概兩三週後，他們被放了出來。家人沒告訴我發生了什麼，可能因為我還小。我只知道家裡上繳了200擔穀子。但僅僅幾天之後，就又把我阿爸抓走了。」

清算地主的時候，家裡的漁船被沒收，田地沒有了，房子也被分給了別人。林女士的父親把辛辛苦苦積存的4,000塊大洋埋在了牛房的地下。4,000個大洋是家族的財產，在當時是個不小的數目。

「那些鬥地主的人把阿爸他們吊起來打，以各種方式折磨他們，逼他們交出財產。他們什麼都沒說。最後，是家裡那個最不爭氣、又沒被劃為地主的四叔給供了出來。找出那些大洋以後，阿爸被打得就更厲害了。他被質問道：『你說你沒有錢，這是什麼？』記得那時候村裡搭建了一個很大的棚，讓附近18條村的人都過來看鬥阿爸一個人。那4,000個大洋被作為罪證就堆在他的腳下。其實當時即使四叔他不供出來，那些錢也是保不住的，因為那個房子已經分給了別人。」

「那一次，阿爸被鬥了很長時間。放下來後，就被兩個2、30歲的年輕人壓著脊背，飛快地拖走了。在監禁的地方見到疲憊的阿爸後，阿爸說他很渴，叫我裝點水給他喝。那個地方只有一個水池，洗衣服、洗馬桶都在那裡，水很髒。記得當時我撥開浮在水面上的髒東西，用瓶子裝了點池水給阿爸喝。」

從再次被抓後，林女士的父親就再也沒有回過家。因為沒有罪狀，更沒有血債，她阿爸被判監8年。

「批鬥完了，我們全家老少30幾人被軟禁在自己的祖屋裡。那房子是太爺留下來的，很舊了，裡面什麼都沒有，只有個小窗。30多人擠在屋裡，熱得喘不過氣來。每晚三次，由兒童團、民兵和村裡的領導幹部（村長、民兵連長等），分別巡查一次，每次查完還貼上封條，以防逃跑。」

「在被封門軟禁的那段時間裡，懷孕的五嬸臨盆了。在家裡，在家人的面前她生下了一個女兒。可憐那個剛出生的小生命，連臍帶都還沒有剪就直接被扔進了馬桶。記得五叔告訴我說，丟進去之後，她還咕嚕咕嚕地冒出了幾個小氣泡上來。到了第二天，女嬰才被連馬桶一起拿到山邊埋葬了。她是順產的，但在那種環境下，家裡都不敢養她。剛到這個世界就被弄死了，這夠殘酷吧！夠沒人性吧！」

在那個瘋狂的年代，人們的良知被壓抑，魔性被誘發，造了多少業啊！不只他們家，很多被專政的對象都被打過，跪過碎玻璃。有些迫害都是很變態的。她的五嬸和最小的七叔都曾遭受過螞蟻進襠的刑罰。

「有一天，村裡那些幹部，叫人到附近樹林裡找來螞蟻窩，把整窩螞蟻塞進他們的褲裡，然後紮緊褲頭和褲腳。我五嬸當時已經懷孕，還有三個月就要生了；七叔才17歲。一隻螞蟻就夠難受的了，那是一窩啊！七叔後來回憶說，當時他忍著都不敢動一下！」

自從被劃為地主後，迫害就如影相隨。在以後的那些政治運動中也不斷被波及。地主和家屬們，隨時隨地都會被傳喚、被羞辱、被折磨、被侵犯。

「我阿媽長得很漂亮又很賢惠，村裡人都知道她。在阿爸被監禁，大哥和叔叔們離開家鄉後，我曾親眼看見一個也算是同宗的村幹部摸她的胸部。我那時大概有10幾歲了。阿媽對他說：『你不要這樣。我兒子都差不多有你這個年齡了。』」我感覺，阿媽作為地主的妻子曾遭受過更大的屈辱，因為有時她會在深夜裡被單獨叫去問話。」

