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雲珠:隕落在黑暗年代的明珠
她曾因接近毛澤東而免遭「右派」厄運,卻也為自己畫了一道文革的催命符。
她本是紅遍上海灘的電影明星,身後卻只能在平反大會上掛一張電影廠翻拍的資料照……
在故去多年以後,她僅僅得到一個「中國電影世紀獎」的虛名,而光環背後的血淚故事,伴隨著「反右」「文革」等真相的被封鎖逐漸為人所遺忘。你可以叫她韋均犖或韋亞君,但她還有一個熠熠閃光的名字——上官雲珠。
兼具美貌與演技的傳奇影星
1937年抗戰爆發,16歲的上官雲珠隨夫家移居上海避難。一個初到大都市的鄉村姑娘,為生計在照相館做開票員,卻憑藉美貌被老闆選為模特,把她的照片放在櫥窗裡展覽。上海作為戰時的「孤島」,電影事業繁榮,成就了一大批電影明星,青春嬌美的上官雲珠也在充滿機遇的城市,踏上演藝生涯。
1940年,上官雲珠先後在華光戲劇學校、新華影業公司演員訓練班學習表演。因一部擦身而過的電影《王老虎搶親》,她被導演卜萬蒼更名為「上官雲珠」,是她步入演藝界的起點。之後,上官雲珠幾乎走遍上海所有演出團,塑造一系列經典形象,憑藉不著痕跡而又風格多變的表演天賦逐漸蜚聲影壇。曾有導演讚她,一上臺就能把臺子壓住。
在話劇舞臺上,她在《日出》《上海屋簷下》等劇中擔綱重要角色,更在《雷雨》中飾演繁漪而馳名申城。而通過《一江春水向東流》《太太萬歲》等電影,她成為大銀幕前的常客,將嫵媚虛榮的交際花、刻薄勢利的闊太太或飽受欺凌的工廠女工等性格迥異的角色詮釋得惟妙惟肖。
中共建政之初,上官雲珠年方三十,正值一名女星大有所為的年華,卻遭遇演藝道路的瓶頸。由於戲路、形象與氣質,都不適合表現中共重點宣揚的「工農兵」,她一度處於無戲可演的尷尬境地。為此延續藝術生命,她主動對自己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希望從「舊上海明星」,改頭換面變成「新中國的文藝工作者」。
《太太萬歲》裡,上官雲珠有句台詞:「我的一生真是太不幸了,要是拍成電影,誰看了都會哭的。」都說「人生如戲」,戲裡的她多以悲劇收場;在最後一部影片《舞臺姐妹》裡,她更是飾演了從大紅大紫走向自殺結局的粵劇皇后,彷彿就是她命運的昭示。真實生活中的她,遭遇的魔難更甚於劇中人,一生經歷數次失敗的婚姻與凶險的癌症。然而,給予她致命一擊的,是在中共專制體制下尋找出路的必然毀滅。
為迎合中共而自我「改造」
為洗刷「資產階級情調」,上官雲珠參與一系列賑災籌款與勞軍義演,演出反映工人革命的話劇。大陸期刊《大眾電影》記載,1950年過年前後,她吃住都在劇場裡,以每天兩、三場的頻率,連續演出131場,終於因勞累過度,患上急性肺炎而昏倒在舞臺上。在中共發起的「文藝大整風」運動中,她經常帶病參加「人人過關」的會議,聲淚俱下地「主動反省和檢討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
「三反」運動中,有人污衊上官雲珠的第三任丈夫程述堯貪污劇院錢款。程述堯為小事化了而攬下罪名,上官雲珠也拿出800美元和首飾作為「贓款」送到劇院。然而,她的丈夫被劃為「貪污分子」,解除劇院經理的職務,並在劇院接受「勞動管制」。這對上官雲珠來說,不啻為「進步」道路上的巨大阻礙,因而她狠心地提出離婚。
她還十分努力參演一系列為中共塗脂抹粉的電影,以紡織女工、工程師妻子等新形象走近觀眾,但那些作品毫無藝術性可言,她的電影地位也飄搖不定。1955年,她所在的單位上海電影製片廠籌劃開拍歌頌中共領導抗日游擊隊的影片《南島風雲》。導演白沉力排眾議,起用上官雲珠飾演女主角——游擊隊的女看護長。她一改往日風情,神情堅毅地演繹充滿黨性的歪曲歷史的影片,終於實現銀幕角色的「脫胎換骨」,也由此事業的巨大「成功」。
此外,上官雲珠與毛澤東的一段秘聞影響了她的命運。1956年1月 ,在上海市長陳毅的安排下,她在中蘇友好大廈,受到毛澤東的「接見」,並陪同其跳舞。後來,上官雲珠又與其神秘見面六次,關係曖昧。「反右運動」即將到來的時刻,上官雲珠原本被電影廠劃為「右派」,卻因受到特殊照顧,右派指標被另一位演員頂替。
變換角色,依附當權者,上官雲珠的未來看似一片坦途。殊不知,迎合中共無異於飲鴆止渴,她努力經營的一切,伴隨著文革命浩劫的到來化為烏有。
如花美眷萎落塵埃
在拍戲之餘,上官雲珠還參加「四清」工作隊,深入農村、工廠演出,並參加勞動,因高強度工作而累得吐血。1966年,她在回上海休假期間查出患乳腺癌,並立即做切除手術。此時,她參演的《舞臺姐妹》被定性為「美化三十年代文藝黑線的反面教材」,導演謝晉、角色原型袁雪芬等人都遭到批判。幸而有醫生干預,她得以在醫院養病而躲過一劫。
