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輝：敦煌躲過劫難 守護者常書鴻遭重創
在中國西北的河西走廊西端，矗立著一座「東方的盧浮宮」，她就是以精美的壁畫和塑像聞名於世的敦煌莫高窟。史載西元366年，一個叫樂僔的和尚手執錫杖西行至三危山，忽見金光燦燦，形狀如千佛閃耀。他隨即悟到這是佛在點化，應在這裡築窟造像，廣傳佛法。於是，樂僔和尚鑿建了第一個洞窟。此後不久，又有一位叫法良的禪師從東方而來，在樂僔的窟旁又開鑿了一個洞窟。自此之後，敦煌歷經千年，營造不絕，到唐時便已有一千餘龕。
雖然到了近代，洞窟中的不少壁畫、彩塑、數千本經卷等被幾個西方人以低廉的價格「買走」，令人歎惋，但留下的壁畫、彩塑、經卷等，仍在向後人訴說著其昔日的輝煌。
躲過文革劫難
由於地處偏僻，更由於當時身在敦煌的工作者的默契，敦煌莫高窟僥倖躲過了文革浩劫。現為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的樊錦詩，從大學畢業後，就將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敦煌。她在接受記者的採訪時講述了自己的經歷和莫高窟躲過劫難的原因。
樊錦詩剛到敦煌研究所工作，就趕上搞了兩次「社教」，即所謂的「社會主義教育活動」。第一次「社教」還在敦煌，1963年，為期一個月。第二次「社教」樊錦詩就被派去河西走廊中部–張掖市山丹縣。「從1964年的秋天，到1965年的夏天前後一共十個月。作為一個大學畢業生，能搞出什麼研究來？搞是搞了一些，但是現在反過去看，肯定不行。」樊錦詩總懊悔光陰被耽誤，自己沒有在考古專業上做更多。
「社教」剛剛結束，文革就開始了，敦煌研究所裡的工作整個都停了下來。但是幸運的是，敦煌的文物得以保存。據樊錦詩介紹，一個原因是中央有保護敦煌的指示，另一個更主要的原因是當時敦煌研究所裡的人，雖然派系不同，雖然也有武鬥，但「保護敦煌文物的心，是一致的」。
而奉命來此的紅衛兵也只是走走過場，貼貼大字報。這與文革中的曲阜孔廟，被一擁而上的數百名紅衛兵掃蕩，石碑石像被拉出來，斷頭腰斬、開膛破肚，還是截然不同的。在樊錦詩看來，在那個年代，研究所不管是發聲者，沉默者，施加者，承受者，走向錯軌的，有過大非的人，都共同守護了敦煌。這至少說明，在那個年代，還有一些人對祖宗的遺產有著敬畏之心。
然而，守護敦煌的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長常書鴻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堅定的守護者常書鴻
1935年，一個學習繪畫、名叫常書鴻的年輕人偶然在巴黎看到了六卷本《敦煌圖錄》畫冊，驚異其瑰麗，傷懷其默聞，因此決意回國，從此成為了莫高窟最為堅定的守護者。
回國之後，常書鴻擔任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教授，但他一直掛念著莫高窟的保護工作。在他的奔走呼籲下，在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先生的支持下，1943年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成立，常書鴻任所長。當年，他即趕赴敦煌。
當常書鴻抵達敦煌的那一刻起，伴隨他的不僅是黃沙漫舞和狼風狂嘯，還有經濟上的拮据和生活上的諸多困難。按照他自己的話說：「從我們到達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們就感到有種遭遺棄的服『徒刑』的感覺壓在我們的心頭，而這種壓力正在與日俱增。」 然而，莫高窟所展現的魅力，以及對藝術的熱愛，對敦煌的熱愛，讓他克服了所有困難。
可惜，由於政局不穩，財力緊張，1945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宣佈解散研究所，大部分人因此選擇離開了莫高窟，但常書鴻卻留了下來，因為敦煌是他的生命。此時，妻子無法再忍受敦煌的寂寞和困苦，決然離家出走，丟下了兩個孩子給他。接二連三的打擊，並沒有動搖常書鴻守護敦煌的赤子之心，他還是選擇了堅持。
中共建政後，敦煌藝術研究所改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書鴻繼續任所長。在幾十年守護敦煌中，常書鴻把全部心血都傾注在敦煌上，組織大家修復壁畫，搜集整理流散文物，還撰寫了大量有價值的論文，臨摹了大量的壁畫精品。
「常書鴻，他死了」
