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柏林牆 廣東「大逃港」潮的震撼與反思
柏林牆是東西方的冷戰前沿陣地，很多不願受共產專制奴役的逃亡者在翻越柏林牆時不幸身亡。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在中國的柏林牆下死亡人數遠遠超過德國柏林牆的數千倍以上？
德國柏林牆建立後，從1961年至1989年，大約8∼9千東德人嘗試翻越柏林牆逃往西德，有5043人成功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60人受傷，死亡人數約在136人∼245人之間。
而中國大陸從50至70年代在深圳河與香港島之間，出現了歷時最長、人數最多的偷渡潮。國際社會稱深圳河為中國的柏林牆。
慘烈的大逃港
據《大逃港》一書作者陳秉安先生的調查統計，中國從1947年至1997年，30年內約有250萬中國大陸民眾冒死從深圳河，越境逃至當時英屬殖民地香港。也就是近30年間發生了七波大規模逃亡香港的高潮。
第一波：從1947年開始，國共內戰時期，大批民眾為逃避戰禍湧入香港。
第二波：中共奪取政權初期的1950年，大陸不少「地主」、資本家和國民黨人士等逃往香港。
第三波：1956∼1957年，中共推行農村合作化運動與反右運動，當初中共政權的得益者一些貧下中農、共產黨員、農村幹部等也成為了逃亡者。
第四波：1959年∼1962年，毛澤東製造3年大飢荒，4千多萬人被餓死，眾多飢民逃往香港。
第五波：1966年，毛澤東製造的10年文化大革命。1967年中國作曲家、小提琴家與音樂教育家馬思聰逃港，掀起了又一輪以知識份子和知青青年為主體，還包括軍人，黨團員、甚至中共幹部等長達10年的逃港潮。逃亡群眾來自廣東、湖南、福建、黑龍江等12省、62個市縣。
馬思聰先生1949年12月被中共任命為中央音樂學院首任院長。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被批鬥。1967年1月，馬思聰與夫人王慕理、次女馬瑞雪和兒子馬如龍出逃香港，後由美國駐香港領事陪同飛抵美國。1968年，馬思聰被定為「叛國投敵分子」，這一罪名直至1985年才得以平反。
第六波：在1979年，毛澤東死後，極左政策並未停止，又發生了中越戰爭，許多民眾特別是知識青年對中國的前途感到渺茫，逃亡香港。
據《逃亡香港》描述，1979年，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到寶安巡視，看見簡單的偷渡收容所裡擁擠污穢不堪，成千上萬參與偷渡的知青男女像打樁一樣站立，連坐下來的地方都沒有。他鼻子一酸，轉過頭來說：「放他們走吧」（習仲勛可能想起了他的知青兒子習近平）。當天成功偷渡到香港的知青有上萬人，成為偷渡香港史上的第二次大赦。
第七波：1989年六四大屠殺後，許多學運和工運領袖以及異議知識份子逃亡香港。
《偷渡香港》作者陳通教授目前旅居倫敦。他於1979年冒死逃到香港。根據親身逃亡經歷及調查統計，他認為逃亡者中有70%是失敗的，20％的死在途中，只有10%有機會成功到達香港。他指出，有2百多萬人成功偷渡香港，3百多萬人死在偷渡路上，2千多萬人參加偷渡香港這一行列。他認為，準確的數字還需要專家們詳細考證分析，許多工作可能在結束共產專制以後才能完成。
成功者，活至今日，揭開了這段血淚歷史。