阿爺死時已經70多歲，大概是1955年，是被活生生打死的。

「那時我才剛剛懂事，我和阿嬤就站在阿爺身邊，親眼看著他被拉出來，8個大人，用7尺長很粗的棍子，一棍接一棍地輪流打他，直打到阿爺再也爬不起來。他的生命最後就在那裡結束了。」

「阿嬤也曾被綁著兩個大拇指吊起來。吊上去後，還要在腳下綁兩塊大石頭。阿嬤被吊到兩個大拇指的皮脫落，被指甲卡住。」

雖然阿爺有7兒2女，除了兩個兒子早夭外，到他死的時候，坐牢的坐牢、逃亡的逃亡，沒有一個兒子給他送終。

回首往事，林女士充滿感傷。「家境好的時候我還太小，不懂事，到了6、7歲開始懂事的時候就看到這麼慘的情形。家裡沒有吃的，還要看著自己的親人一個個被慘無人道地虐待，真是很刺激的。那時的情景就入腦了，到如今已經70多歲了，都還記憶猶新。」

當時整個社會的氣氛都很恐怖，遠遠近近、大大小小的地主家庭都慘遭迫害。她記得：

「當時我們是在鄉下，像廣州那樣的大城市，那些大地主被迫害得就更厲害了。初到香港，我曾經到車衣廠工作。當時有兩個人稱六姑、七姑的工友，她們是廣州一個大地主的第六、第七個老婆。當時這地主托人把最年輕的這兩個老婆帶到了香港。七姑人很好，還教過我車衣。她說留在廣州的其他那五個老婆，挨不過折磨，最後不是跳海就是上吊，全部自殺死了。聽村裡的大人說，我們附近有一個只有幾戶人家的小村，把一個地主鬥死了，最後也只是鬥出了一個大洋。」

根據已披露的資料顯示，土改運動導致近10萬地主喪生。有些地區甚至對地主實行滿門抄斬，連婦女、兒童也不能倖免。有的地主被開宣判大會後槍斃了，有的被活埋，有很多被虐待死了，有些被判了監，也有一些是受不了精神上的打擊和肉體上的殘酷折磨，而「畏罪自殺」。

二、亡命天涯

被劃為地主階級以後，地主和地主的家人，在當時大多都受到肉體上的殘酷折磨，和精神上的嚴重虐待以及歧視。出門會被人指指點點，走路都不敢抬起頭來，靠邊走。地主的孩子不能讀書，大人找不到工作，兒子娶不到太太，女兒嫁不出去。沒有了經濟來源，家裡就沒有糧食。在家鄉繼續待下去已經沒有生路了，家裡人就計劃偷渡去香港。

「我阿爸開始是被關押在家附近的監獄，那時還允許我們去給他送飯的。可是我們沒有糧食，只有蕃薯。我們用竹籃子給他送蕃薯，每次回來的時候，都會檢查一下籃子和蕃薯皮，看他有沒有留下什麼話。爸爸沒有讀過書，但他會寫幾個字。計劃偷渡後，我叔叔和大哥本來是要等著爸爸出來一起走的。但是有一次，阿爸把一個小紙條塞在籃子的縫裡給帶了出來。阿爸叫他們先走吧！不要等他了，他是沒有機會出來的。」

「那時是50年代初，被清算後才幾個月，我們仍被軟禁在祖屋裡。有天夜晚，趁第三批巡查的村幹部去鄰村開會的機會，我四個阿叔、大哥，還有一個堂阿叔共六個搶了一條原來屬於我們的漁船逃走了。我們被奪走財產之後，還未被軟禁之前，掌家的五叔經常到海邊去釣魚和用海水在石頭上灑鹽。他曾經去問過吉兇，並許願說若走成了就回來答謝。得到的回答是：『你該走了。平平安安地走吧！你沒有機會回來的了。』」

「他們偷渡成功，到香港後，遇到國民黨招募新兵，七叔就報了名，想有朝一日回去報仇。大哥本來也想去，因是長子嫡孫，父親還在監獄、弟弟還在大陸，就被五叔阻止了。他們原以為只是暫時避難，不料這一走就真的到死也再沒有回過家鄉了。」

