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女兒、「第一紅色公主」為何要背叛她父親、逃到美國？
史達林的女兒娜佳.斯維特蘭娜，身為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一紅色公主」，也是史達林最寵愛的孩子，本可以在至高無上的特權庇護下，過一種隨心所欲的養尊處優的生活。
但她的童年、青少年時代皆被漆黑的恐怖所籠罩，當她逐漸知道了恐怖的真相之後，最終毅然選擇了背叛父親和蘇聯體制。1967年3月4日，她在美國駐印度大使館的幫助下，經由瑞士逃亡到美國，從此投向自由的懷抱。
在西方，她先後出版了《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和《僅僅一年》兩本書，記述了她在紅色家庭及其體制下所經歷的黑色生活。中國也出版過《遙遠的樂聲——史達林女兒旅美回憶錄》的中譯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黃柱宇等人譯）。
「大義滅親」這個詞，曾流行於所有共產極權國家，它是徹底反人性的階級歧視和階級滅絕的最醒目的標誌之一。在史達林時代的大清洗中，第一位無產階級作家高爾基就曾號召人們：「如果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高爾基的反人性之徹底，已經達到頂點——完全不顧及血緣親情了。他說：「如果『同血緣』的親人是人民的敵人，那麽他已不再是親人，而只能是敵人，所以不再有任何理由饒恕他。」也就是說，曾幾何時，在人為劃分的政治身分等級中，更在沒完沒了的階級鬥爭中，夫妻反目、父子成仇、親友背叛，落井下石、背後捅刀、當衆羞辱，已經變成人與人關係的常態。
然而，在我看來，史達林女兒的「大義滅親」則是罕見特例，堪稱共產極權史上極具啓示性的事件。因為，她背叛的不是父親眼中的「階級敵人」，而是專門從肉體上滅絕階級敵人的共產世界領袖，也是對她呵護有加的親生父親。
而且，她對史達林的背叛極為徹底。比如，她寫下了揭露史達林暴政和自家悲劇的回憶錄，署名皆用母親的姓氏「阿利盧耶娃」，可見她對父親史達林的厭惡。
她流亡美國後甚至絕決地說：「由於我內心裏對自己的過去充滿憎惡，我從來不教女兒學習俄語，連一個詞兒也不教；我希望她感到自己是個百分之百的美國人。實際上也是如此。我女兒成長和教育的過程，終於讓我感到美國確實是我們的家。」
當她感受到圍繞著自己的家庭發生的一系列恐怖事件後，她的良心再也無法忍受父親那極端的多疑和殘忍。這殺戮不僅針對外界，也不斷發生在「第一家庭」內部，年僅七歲的斯維特蘭娜就經歷喪母之痛。1932年11月8日，史達林年輕的妻子娜佳.阿利盧耶娃，因不堪忍受丈夫的暴虐而神秘自殺。她自殺前留給史達林一封遺書，但作為女兒的斯維特蘭娜並沒有看到，史達林一直在欺騙女兒，說她的母親死於疾病。
後來，斯維特蘭娜偶爾從一本英文雜誌上瞭解到其他人早已知道而只有她依然蒙在鼓裏的真相：母親是自殺而死的。她回憶說：「那年冬天，我發現了一件可怕的事。」「當時我受到了極大的震動。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再後來，家裏人偷偷地告訴斯維特蘭娜，她母親給她父親留下一封遺書，但那封遺書被她的父親毀掉了。因為，遺書中全是控訴、譴責和詛咒，讀上去如同與史達林的絕交書。
在隨後的十年裏，斯維特蘭娜的母系親人一個個遭殃：最先是巴維爾舅舅自殺，「知道得太多」的巴維爾孀妻被捕入獄；幾年後是斯瓦尼澤舅舅被捕殺，瑪利亞舅母死於獄中；還有姨父雷斯登被捕殺，安娜姨媽被關瘋。二戰期間，她的哥哥雅科夫死在戰俘營，她的嫂嫂尤麗婭因此被關押。
她在書中提到母親和親人的死亡時說：「我常想，如果她沒有死，不會有什麽好的命運等著她。早晚她會成為父親的敵人。當她看到她最好的老朋友，如布哈林、葉努基澤、斯瓦尼澤夫婦都一一死去，她是不會沈默的，她絕對熬不過去的——她是一隻被綁在戰車上戰戰兢兢的鹿。」
所以，她坦率地承認：「在父親的周圍，好像被畫上了一個黑圈子，凡落入這個圈子的一切人，不是慘死，就是家破人亡，再就是從生活中消失。」