《大逃港》作者陳秉安曾任深圳特區報的記者，從1987年開始，用了22年時間，探訪、蒐集並通過特殊途徑拿到史料，寫成新書，書中再現了大陸民眾偷渡香港的歷史。
《大逃港》中寫道：「中共建政後，綿延30年不斷的深圳河邊的大外逃——中國的農民、工人、知識份子、幹部、軍人……無法忍受『左』禍帶來的反右、『四清』、『文革』、大飢荒等種種政治和經濟的煎熬，不惜在警犬和槍彈之下冒著生命危險，強行偷渡深圳河，逃亡香港的『自由世界』」！
陳秉安認為，「當年大陸搞合作化，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寶安一個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約在7角錢左右，而香港農民一天的收入平均為70港幣，兩者間懸殊近100倍。」
陳秉安稱很多人為到對岸吃一餐飽飯而冒死逃亡。因為當時港英政府的政策是：無論如何會給逃難者吃飽飯。就是說即使被遣返，也能吃一餐飽飯。有人甚至因長期飢餓，竟因這餐飽飯而撐死。
由於工作關係，陳秉安可以看到政府部門的內部史料。2007年廣東省再次解凍2萬份機密文件，於是陳秉安掌握到一個真實的數字：50~80年代，香港人口增加了300萬，其中約有250萬來自逃港潮。
大逃港造成的民眾外流，使邊境附近的許多村落成為「無人村」。書中披露，1971年，寶安縣公安局給上級的《年終匯報提綱》中明明白白寫著：「由於大外逃，深圳邊境一線，大望前、馬料河、恩上、牛頸窩、鹿嘴、大水坑等許多村莊都變成了無人村。」
大陸民眾逃港方式
逃港路線分為東、中、西三條路和三種方式：走路、泅渡、坐船。
1、東線多為深圳以北及以東縣市，即惠陽地區，梅縣地區及汕頭地區來的逃港者，從惠州出發，徒步穿過惠東、寶安，攀越梧桐山進入英界；或從鹽田、大鵬和南澳一帶游過大鵬灣。由於灣內有很多鯊魚，逃港者往往被鯊魚咬死，有人游水時甚至聽到身邊鯊魚吃人的聲音。
逃港者葉小明和媽媽一起游水，遇到渦流，母親將他舉到樹枝上，自己卻被卡在兩顆樹枝間淹死。幾十年過去了，小明的生意、生活非常好。但他永遠不能釋懷，他寧願用眼前的一切換回自己的母親。
2、中線的逃港者大多持有縣級證明（包括假證明），乘坐火車、汽車進入深圳，夜間伺機在羅湖一帶跨越深圳河，翻過鐵絲網進入香港。但邊界有大量武警和警犬把守，防守最嚴。
逃港者沉強曾兩次偷渡，第一次被抓住關在狗籠裡。沉強說：「來港後，長達10年的時間裡，夜晚都是在惡夢中度過的。」
《大逃港》中這樣寫道：「守衛在河邊上，荷槍實彈、刺刀出鞘的邊防軍人，面對的是成百成千黑雲一般湧過來的群眾。一位脫下了軍服的老軍人曾告訴我，那些年輕的端著刺刀的手，在自己的兄弟姐妹面前，常常為著良心和軍令的衝突而顫抖！」
3、深圳以西逃港者，往往會選擇西線，即從蛇口、紅樹林一帶游過深圳灣，順利的話，一個多小時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成功率比較高。但探照燈不停地掃視海面，必須經常沉進海水中，避過探照燈。
逃亡者的悲壯故事
黃東漢先生曾夢想當一名醫生或律師，卻在十年文革初期被毛政策送去當了農民。黃東漢表示：「當所有人都擁護那個政權的時候，我說出了和大家相反的『不』，並用腳投票，選擇了『奔』這條路。」
1968年11月黃先生選擇了從山路到大鵬灣的逃亡之路。他說，走山路已經消耗了許多體力，再跳進冰冷的海水，因體力不支和寒冷喪生的人很多。即便是到了對岸，也凍得身體僵硬。許多人看到茫茫大海而腳軟退縮。
也有很多人只有一個意志，朝著對岸的燈光去。成功了，就可以吃飽飯，有好日子過。不成功，就是死路一條。哪怕死，也要搏一搏。真可謂是九死一生。