逃亡之路，危機四伏。每一次出逃都是一場以性命作押的賭博。

「阿嬤他們偷渡的那條船是1963年正月22出海的。阿嬤當時也70多歲了，我堂哥揹著她上的船。和他們一起上船的還有已經懷孕的五嬸，她就是那個可憐女嬰的媽媽。那條船出海就遇到大風翻沉了。包括阿嬤、五嬸、堂哥，全船共21人全部葬身大海，屍骨無存。如果不是人太多的話，那個夜晚我也會上這條船的。」

「當時天氣很冷，記得阿嬤走的時候是穿著棉襖的。他們頭七的那天，住在對面屋的街坊說，見到阿嬤穿著一身濕棉襖低著頭回來了。棉襖吸了水該有多重啊！何況阿嬤已經那麼大年紀了……每當想起她，我的眼前，就會浮現棉襖墜著她在海裡往下沉的淒慘一幕。」

如果還有活路，誰願意讓一家老少去冒這個險呢？林女士家族人多，是分多次逃離大陸的，能走的大部分都走了。

「我第一次從大陸偷渡去香港時才10多歲。那時港督執行即捕即解，我在筲箕灣上岸後就被送回了大陸。在阿嬤的船沉了以後的第二年底，我第二次偷渡。這是1964年，我和弟弟一起逃走的。因為沒想到會成功，所以沒把阿媽和姊姊帶上。」

「那天搶的是一艘汕頭的大貨船，從潮汕運蝦殼到廣州去做醬油、魚露、味精等。那天晚上剛好這船沒有水了，進我們漁港加水，加完水就在港裡過夜。沒被軟禁的四叔得到消息後告訴了我們。要偷渡的人早就組織好了。得到消息後，我們分乘三條小船，接駁到大船上。我弟弟和其他兩個人熟悉漁船的人負責搶船。當時每個港口、船塢都有公安或部隊駐守。凌晨4點啟程，船帆一扯上就驚動了整個船塢。子彈霹靂啪啦地在身邊擦過，生路真是用命來搏的！」

「記得那是年24的晚上，村裡共走了80多人。被搶貨船的人也同情我們，協助我們把船駛到香港。這期間我們滴水未沾。經過3天2夜的航行，年27抵達香港。後來我大哥還叫米舖的人，送了兩袋大米到被搶的船上答謝他們。」

這之後不久，大陸就開始了新一輪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

60年代初，是大陸的「困難時期」，很多人被餓死了；到了文革，死的人就更多了。那個時期，不光是地主的子女，很多人都想逃走。很多沿海地區的人是游水到香港去的。

「到了溫哥華後，一個車衣廠的同事曾告訴我她的朋友的經歷。她們三個女孩一起偷渡，游到中途，眼睁睁地看見其中一個女孩突然被鯊魚叼走了。從此，倖存的兩個女孩為了那個遭遇不幸的同伴拜佛吃長齋。還聽說從東莞偷渡到香港需要翻過一座山，那裡有個山坑像是沼澤地。那時偷渡，白天不敢出來，晚上才偷偷出來爬山。人們拉著上面的一些草或籐條，藉著樹用力爬上去。如果那根草或籐斷了，就會摔下來。據說山下那個沼澤坑裡，不知道吞噬了多少無辜的生命。」

三、劫後重生

香港雖然比家鄉好，但也不是想像中的天堂。剛到香港的時候，林女士和弟弟的生活也很艱辛。

「大哥是50年逃到香港、在香港成家的。我們到的時候是住在阿哥家的。阿哥、阿嫂和兩個侄仔住在一間板間房的尾房，大概4、50尺，加上我們就住了6個人。一層樓10幾個人共用一間廚房、一個馬桶。廚房是燒柴的，進去要戴帽子，否則廚房頂上那黏膠似的油煙掉到頭髮上，那一撮頭髮就要剪掉。因為老鼠很多，樓裡養了很多隻貓。我弟弟和其中一個侄子住在閣樓上，那地方很熱，根本沒辦法入睡。每次晚飯後，桌子收了，我把地板擦乾淨，在哥哥嫂嫂的床底下打地鋪。當時很多人受不了這苦，返回大陸了。弟弟說，如果不是怕回去要坐牢，他也想回去。我和弟弟在大哥家裡住了4、5個月。我去學車衣，弟弟去做塑膠工，拿到工錢後我們就搬了出去。當時在大陸，連飯都沒得吃，哪有書讀。到了香港，阿叔讓我去讀夜校，就去讀了2、3年。」

