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公共電視網專題片：中共真停止摘取死囚器官了嗎？
幾十年來，中共從死囚犯，包括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移植到需要器官的病人身上。現在，中共政府聲稱已經改革這種做法，說他們只從志願者身上摘取器官。但是一些人說，摘取死囚和良心犯器官的做法仍在繼續。
美國公共電視網（PBS）就此採訪了赴大陸做移植的病人、外科醫生和人權調查員，試圖探祕中共器官移植的真相。
PBS記者Hari Sreenivasan在加拿大溫哥華採訪了一名病人。這位病人說，他已經透析兩年，身體狀況持續惡化。由於他的年齡和罕見的血型，他可能等不到腎臟供體就會死去。在家人、朋友的敦促下，他於2006年前往中國北京。在一週之內，他接受了一顆新腎臟。他說他支付了1萬美元。
在加拿大，移植是免費的。在美國，一個腎臟移植手術平均費用是15萬美元。旅行到其它國家進行這種手術被稱為移植旅遊。
PBS報導說，在美國那些等待移植的人當中，平均每天有22人死亡。肺移植平均等待時間是4個月，心臟移植平均等待1年，腎移植平均等待2年。中國醫院承諾的極短等待時間甚至零等待時間吸引著北美的病人。
在地球的另一邊，一名以色列醫生也遇上赴中國移植的案例。
以色列移植協會主席、心臟外科醫生Jacob Lavee告訴PBS，在2005年，他的一名病人跟他說：「醫生，我受夠了在以色列等待合適的心臟供體。我的保險公司告訴我，我應該去中國，因為他們已經安排我進行心臟移植。」Lavee說，該病人被提前兩週告知具體手術時間。
雖然腎移植有可能從活人身上取得器官，但是心臟移植就不可能了。
Lavee告訴PBS：「如果一名病人被承諾在某個具體日期進行心臟移植，這只能意味著——那些承諾的人提前知道，供體什麼時候死亡。」
加拿大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曾經就中國移植系統在美國國會作證說：「殺死一個健康的、無辜的人，以便一個病人可以活下去，是不合情理的。」
麥塔斯和獨立調查員伊森．葛特曼說，他們知道為什麼中國的器官無需等待。麥塔斯告訴PBS：「他們顯然手上握有很多等待被殺、提供器官的人。他們只需根據病人是誰，挑出正確的人殺死。」
麥塔斯和葛特曼說，中國醫生跟中共獄吏勾結，一旦病人需要器官，囚犯就被處死。
醫學專業人士和人權倡導者說，這種做法侵犯了囚犯的人權。
然而，中共政府和中國醫生卻為這種做法辯護。
在中共政府製作的視頻當中，中山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醫生何曉順說：「按照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囚犯在他們的人生中犯了罪。如果我們讓他們捐獻他們的器官，那麼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在提供救贖。他們可以用這個機會贖罪。」
在2005年的新聞發布會上，中共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承認，中共政府從死囚犯身上摘器官。但是在2014年，黃潔夫宣布，從2015年開始，中國停止使用死囚犯器官。
但是麥塔斯和葛特曼說，他們有證據顯示，這種做法仍在繼續。他們說，中共所謂的死囚犯包括良心犯，比如法輪功學員。法輪功是佛家修煉法門。
自從1999年以來，中共政府一直在鎮壓法輪功。麥塔斯告訴PBS：「我們採訪了出獄，然後出國的法輪功學員，顯示中共監獄進行系統性的血化驗、器官檢查——不是為了他們的健康，他們遭到虐待——而是跟移植相關的檢查。」
PBS採訪了法輪功學員王春英和尹麗萍。她們說，從1999年到2009年之間，她們被多次拘禁。
王春英告訴PBS：「在2008年，我被迫抽血。氣氛非常緊張和可怕。我想這個抽血一定是跟尋找配對的器官有關。」
尹麗萍告訴PBS：「有一次，我被迫抽血。還有多次其它檢查，比如核磁共振，超聲波和X光胸透。」
麥塔斯和葛特曼說，摘取死囚器官的做法在中國如火如荼地展開，一個可能的推動力是盈利。在過去，一些中國醫院甚至給器官明碼標價：肝臟9.8萬到13萬美元，心臟13萬到16萬美元。
通過查閱中國醫學出版物、醫院網站數據、給醫院打電話，葛特曼和麥塔斯估計，中國每年有6萬到10萬例移植。但中共否認這個數字。
在2016年，中共說中國只做了1萬3000例移植。相比之下，美國當年做了3萬3000例移植。
世衛組織顧問、前器官移植學會主席Francis Delmonico跟黃潔夫關係密切。他告訴PBS：「中國個體被處死。這些人成為全世界許多赴中國（移植）的人的器官來源。2006年中國做了多達1萬1000例移植。」
中共駐華盛頓大使館發言人對PBS表示，中共「堅決遵守有關器官移植的國際倫理原則，堅持中國公民死後的自願器官捐獻」。但當PBS記者詢問，政治犯是否被挑選出來，作為器官供體被處死？中共大使館沒有回答。