民間還流傳著這樣一個悲壯的愛情故事：下鄉知青阿強與阿玲一見鍾情。他們不甘在農村埋沒自己的青春，倒流回城。迷茫中，兩人選擇逃亡香港，歷盡艱苦到了海邊。因為當時游泳器材在邊境屬於禁品，他們只帶了一個輪胎。阿強將輪胎套在阿玲身上，自己用繩子拴住輪胎一起游。但是途中突起大風，兩人緊緊地抱在一起抗擊巨浪。
因為輪胎不能撐起兩人的重量，即將下沉。阿玲吻了一下阿強平靜地說：「強哥，要死就讓我們死在一起吧！」體力已不支的阿強毅然扯斷了繫在輪胎上的繩子稱：「不！要死就讓我死好了！」。一個大浪撲來，再也聽不到阿強的回應。阿玲強忍悲痛，繼續前行，終於被香港漁民救起。在港期間，阿玲腦海中時刻浮現出阿強的身影。終於等到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偷渡者得以返回大陸。阿玲馬上返回深圳，趕到當時在大鵬灣下水的地點，燒香磕頭，哭了三天三夜，立誓終身不嫁。
港英政府的態度
港英政府在大逃港初期沒有一個確切的政策，既有收留抵達市區的偷渡客，亦經常有大規模的遣返行動，如1962年5月的大遣返。
那年還發生了「華山救親」的感人事件。當時3萬多逃港者被滯留在香港境內的華山，平均1/10港人都有逃到那裡的親戚。於是十幾萬香港市民，帶著食品和水揮淚送糧給車上被遣返的同胞。連警察看著都於心不忍。當晚，為示抗議幾乎所有的娛樂場所都自動熄燈關門。幾乎所有媒體都停播娛樂節目，關注電臺直播的華山現場情況。
第二天，數百輛欲遣返逃港者的汽車排成長龍駛過，突然，數百名香港市民來到馬路中間，並躺在地上，用自己的身軀擋住汽車。這時人群中喊聲四起：「快跳車啊！」使一些逃港者躲過被遣返的厄運。
港英政府於1974年11月實施所謂「抵壘政策」，此後由中國大陸偷渡到香港市區（界限街以南）即可以得到香港居民的身份。可是到1980年中英雙方簽訂了協議後，就「即捕即遣」了。
中共當局對逃港潮的策略是「堵、疏、放」
中共早期把逃港者定為叛國投敵，派遣邊防軍和狼狗抓捕，即「堵」。當時針對偷渡者有明文規定：「一喝是叫停步，舉起手，二是朝天開槍，三是向人開槍。」但偷渡者常常遇到「一二三」同時執行。
儘管山崖下白骨累累、水面上浮屍連連，但偷渡者有增無減。中共同時採取「思想教育」，即「疏」。中共官方當時還出了個文件叫《人間地獄──香港》，文件中稱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最大的製毒販毒基地，黑社會橫行，自殺率名列世界前列。宣傳逃港是美蔣特務策劃等。搞「憶苦思甜，新舊社會對比」，說資本主義紙醉金迷，沒有人性等等。動員群眾與香港親人斷絕關係，鼓動親屬揭發檢舉。大唱紅歌，學毛著，演街頭劇、樣板戲。
當時飾演洪常青的劇團演員歐陽東說，街頭劇演得很逼真「感人」，說一個女孩子逃到香港後死在街頭，結果很多人被感動得表示不潛逃。後來人們通過各種途徑瞭解到香港的生活不是像宣傳的那樣「在水深火熱之中」。香港在六、七十年代經濟高速發展，在香港居民已經用上了電視機、洗衣機的時候，大陸許多百姓卻連飯都吃不上。香港民眾生活品質比大陸要高出許多倍。
當一些消息靈通的人們明白中共的宣傳都是假的、是造謠時，他們紛紛潛逃。歐陽先生表示，連那些演劇的演員也有逃走的，他們劇團就一個沒剩。但是謊言也欺騙了不少民眾，相信中共的宣傳。
當中共發現無法阻擋民眾逃港時，又採取「放」的政策。所謂的「改革開放」。當時的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勛意味深長地說：「說得再多，都是沒用的，把人民的生活水準搞上去，才是唯一的辦法。不然，人民只會用腳投票。」