 

幾年後，林女士有了自己的家。她先生是大陸鄰村的人。他的村以前是曬鹽的，她的村是捕魚和耕種的，他們小時候就認識了。先生出來得早些，也是偷渡出來的，但他不是地主的子女。70年代初，孩子們陸續出生了。她那時年輕，肯吃苦，跟先生一起做生意，咬緊牙關打拼。先生自己開車，也請了伙計幫人送石油氣。她在家帶孩子、學寫字、學開貨單、接電話。

再後來，在家鄉的地主子女也可以參加一些工作了。一些不好的田地也給他們耕種了，只是不讓他們出海。林女士的姊姊沒有走，到了快30歲才嫁人。對方家庭很窮，但家庭出身不是地主。林女士和弟弟工作掙了錢後，就寄些回去幫補她的生活。

經歷過那場劫難的地主子女，好像心裡會有陰影。潛意識中，他們會避免再找地主的子女結婚。

四、心中永遠的痛

她父親8年勞改刑滿後監獄仍不放人，延期監禁直到60年代，他最後客死在黑龍江。

「他被判刑的時候我大概7、8歲，監獄就在我們家附近。後來有一次去看他的時候，監獄的人說他被送走了，送到黑龍江去了。50年代他在黑龍江的時候，家裡和他還有書信往來，也曾給他寄過生活用品。他去世後，那邊醫院也有寄信通知我們。我大哥一直保留著那封信，想著有一天可以把父親的骨灰接回來。好不容易等待到80年代，毛澤東死了，中國搞改革開放，我和大哥拿著這封信就想前去取回阿爸的遺骨。我們先寄了封信到那邊，還好那邊有回信。對方說：你們廣東人不需要來了。他說那個年代死的人，不要說是監犯，就算是平民，死了都是集體葬的，骨頭都分不清誰是誰的，你們不需要來了。這樣，我和我大哥才沒有去黑龍江。」

大陸開放，允許偷渡的人回去後，林女士馬上申請簽證回鄉。離那個槍林彈雨的夜晚已經20年了，曾以為再也見不到阿媽，但阿媽頑強地活了下來。母女重逢後，她就馬上申請母親到香港定居。林女士終於可以盡孝，讓母親可以在香港這個沒有階級鬥爭的環境裡安享晚年。

 

「我大哥在香港和美國都有生意，算是苦盡甘來，到80多歲時才過世。離開大陸以後他就再也沒有回去過。80年代改革開放的時候，村裡還派人到香港見我們，說如果捐錢回去建學校，可以讓我們回去重建祖屋。大哥說這對他已經不重要了。他也捐過錢給家鄉建學校，但是，他說要叫他回大陸，真是走過的腳印都想抹掉。後來因為修祖墳等原因，同房親戚想讓我哥回去一趟，他也沒有回去，交給我去處理了。」

「那些記憶太深刻了，抹不掉啊！我哥原來很想把這段歷史寫成一本書，但是他年輕的時候忙於生計，等到退休的時候又太老了，力不從心，沒寫成。」

經過多年的打拼，林女士夫婦在香港擁有了自己的生意和安樂窩。以為歷盡艱辛，終於可以在香港扎根，不曾想，為了逃避九七香港回歸，她再一次隨著香港的移民潮，背井離鄉。林女士一家是在1994年移民到溫哥華的。儘管辦理移民令她在經濟上犧牲了不少，幸運的是，孩子們喜歡這裡。在這裡她總算找到了自己和家人的歸宿，並落地生根。「我從未後悔過離開家鄉，也不留戀家鄉。」她說。