1966年文革爆發後，「破四舊」的風潮也刮到了敦煌。由於有中央的指示，敦煌得以倖免，但守護敦煌的常書鴻等人卻沒有擺脫受迫害的厄運。常書鴻不僅被打為「反革命」份子、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賣國賊，還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留所監督勞動。
因為名為「賣國賊常書鴻罪行展覽」在酒泉展出過，是以河西地區早已是無人不曉的這個名字更加遠揚了。可以說，文革中，常書鴻的身心均遭到了巨大的傷害，他時常被打的遍體鱗傷，不能站立，腰椎還曾粉碎性骨折。
從《讀書》2008年第一期蕭默撰寫的回憶文章，我們可以一窺當時常書鴻的境況。
1968年秋，曾是常書鴻下屬的蕭默「押解」腰椎粉碎性骨折的常書鴻去蘭州看病。在內心深處，蕭默十分敬仰常書鴻，他就是在看了常書鴻寫的《祁連山下》才前往敦煌的，因此暗中對其儘量照顧，並幫助他配了鋼背心。
在前往蘭州的火車上，同在臥鋪車廂的幾個陌生人當得知他們來自酒泉，便開始詢問常書鴻的情況。蕭默否認自己認識常書鴻，那幾個人便直接詢問常書鴻。幾番否認後，常書鴻聲音很大的、斬釘截鐵的、激憤的喊道：「常書鴻，他死了！」此時，一滴老淚，從他緊閉的眼角順著臉頰流下。能讓他喊出如此決絕的話，中共害人不淺！
聽到這令人心顫的喊聲，幾個陌生人沉默了，但面色凝重，久久的凝視著躺在身邊的這位老人，困惑的要把他們心目中的常書鴻與這位老人聯繫起來。過了一會兒，一個人沏了一杯茶，送到常書鴻面前，請他喝茶，並且輕聲加了一句：「不管怎麼樣，一定請您老保重，一定要挺住。」公道自在人心。
劫後餘生
1977年，常書鴻被「平反」。1982年，業已過了古稀之年並守護了敦煌五十年的常書鴻回到了北京。晚年撰寫了回憶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對於當年的經歷，常書鴻只有淡淡的一句話來概括：「我是個倖存者，一個留下滿身『紀念品』的倖存者。」
1994年6月，常書鴻去世，享九十天年。
結語
2015年，蕭默出版了《一葉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講述了敦煌在文革中的遭遇。他寫道：「我在敦煌52年，不知從何說起。還得說這些老先生。常書鴻先生，『書』是書本的『書』， 『鴻』是鴻雁的『鴻』，71年前他……」。如果沒有十年荒廢的歲月，常書鴻先生應該發表更多的論文，臨摹更多的壁畫，為後人留下更多的財富。只是人生沒有「如果」，這筆帳理應算在中共身上。
雖然到了近代，洞窟中的不少壁畫、彩塑、數千本經卷等被幾個西方人以低廉的價格「買走」，令人歎惋，但留下的壁畫、彩塑、經卷等，仍在向後人訴說著其昔日的輝煌。
躲過文革劫難
由於地處偏僻，更由於當時身在敦煌的工作者的默契，敦煌莫高窟僥倖躲過了文革浩劫。現為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的樊錦詩，從大學畢業後，就將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敦煌。她在接受記者的採訪時講述了自己的經歷和莫高窟躲過劫難的原因。
樊錦詩剛到敦煌研究所工作，就趕上搞了兩次「社教」，即所謂的「社會主義教育活動」。第一次「社教」還在敦煌，1963年，為期一個月。第二次「社教」樊錦詩就被派去河西走廊中部–張掖市山丹縣。「從1964年的秋天，到1965年的夏天前後一共十個月。作為一個大學畢業生，能搞出什麼研究來？搞是搞了一些，但是現在反過去看，肯定不行。」樊錦詩總懊悔光陰被耽誤，自己沒有在考古專業上做更多。
「社教」剛剛結束，文革就開始了，敦煌研究所裡的工作整個都停了下來。但是幸運的是，敦煌的文物得以保存。據樊錦詩介紹，一個原因是中央有保護敦煌的指示，另一個更主要的原因是當時敦煌研究所裡的人，雖然派系不同，雖然也有武鬥，但「保護敦煌文物的心，是一致的」。
而奉命來此的紅衛兵也只是走走過場，貼貼大字報。這與文革中的曲阜孔廟，被一擁而上的數百名紅衛兵掃蕩，石碑石像被拉出來，斷頭腰斬、開膛破肚，還是截然不同的。在樊錦詩看來，在那個年代，研究所不管是發聲者，沉默者，施加者，承受者，走向錯軌的，有過大非的人，都共同守護了敦煌。這至少說明，在那個年代，還有一些人對祖宗的遺產有著敬畏之心。
然而，守護敦煌的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長常書鴻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堅定的守護者常書鴻