對於80年代前的逃港歷史，和中共出臺改革開發政策，陳秉安表示：「如果沒有大逃港，歷史可能還停留在深圳河邊的蘆葦叢中，不知要停滯多少年！從主觀的願望來看，他們只是為了生活，但是在客觀上，他們卻起到了推動歷史前行的作用。而這些，在當年，人家是冒膽用生命和鮮血作賭注的。」
大逃港的原因
逃亡之路灑滿了血和淚。東德是這樣，深圳也是這樣。是什麼原因把人們逼上了這條不歸路呢？《大逃港》作者認為，逃港「主要是經濟上的原因，也有著政治上的因素。」從個人和整體的不同角度分開討論可能更為確切。
從逃亡者的個人角度來看，部分人是出於經濟原因而逃亡，也帶有對毛共反動統治不滿的政治原因。他們為了吃飯活命而逃亡。
就整體而言，大逃港緣起於中共製造各種政治運動禁錮人們思想、製造階級鬥爭、破壞了生產力、人民普遍生活在飢餓和恐怖當中。一些中共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對像，隨時可能被批鬥關押、勞教勞改，甚至被處決。包括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商人資本家、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及其子女、六四屠殺後逃亡的學運和工運領袖以及異議人士等，人民為了活命、為了自由，及更好地生活，在無力反抗暴政的情況下，只好選擇逃亡，用腳投票。
作者指出，有史以來逃亡事件就時有發生，但多是因戰爭和大飢荒等引起的。在和平時期發生大逃港事件，實在令人震撼！大逃港無論從時間上、規模上、逃亡人數、死難人數、殘酷性以及被官方掩蓋真相的程度等各方面來看，都可稱為是古今中外最慘烈的大逃亡。
（轉自 新唐人電視台 記者李紅報導）
德國柏林牆建立後，從1961年至1989年，大約8∼9千東德人嘗試翻越柏林牆逃往西德，有5043人成功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60人受傷，死亡人數約在136人∼245人之間。
而中國大陸從50至70年代在深圳河與香港島之間，出現了歷時最長、人數最多的偷渡潮。國際社會稱深圳河為中國的柏林牆。
慘烈的大逃港
據《大逃港》一書作者陳秉安先生的調查統計，中國從1947年至1997年，30年內約有250萬中國大陸民眾冒死從深圳河，越境逃至當時英屬殖民地香港。也就是近30年間發生了七波大規模逃亡香港的高潮。
第一波：從1947年開始，國共內戰時期，大批民眾為逃避戰禍湧入香港。
第二波：中共奪取政權初期的1950年，大陸不少「地主」、資本家和國民黨人士等逃往香港。
第三波：1956∼1957年，中共推行農村合作化運動與反右運動，當初中共政權的得益者一些貧下中農、共產黨員、農村幹部等也成為了逃亡者。
第四波：1959年∼1962年，毛澤東製造3年大飢荒，4千多萬人被餓死，眾多飢民逃往香港。
第五波：1966年，毛澤東製造的10年文化大革命。1967年中國作曲家、小提琴家與音樂教育家馬思聰逃港，掀起了又一輪以知識份子和知青青年為主體，還包括軍人，黨團員、甚至中共幹部等長達10年的逃港潮。逃亡群眾來自廣東、湖南、福建、黑龍江等12省、62個市縣。