史達林干涉女兒的穿戴、社交和一切涉外活動，女兒去上學、聽音樂會、去劇院、聚會……都有KGB的保安人員尾隨在後。在斯維特蘭娜的回憶中，父親對她的粗暴專政從小學就已經開始，甚至連裙子長度都要管制。
比如，她10歲那年，一次在南方參加少先隊營活動時，女孩子們都穿著最新流行的短裙照相，她也把自己穿著短裙的照片寄到了莫斯科。一週後，少先隊營輔導員接到用飛機送來的克里姆林宮的緊急專遞，輔導員極為緊張地把斯維特蘭娜叫去，顫抖著打開緊急專遞，原來是斯維特蘭娜穿短裙的照片。照片的正面是紅鉛筆劃的幾個叉，背面寫著「妓女」的字樣和史達林的簽名。
還有一次，還處在童年階段的女兒穿了褲衩，為此史達林大發脾氣。他從櫃子中翻出自己穿的男式短褲，命令服務人員為女兒縫製民族服裝薩拉凡，要求是「能蓋住膝蓋」。女兒向父親央求：「爸爸，現在誰都不穿這樣的裙子了。」可史達林決不讓步，女兒也只好聽命。
最令斯維特蘭娜難以忍受的粗暴干涉，發生在她十七歲時。她進入最熱烈的初戀，但熱戀中的情人卻被史達林的恐懼和鐵碗強行拆散。這，也許是促成她最終選擇背叛的深層的人性原因。
在蘇德戰爭的關鍵時刻的1942年冬天，一次晚會上的偶然相識，讓猶太裔藝術家兼戰地記者卡普蘭狂熱地愛上了十七歲的斯維特蘭娜，少女也報以同樣熱烈的愛。卡普蘭是思想活躍、感情豐富、文筆出色的戀人，他為一直被封閉在第一家庭中的小姑娘開啓了另一個世界，他給她讀海明威的小說，向她推薦在當時的蘇俄失寵的詩人，包括已經被槍決的古米廖夫，已經被打入另冊的阿赫瑪托娃；他帶她去參觀特列季亞科夫畫廊，聽歌劇《黑桃皇后》，在戰時黑暗的莫斯科街道上散步。
由此，「克里姆林宮的第一紅色公主」，不僅品嘗到人生最美好的初戀，而且第一次經歷了思想上的茅塞頓開。雖然，跟蹤斯維特蘭娜的KGB保鑣已經把她的情況全部報告給史達林，但當時的史達林忙於戰事，無暇多管女兒的私情。史達林格勒保衛戰時期，作為戰時記者的卡普蘭前往史達林格勒，他為《真理報》供稿，報導戰爭下的史達林格勒。
不久，有人為史達林送來一篇發表在《真理報》上的特寫，題目是《一名中尉自史達林格勒寫來的信》，作者就是卡普蘭。他以給心上人寫信的形式報導了史達林格勒的情況，其中還夾述了作者不久前在莫斯科與心上人熱戀的細節，如兩人去參觀畫廊、在夜晚的莫斯科街道上散步等。
顯然，卡普蘭的特寫之所以採取書信的形式，不僅要讓戰事報導具有親切感，更要通過這種形式向心愛的姑娘傾訴愛意。卡普蘭已經愛得有些瘋狂，他居然以呼喚戀人的文字作為特寫的結尾：「莫斯科現在大概正在下雪，從你的窗口可以看見克里姆林宮那鋸齒形的宮牆……」。
史達林看了這篇特寫，再也抑止不住對女兒、特別是對卡普蘭的憤怒。但他畢竟視斯維特蘭娜為掌上明珠，為了不太傷害女兒，他的第一次警告還算比較客氣。在卡普蘭回到莫斯科後，史達林只是讓KGB的一位頭目打電話給卡普蘭，請他離開莫斯科去遠方出差。
熱戀中的卡普蘭回答說：見你的鬼去吧！之後兩個月，這對戀人形影不離，一起去劇院看戲，一起在夜幕下散步，但無論兩人走到哪兒，身後都有KGB的保鑣尾隨。為了讓那位跟蹤者不太無聊，卡普蘭經常停下來請他抽煙。當兩人在史達林的兒子瓦夏的住宅的一間空房子裏默默地接吻時，在另一間中坐著的KGB保鑣也想隔牆探知到兩人究竟在幹什麽。這些保鑣的主要任務就是向史達林提供這對戀人每一次約會的詳細報告。
兩位戀人接吻後的第三天，史達林來看他的女兒。斯維特蘭娜記述說：她還從未見過父親氣得眼睛發黃，狂怒得喘不過氣來。父親憤怒地對女兒說：「我什麽都知道。你在電話裏說了些什麽，我這裏都有記錄，」父親拍了拍自己的口袋繼續說：「你的卡普蘭是英國間諜，他被捕了……」。
女兒掙扎著對父親說：「可是我愛他。」沒想到，她得到的卻是父親的兩個狠狠的耳光。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挨打。史達林還對女兒說出了極端污辱性的語言：「妳也不看看自己，誰會要妳？」
斯維特蘭娜繼承了母親的倔強，以後的幾個月裏，她拒絕與父親說話。
「間諜」卡普蘭被流放到沃爾庫塔，下礦井幹活，為期五年。對史達林來說，顧忌到女兒的情緒，這樣的懲罰已經是最輕的了。然而，卡普蘭再也沒有回到莫斯科，默默無聞地死在了流放地。