家鄉是多少海外遊子夢裡的天堂。然而，家鄉留給她和有著和她同樣經歷的地主子女們的，卻是刻骨銘心的痛苦和屈辱。雖然離開了根，但她也離開了傷心之地。

五、向災難製造者問責

半個世紀過去了，經歷過那場運動的人已所剩無幾。林女士已年過70。親兄弟死了，家裡4女2子，現在就只剩下她和一個評定階級那年出生、1歲半就過繼給人的妹妹。堂弟、堂妹們現在也只剩一個堂弟還活著。為了使這段歷史不至於因證人的離去而被遺忘，她要講出來。她希望能為這幫尚在人世的地主的子女，為自己的阿爺、阿爸和那些地主們討回公道，替他們申冤。

「我的主題就是要質問共產黨！」林女士反覆強調。

「地主是靠他們的聰明才智和辛勤勞動賺錢的。共產黨，你為什麼要殘酷迫害地主？為什麼你搶占了地主所有的錢財，還要置人於死地？還要殘酷迫害地主的子女？他們的父母幹了什麼？去偷？去搶？去打劫？你令他們沒有資格出去找工作，沒有尊嚴、沒有面子，使他們抬不起頭做人，你讓地主的兒子娶不到老婆、女兒嫁不出去。對這些人那麼沒有人道、沒有天理，這就是共產黨的錯！共產黨要解釋為什麼要這樣做！」

「其次，作為地主的子女，我要求共產黨向這些被殘酷迫害的地主子女賠禮道歉！欠債要還，天公地道。共產黨你都要滅亡了，還不趕快把這個債還給我們？」

 

她表示，很少有人再提到土改這段歷史。勤勞致富的地主階級被徹底摧毀了，新的權貴階級瓜分了國家的利益、人民的財富。反觀今天的現狀，今昔對比反差實在太大，令她不吐不快。

「為什麼提起這件事對我那麼重要？就是因為，看到現在大陸那些共產黨官員的貪污腐敗。你們貪污那麼多，正正式式地買空賣空，全是貪污國家的錢、人民的錢。我們地主沒有貪污別人的錢啊！每個朝代都有貪官，但都沒有共產黨的官員貪得這麼厲害！共產黨既貪錢又貪權！像江澤民家族，都不知道貪污多少百億！那個徐才厚的黃金是用噸來計算的！以前那個時代，就算是最大的地主，那些財富跟這些官貪的相比，真是『濕濕碎』（小意思）啦！共產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它自己！共產黨，你只是一個黨，不是國家！你們的官，貪污國家這麼多錢，應該自動把這些錢退出來，歸還給國家！你要錢可以，不做官，自己出來做生意啊！」

切膚之痛！令林女士無比的壓抑，也使她更加清醒。

「我經常夜不能寐，絞盡腦汁地思考。我認為這一切災難的根本原因就是共產黨造成的！共產黨打壓有財富、有智慧、有知識的人。自己以骯髒的心理執政，是黑社會執政、黑社會治國，比黑社會更加黑社會！」

對於控訴共產黨的迫害，可能會被認為不愛國的問題，林女士認為：

「60年代起，年輕人就被共產黨洗過腦。什麼是愛國？你要對比啊！其實，哪個中國人不愛自己的國家？但共產黨不是國家！共產黨做了那麼多壞事，製造了那麼多災難。土改是消滅地主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是清理共產黨自己人和那些有文化的、有機會上來威脅他們的人，『六四』屠殺學生，現在又殺人賣器官。所以我認為，不愛共產黨就是愛國。」

這中共建政後的第一場政治運動，導致了多少個地主家庭的家破人亡？曾讓多少顆心在淒慘的黑夜裡無助地哭泣？又成為了多少人心中永遠的傷痛！

不吐不快的林女士，對於經歷過中共迫害的中國人，認識得很深刻，她說：「其實很多人都應該把自己經歷過的這些事情講出來，這樣對自己好、對後代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