馬思聰先生1949年12月被中共任命為中央音樂學院首任院長。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被批鬥。1967年1月，馬思聰與夫人王慕理、次女馬瑞雪和兒子馬如龍出逃香港，後由美國駐香港領事陪同飛抵美國。1968年，馬思聰被定為「叛國投敵分子」，這一罪名直至1985年才得以平反。
第六波：在1979年，毛澤東死後，極左政策並未停止，又發生了中越戰爭，許多民眾特別是知識青年對中國的前途感到渺茫，逃亡香港。
據《逃亡香港》描述，1979年，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到寶安巡視，看見簡單的偷渡收容所裡擁擠污穢不堪，成千上萬參與偷渡的知青男女像打樁一樣站立，連坐下來的地方都沒有。他鼻子一酸，轉過頭來說：「放他們走吧」（習仲勛可能想起了他的知青兒子習近平）。當天成功偷渡到香港的知青有上萬人，成為偷渡香港史上的第二次大赦。
第七波：1989年六四大屠殺後，許多學運和工運領袖以及異議知識份子逃亡香港。
《偷渡香港》作者陳通教授目前旅居倫敦。他於1979年冒死逃到香港。根據親身逃亡經歷及調查統計，他認為逃亡者中有70%是失敗的，20％的死在途中，只有10%有機會成功到達香港。他指出，有2百多萬人成功偷渡香港，3百多萬人死在偷渡路上，2千多萬人參加偷渡香港這一行列。他認為，準確的數字還需要專家們詳細考證分析，許多工作可能在結束共產專制以後才能完成。
成功者，活至今日，揭開了這段血淚歷史。
《大逃港》作者陳秉安曾任深圳特區報的記者，從1987年開始，用了22年時間，探訪、蒐集並通過特殊途徑拿到史料，寫成新書，書中再現了大陸民眾偷渡香港的歷史。
《大逃港》中寫道：「中共建政後，綿延30年不斷的深圳河邊的大外逃——中國的農民、工人、知識份子、幹部、軍人……無法忍受『左』禍帶來的反右、『四清』、『文革』、大飢荒等種種政治和經濟的煎熬，不惜在警犬和槍彈之下冒著生命危險，強行偷渡深圳河，逃亡香港的『自由世界』」！
陳秉安認為，「當年大陸搞合作化，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寶安一個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約在7角錢左右，而香港農民一天的收入平均為70港幣，兩者間懸殊近100倍。」
陳秉安稱很多人為到對岸吃一餐飽飯而冒死逃亡。因為當時港英政府的政策是：無論如何會給逃難者吃飽飯。就是說即使被遣返，也能吃一餐飽飯。有人甚至因長期飢餓，竟因這餐飽飯而撐死。
由於工作關係，陳秉安可以看到政府部門的內部史料。2007年廣東省再次解凍2萬份機密文件，於是陳秉安掌握到一個真實的數字：50~80年代，香港人口增加了300萬，其中約有250萬來自逃港潮。
大逃港造成的民眾外流，使邊境附近的許多村落成為「無人村」。書中披露，1971年，寶安縣公安局給上級的《年終匯報提綱》中明明白白寫著：「由於大外逃，深圳邊境一線，大望前、馬料河、恩上、牛頸窩、鹿嘴、大水坑等許多村莊都變成了無人村。」
大陸民眾逃港方式
逃港路線分為東、中、西三條路和三種方式：走路、泅渡、坐船。
1、東線多為深圳以北及以東縣市，即惠陽地區，梅縣地區及汕頭地區來的逃港者，從惠州出發，徒步穿過惠東、寶安，攀越梧桐山進入英界；或從鹽田、大鵬和南澳一帶游過大鵬灣。由於灣內有很多鯊魚，逃港者往往被鯊魚咬死，有人游水時甚至聽到身邊鯊魚吃人的聲音。
逃港者葉小明和媽媽一起游水，遇到渦流，母親將他舉到樹枝上，自己卻被卡在兩顆樹枝間淹死。幾十年過去了，小明的生意、生活非常好。但他永遠不能釋懷，他寧願用眼前的一切換回自己的母親。