1935年，一個學習繪畫、名叫常書鴻的年輕人偶然在巴黎看到了六卷本《敦煌圖錄》畫冊，驚異其瑰麗，傷懷其默聞，因此決意回國，從此成為了莫高窟最為堅定的守護者。
回國之後，常書鴻擔任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教授，但他一直掛念著莫高窟的保護工作。在他的奔走呼籲下，在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先生的支持下，1943年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成立，常書鴻任所長。當年，他即趕赴敦煌。
當常書鴻抵達敦煌的那一刻起，伴隨他的不僅是黃沙漫舞和狼風狂嘯，還有經濟上的拮据和生活上的諸多困難。按照他自己的話說：「從我們到達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們就感到有種遭遺棄的服『徒刑』的感覺壓在我們的心頭，而這種壓力正在與日俱增。」 然而，莫高窟所展現的魅力，以及對藝術的熱愛，對敦煌的熱愛，讓他克服了所有困難。
可惜，由於政局不穩，財力緊張，1945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宣佈解散研究所，大部分人因此選擇離開了莫高窟，但常書鴻卻留了下來，因為敦煌是他的生命。此時，妻子無法再忍受敦煌的寂寞和困苦，決然離家出走，丟下了兩個孩子給他。接二連三的打擊，並沒有動搖常書鴻守護敦煌的赤子之心，他還是選擇了堅持。
中共建政後，敦煌藝術研究所改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書鴻繼續任所長。在幾十年守護敦煌中，常書鴻把全部心血都傾注在敦煌上，組織大家修復壁畫，搜集整理流散文物，還撰寫了大量有價值的論文，臨摹了大量的壁畫精品。
「常書鴻，他死了」
1966年文革爆發後，「破四舊」的風潮也刮到了敦煌。由於有中央的指示，敦煌得以倖免，但守護敦煌的常書鴻等人卻沒有擺脫受迫害的厄運。常書鴻不僅被打為「反革命」份子、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賣國賊，還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留所監督勞動。
因為名為「賣國賊常書鴻罪行展覽」在酒泉展出過，是以河西地區早已是無人不曉的這個名字更加遠揚了。可以說，文革中，常書鴻的身心均遭到了巨大的傷害，他時常被打的遍體鱗傷，不能站立，腰椎還曾粉碎性骨折。
從《讀書》2008年第一期蕭默撰寫的回憶文章，我們可以一窺當時常書鴻的境況。
1968年秋，曾是常書鴻下屬的蕭默「押解」腰椎粉碎性骨折的常書鴻去蘭州看病。在內心深處，蕭默十分敬仰常書鴻，他就是在看了常書鴻寫的《祁連山下》才前往敦煌的，因此暗中對其儘量照顧，並幫助他配了鋼背心。
在前往蘭州的火車上，同在臥鋪車廂的幾個陌生人當得知他們來自酒泉，便開始詢問常書鴻的情況。蕭默否認自己認識常書鴻，那幾個人便直接詢問常書鴻。幾番否認後，常書鴻聲音很大的、斬釘截鐵的、激憤的喊道：「常書鴻，他死了！」此時，一滴老淚，從他緊閉的眼角順著臉頰流下。能讓他喊出如此決絕的話，中共害人不淺！
聽到這令人心顫的喊聲，幾個陌生人沉默了，但面色凝重，久久的凝視著躺在身邊的這位老人，困惑的要把他們心目中的常書鴻與這位老人聯繫起來。過了一會兒，一個人沏了一杯茶，送到常書鴻面前，請他喝茶，並且輕聲加了一句：「不管怎麼樣，一定請您老保重，一定要挺住。」公道自在人心。
劫後餘生
1977年，常書鴻被「平反」。1982年，業已過了古稀之年並守護了敦煌五十年的常書鴻回到了北京。晚年撰寫了回憶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對於當年的經歷，常書鴻只有淡淡的一句話來概括：「我是個倖存者，一個留下滿身『紀念品』的倖存者。」
1994年6月，常書鴻去世，享九十天年。
結語
2015年，蕭默出版了《一葉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講述了敦煌在文革中的遭遇。他寫道：「我在敦煌52年，不知從何說起。還得說這些老先生。常書鴻先生，『書』是書本的『書』， 『鴻』是鴻雁的『鴻』，71年前他……」。如果沒有十年荒廢的歲月，常書鴻先生應該發表更多的論文，臨摹更多的壁畫，為後人留下更多的財富。只是人生沒有「如果」，這筆帳理應算在中共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