兩個月後,她又患腦癌而不省人事。手術之後,上官雲珠為快速重返銀幕,堅持練習癌症導致的語言障礙。外面的環境更加險峻,她的電影《舞臺姐妹》《早春二月》被批判為文藝界的「大毒草」。某天下午,尚未康復的上官雲珠被一群造反派拉到電影廠批鬥——文革運動開始了。
據上官雲珠之子韋然回憶,那時家裡已被破壞得不成樣子:樓道的牆壁上全是母親的名字,橫七豎八打滿了紅叉;房門千瘡百孔,被砸成了蜂窩。後面的兩年,上官雲珠被迫去電影廠「上班」,也就是每天去「牛棚」報到,「在那裡學習、勞動、寫交代、受批判」。
自中共打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上官雲珠背負著「舊社會明星」「生活作風糜爛」「主演多部壞電影」等多項罪名,受到嚴酷的身心摧殘。正如《大眾電影》記載:「上官雲珠時常被造反派們用包纏著布的粗大鐵條往死裡抽打,還有無休止的遊街、批鬥和人身侮辱。」1966年9月,上影廠召開批鬥大會,她被造反派反剪胳膊作「噴氣式」狀,承受著辱罵和暴打。瘋狂的看客為表「忠心」,也一齊衝上臺對她拳打腳踢,直至她昏死過去。
或許上官雲珠沒有想到,中共的翻雲覆雨手,能保她一時,最終還是會以殘暴的方式將她迅速毀滅。
求生無路而墜樓自盡
1968年,文革運動從紅衛兵造反的「紅色恐怖」,轉向毛澤東刮起的「清理階級隊伍」的「紅色颱風」。與毛澤東的特殊關係讓上官雲珠的境遇雪上加霜,她被誣陷為「國民黨潛伏下來的戰略特務」的罪名,接近毛是為了獲取情報。9月開始,江青操縱的「上官雲珠專案組」,及林彪祕密成立的「上官雲珠特別專案組」,相繼逼迫她寫出與毛往來的細節材料。可是,上官雲珠出於某種未知原因,死守祕密,自然也交不出專案組「滿意」的材料。
11月22日,上影廠來了兩位不速之客,「外調」之名提審上官雲珠。在一間小屋子裡,審訊人員圍住她,逼迫她寫出「對外不能透露、對內必須如實交待」的材料。上官雲珠答不出來,他們先是拳打腳踢,後來用皮鞋底狠抽她的臉頰。兩個多小時後,他們把奄奄一息的上官雲珠踢出門外,並勒令她明天必須寫清楚那段「歷史」,否則後果自負。
韋然在受訪文章中描述母親被打後的慘狀:「回到『牛棚』時,母親的臉被打腫,嘴角流著血,目光呆滯,身體不停地顫抖。」一同被關押的演員黃宗英、王丹鳳馬上端來熱水,但是上官雲珠什麼話也沒說。
當晚回到家,傷痕累累、萬念俱灰的上官雲珠實在寫不出「組織」想要的材料。因無法面對無盡的羞辱與磨難,在次日——1968年11月23日凌晨3點,也就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候,她縱身一躍,從四樓的窗口跳了下去。韋然說,母親墜樓後,身體重重地砸在樓下菜市場的大菜筐裡,鮮血濺到了菜葉上。當時還有人聞聲趕來搶救,她卻在送醫的路上停止了呼吸,年僅48歲。
後來,菜場的人用橡皮水管沖洗菜葉上的血跡,繼續賣給消費者。韋然聽說後豪不驚訝:「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這樣的舉動並不那麼不容易理解;更何況,那時候的人們,對各種非正常的死亡似乎習以為常。」
她最燦爛的年華,綻放在戰亂時期的孤島裡,卻在所謂的「新中國」建立後,走向衰敗和凋零。走過整風、反右、文革等步步升級的政治運動,上官雲珠的電影夢想,終於在一次次的妥協退讓與忍辱含垢中破碎。
她的自殺更是整個文藝界的悲劇縮影,僅在上影廠中,就有一大批導演、演員在文革中被含冤枉死。《文革受難者》記載,徐韜投錢塘江自殺,張友良跳樓身亡,顧而已在「五七幹校」的一個工具棚門上自縊身亡。這些才華橫溢的明星們,僅僅因為不符合西來「新社會」的意識形態,便遭到無情的打壓與殘害。
面對母親的悲劇,作為人子的韋然更渴望的是,弄清楚讓她遭此惡難的真正原因,以告慰她的冤魂。他可知道,逼死母親的真正凶手,不是貼大字報、拳打腳踢又謾罵侮辱的造反派或專案員,而是強加在他們乃至所有中國人的頭腦中、讓他們失去道德與理性的共產邪靈?
參考資料:
1.劉澍,上官雲珠的生死劫,《大眾電影》,2004年第10期。
2.韋然 口述、李菁 採寫,不盡往事紅塵裡——我的母親上官雲珠,《文史博覽》,2007年第2期。
3.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香港《開放》雜誌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