2、中線的逃港者大多持有縣級證明（包括假證明），乘坐火車、汽車進入深圳，夜間伺機在羅湖一帶跨越深圳河，翻過鐵絲網進入香港。但邊界有大量武警和警犬把守，防守最嚴。
逃港者沉強曾兩次偷渡，第一次被抓住關在狗籠裡。沉強說：「來港後，長達10年的時間裡，夜晚都是在惡夢中度過的。」
《大逃港》中這樣寫道：「守衛在河邊上，荷槍實彈、刺刀出鞘的邊防軍人，面對的是成百成千黑雲一般湧過來的群眾。一位脫下了軍服的老軍人曾告訴我，那些年輕的端著刺刀的手，在自己的兄弟姐妹面前，常常為著良心和軍令的衝突而顫抖！」
3、深圳以西逃港者，往往會選擇西線，即從蛇口、紅樹林一帶游過深圳灣，順利的話，一個多小時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成功率比較高。但探照燈不停地掃視海面，必須經常沉進海水中，避過探照燈。
逃亡者的悲壯故事
黃東漢先生曾夢想當一名醫生或律師，卻在十年文革初期被毛政策送去當了農民。黃東漢表示：「當所有人都擁護那個政權的時候，我說出了和大家相反的『不』，並用腳投票，選擇了『奔』這條路。」
1968年11月黃先生選擇了從山路到大鵬灣的逃亡之路。他說，走山路已經消耗了許多體力，再跳進冰冷的海水，因體力不支和寒冷喪生的人很多。即便是到了對岸，也凍得身體僵硬。許多人看到茫茫大海而腳軟退縮。
也有很多人只有一個意志，朝著對岸的燈光去。成功了，就可以吃飽飯，有好日子過。不成功，就是死路一條。哪怕死，也要搏一搏。真可謂是九死一生。
民間還流傳著這樣一個悲壯的愛情故事：下鄉知青阿強與阿玲一見鍾情。他們不甘在農村埋沒自己的青春，倒流回城。迷茫中，兩人選擇逃亡香港，歷盡艱苦到了海邊。因為當時游泳器材在邊境屬於禁品，他們只帶了一個輪胎。阿強將輪胎套在阿玲身上，自己用繩子拴住輪胎一起游。但是途中突起大風，兩人緊緊地抱在一起抗擊巨浪。
因為輪胎不能撐起兩人的重量，即將下沉。阿玲吻了一下阿強平靜地說：「強哥，要死就讓我們死在一起吧！」體力已不支的阿強毅然扯斷了繫在輪胎上的繩子稱：「不！要死就讓我死好了！」。一個大浪撲來，再也聽不到阿強的回應。阿玲強忍悲痛，繼續前行，終於被香港漁民救起。在港期間，阿玲腦海中時刻浮現出阿強的身影。終於等到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偷渡者得以返回大陸。阿玲馬上返回深圳，趕到當時在大鵬灣下水的地點，燒香磕頭，哭了三天三夜，立誓終身不嫁。
港英政府的態度
港英政府在大逃港初期沒有一個確切的政策，既有收留抵達市區的偷渡客，亦經常有大規模的遣返行動，如1962年5月的大遣返。
那年還發生了「華山救親」的感人事件。當時3萬多逃港者被滯留在香港境內的華山，平均1/10港人都有逃到那裡的親戚。於是十幾萬香港市民，帶著食品和水揮淚送糧給車上被遣返的同胞。連警察看著都於心不忍。當晚，為示抗議幾乎所有的娛樂場所都自動熄燈關門。幾乎所有媒體都停播娛樂節目，關注電臺直播的華山現場情況。
第二天，數百輛欲遣返逃港者的汽車排成長龍駛過，突然，數百名香港市民來到馬路中間，並躺在地上，用自己的身軀擋住汽車。這時人群中喊聲四起：「快跳車啊！」使一些逃港者躲過被遣返的厄運。
港英政府於1974年11月實施所謂「抵壘政策」，此後由中國大陸偷渡到香港市區（界限街以南）即可以得到香港居民的身份。可是到1980年中英雙方簽訂了協議後，就「即捕即遣」了。
中共當局對逃港潮的策略是「堵、疏、放」