中共聲稱已經停止摘取死囚和良心犯器官，而葛特曼和麥塔斯認為，摘取死囚器官的行為在繼續。權威專家呼籲檢查中國醫院。Lavee告訴PBS：「現在需要做的是，一個由移植專家組成的國際委員會被允許訪問中國，證實這些器官的來源。」
美國公共電視網（PBS）就此採訪了赴大陸做移植的病人、外科醫生和人權調查員，試圖探祕中共器官移植的真相。
PBS記者Hari Sreenivasan在加拿大溫哥華採訪了一名病人。這位病人說，他已經透析兩年，身體狀況持續惡化。由於他的年齡和罕見的血型，他可能等不到腎臟供體就會死去。在家人、朋友的敦促下，他於2006年前往中國北京。在一週之內，他接受了一顆新腎臟。他說他支付了1萬美元。
在加拿大，移植是免費的。在美國，一個腎臟移植手術平均費用是15萬美元。旅行到其它國家進行這種手術被稱為移植旅遊。
PBS報導說，在美國那些等待移植的人當中，平均每天有22人死亡。肺移植平均等待時間是4個月，心臟移植平均等待1年，腎移植平均等待2年。中國醫院承諾的極短等待時間甚至零等待時間吸引著北美的病人。
在地球的另一邊，一名以色列醫生也遇上赴中國移植的案例。
以色列移植協會主席、心臟外科醫生Jacob Lavee告訴PBS，在2005年，他的一名病人跟他說：「醫生，我受夠了在以色列等待合適的心臟供體。我的保險公司告訴我，我應該去中國，因為他們已經安排我進行心臟移植。」Lavee說，該病人被提前兩週告知具體手術時間。
雖然腎移植有可能從活人身上取得器官，但是心臟移植就不可能了。
Lavee告訴PBS：「如果一名病人被承諾在某個具體日期進行心臟移植，這只能意味著——那些承諾的人提前知道，供體什麼時候死亡。」
加拿大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曾經就中國移植系統在美國國會作證說：「殺死一個健康的、無辜的人，以便一個病人可以活下去，是不合情理的。」
麥塔斯和獨立調查員伊森．葛特曼說，他們知道為什麼中國的器官無需等待。麥塔斯告訴PBS：「他們顯然手上握有很多等待被殺、提供器官的人。他們只需根據病人是誰，挑出正確的人殺死。」
麥塔斯和葛特曼說，中國醫生跟中共獄吏勾結，一旦病人需要器官，囚犯就被處死。
醫學專業人士和人權倡導者說，這種做法侵犯了囚犯的人權。
然而，中共政府和中國醫生卻為這種做法辯護。
在中共政府製作的視頻當中，中山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醫生何曉順說：「按照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囚犯在他們的人生中犯了罪。如果我們讓他們捐獻他們的器官，那麼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在提供救贖。他們可以用這個機會贖罪。」
在2005年的新聞發布會上，中共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承認，中共政府從死囚犯身上摘器官。但是在2014年，黃潔夫宣布，從2015年開始，中國停止使用死囚犯器官。
但是麥塔斯和葛特曼說，他們有證據顯示，這種做法仍在繼續。他們說，中共所謂的死囚犯包括良心犯，比如法輪功學員。法輪功是佛家修煉法門。
自從1999年以來，中共政府一直在鎮壓法輪功。麥塔斯告訴PBS：「我們採訪了出獄，然後出國的法輪功學員，顯示中共監獄進行系統性的血化驗、器官檢查——不是為了他們的健康，他們遭到虐待——而是跟移植相關的檢查。」
PBS採訪了法輪功學員王春英和尹麗萍。她們說，從1999年到2009年之間，她們被多次拘禁。
王春英告訴PBS：「在2008年，我被迫抽血。氣氛非常緊張和可怕。我想這個抽血一定是跟尋找配對的器官有關。」
尹麗萍告訴PBS：「有一次，我被迫抽血。還有多次其它檢查，比如核磁共振，超聲波和X光胸透。」
麥塔斯和葛特曼說，摘取死囚器官的做法在中國如火如荼地展開，一個可能的推動力是盈利。在過去，一些中國醫院甚至給器官明碼標價：肝臟9.8萬到13萬美元，心臟13萬到16萬美元。
通過查閱中國醫學出版物、醫院網站數據、給醫院打電話，葛特曼和麥塔斯估計，中國每年有6萬到10萬例移植。但中共否認這個數字。
在2016年，中共說中國只做了1萬3000例移植。相比之下，美國當年做了3萬3000例移植。
世衛組織顧問、前器官移植學會主席Francis Delmonico跟黃潔夫關係密切。他告訴PBS：「中國個體被處死。這些人成為全世界許多赴中國（移植）的人的器官來源。2006年中國做了多達1萬1000例移植。」
中共駐華盛頓大使館發言人對PBS表示，中共「堅決遵守有關器官移植的國際倫理原則，堅持中國公民死後的自願器官捐獻」。但當PBS記者詢問，政治犯是否被挑選出來，作為器官供體被處死？中共大使館沒有回答。
中共聲稱已經停止摘取死囚和良心犯器官，而葛特曼和麥塔斯認為，摘取死囚器官的行為在繼續。權威專家呼籲檢查中國醫院。Lavee告訴PBS：「現在需要做的是，一個由移植專家組成的國際委員會被允許訪問中國，證實這些器官的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