中共早期把逃港者定為叛國投敵，派遣邊防軍和狼狗抓捕，即「堵」。當時針對偷渡者有明文規定：「一喝是叫停步，舉起手，二是朝天開槍，三是向人開槍。」但偷渡者常常遇到「一二三」同時執行。
儘管山崖下白骨累累、水面上浮屍連連，但偷渡者有增無減。中共同時採取「思想教育」，即「疏」。中共官方當時還出了個文件叫《人間地獄──香港》，文件中稱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最大的製毒販毒基地，黑社會橫行，自殺率名列世界前列。宣傳逃港是美蔣特務策劃等。搞「憶苦思甜，新舊社會對比」，說資本主義紙醉金迷，沒有人性等等。動員群眾與香港親人斷絕關係，鼓動親屬揭發檢舉。大唱紅歌，學毛著，演街頭劇、樣板戲。
當時飾演洪常青的劇團演員歐陽東說，街頭劇演得很逼真「感人」，說一個女孩子逃到香港後死在街頭，結果很多人被感動得表示不潛逃。後來人們通過各種途徑瞭解到香港的生活不是像宣傳的那樣「在水深火熱之中」。香港在六、七十年代經濟高速發展，在香港居民已經用上了電視機、洗衣機的時候，大陸許多百姓卻連飯都吃不上。香港民眾生活品質比大陸要高出許多倍。
當一些消息靈通的人們明白中共的宣傳都是假的、是造謠時，他們紛紛潛逃。歐陽先生表示，連那些演劇的演員也有逃走的，他們劇團就一個沒剩。但是謊言也欺騙了不少民眾，相信中共的宣傳。
當中共發現無法阻擋民眾逃港時，又採取「放」的政策。所謂的「改革開放」。當時的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勛意味深長地說：「說得再多，都是沒用的，把人民的生活水準搞上去，才是唯一的辦法。不然，人民只會用腳投票。」
對於80年代前的逃港歷史，和中共出臺改革開發政策，陳秉安表示：「如果沒有大逃港，歷史可能還停留在深圳河邊的蘆葦叢中，不知要停滯多少年！從主觀的願望來看，他們只是為了生活，但是在客觀上，他們卻起到了推動歷史前行的作用。而這些，在當年，人家是冒膽用生命和鮮血作賭注的。」
大逃港的原因
逃亡之路灑滿了血和淚。東德是這樣，深圳也是這樣。是什麼原因把人們逼上了這條不歸路呢？《大逃港》作者認為，逃港「主要是經濟上的原因，也有著政治上的因素。」從個人和整體的不同角度分開討論可能更為確切。
從逃亡者的個人角度來看，部分人是出於經濟原因而逃亡，也帶有對毛共反動統治不滿的政治原因。他們為了吃飯活命而逃亡。
就整體而言，大逃港緣起於中共製造各種政治運動禁錮人們思想、製造階級鬥爭、破壞了生產力、人民普遍生活在飢餓和恐怖當中。一些中共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對像，隨時可能被批鬥關押、勞教勞改，甚至被處決。包括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商人資本家、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及其子女、六四屠殺後逃亡的學運和工運領袖以及異議人士等，人民為了活命、為了自由，及更好地生活，在無力反抗暴政的情況下，只好選擇逃亡，用腳投票。
作者指出，有史以來逃亡事件就時有發生，但多是因戰爭和大飢荒等引起的。在和平時期發生大逃港事件，實在令人震撼！大逃港無論從時間上、規模上、逃亡人數、死難人數、殘酷性以及被官方掩蓋真相的程度等各方面來看，都可稱為是古今中外最慘烈的大逃亡。
（轉自 新唐人電視台 記者李紅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