斯維特蘭娜極為厭惡史達林的鷹犬們，比如，她認為KGB頭子貝利亞是個狡猾奸詐、背信棄義的無恥之徒，她這樣描述貝利亞：「夾鼻眼鏡後面一雙鼓泡眼，一副似笑非笑的樣子我記得，我周圍的婦女們在報紙、畫冊上看到這張臉時，無不膽顫心驚。當時首都接二連三傳出一些年輕漂亮的姑娘失蹤的消息。說她們都是在貝利亞的汽車獻媚地緊貼著人行道停在她們身旁後失蹤的。我就遇到過這種事。有一次，我和一位同年紀的女同學沿著阿爾巴特街散步。突然一輛汽車在不遠的地方停下來。從裏面下來兩個高大健壯的青年，飛快地向我們走來。不容我們反應過來是怎麽回事，他們已抓住女友的手強行將她塞進汽車。為什麽帶走她？帶到哪裏去了？一想到這些，我就感到難受。喊叫、哭泣、控訴？我們知道，在當時，這些都無濟於事，充滿著危險」。而「她們的丈夫或父母要是膽敢上告，一般都得進勞改營。」
正是這揮之不去的心靈陰影，促成了她人到中年時的覺醒和成熟。她說：「小時候，人家教我的好與壞現在交換了位置。別人教導我要把他們當成偉大人物的人在我眼前垮了。惡勢力的權威已不復存在——無論他打的是什麽最崇高理想的旗號。變成好人的是那些默默無聞、善良真誠的人們，而不是靠鎮壓和戰功起家的鐵膽英雄。政治生活裏的謊言和虛僞使人不能忍受。一切秘密、地下活動和偷偷摸摸的念頭都極可憎。對人、動物，對任何生命形式所採取的暴力行為都是不能容許的。」
所以，她開始尋找自己的新信仰並在宗教中找到了，1962年她在莫斯科教堂受洗。當施洗者問到她說：「當成人受洗後，他的生活可能發生深刻的變化。在個人方面，或是其他方面，有時會朝壞的方面發展。你好好想一想，以免日後後悔。」斯維特拉娜斷然回答：「絕無顧慮。」她後來在自述中又說：「宗教使我本人起了巨大變化。不心懷神就不能活」。
無論是史達林活著還是死後，作為「蘇維埃第一紅色公主」 的斯維特拉娜，卻從來沒有過任何自由。她在《遙遠的音樂》中寫到：「在蘇聯生活的40年就像一直是黨和政府的奴隸，在各個方面都與黨和政府處於奴隸關係……」，她過著受人監視的生活，她說：「每天，每小時都受人監視。我每邁出一步，從小孩子時起一直到後來長大，都在政府的監視之下，甚至當我的父親逝世之後仍是如此，赫魯雪夫政府以及後來——他們認為有義務知道我幹什麽，我在哪兒，為什麽——而後給我下指示。」
史達林死後，斯維特蘭娜雖然脫離了暴君父親的監護，但在當時的體制下，她與所有的蘇聯人一樣，並未獲得自由。人到中年時，她愛上了一位多病的印度共產黨員辛格。辛格出身高貴，雖然身為印度共產黨黨員，卻全無專斷暴力的影子。辛格不僅為她帶來的久違的愛，也為她帶來了「不與人惡」和「以非暴力抗惡」的甘地式智慧；他給她講述世界各地爭取自由事業的鬥爭，還特別告訴她，中國正在發生的「文化大革命」是法西斯的重演。
然而，她與辛格的愛情卻遭到蘇聯當局的阻攔，他們的婚姻得不到蘇聯法律的正式承認，所以他倆的結合在當時的蘇聯屬於非法婚姻，然而無論遭遇多麽大的阻力，她還是毅然嫁給了辛格。最為荒唐的是，直到辛格因病去世三年後，蘇聯當局仍然沒有正式批准這樁婚姻。
暴君史達林的權力恐懼和他對整個國家的恐怖統治，除了滿足了他個人的功名心和權力欲之外，再沒有足以安慰人性的愛和溫情，俄羅斯人民、東歐人民及其被史達林帝國覆蓋的所有共產國家都為此承受了巨大的災難，暴君的家庭也因此而支離破碎：
除妻子自殺、妻子家人的相繼神秘死亡之外，史達林最疼愛的女兒背叛了他，大兒子雅戈夫二戰時被德軍俘獲，後被德軍擊斃在戰俘營的鐵絲網前。二兒子瓦西里在史達林死後三個星期，被解除空軍中將的職務，一個月後被捕入獄，1961年春獲釋，被流放到喀山，1962年3月死亡。
斯維特蘭娜，這位歷經磨難的「前第一紅色公主」，背叛了自己的父親及其恐怖統治，把身心交給了自己的所愛，也交給了追求自由的精神。所以，她才能對父親的暴政和自己的過去有著清醒的反思。
最後，讓我們傾聽她那痛苦而精彩的自白吧：「對於我，從精神囚禁中獲得解脫過程和其他人有所不同，這個過程頑強不懈進行著。真理滴水穿石，透過了花崗岩。我不僅逐步對父親的獨斷專行有所認識，而且也對他親手建立的、戕害了千百萬無辜犧牲者的血腥恐怖制度看得更清楚了。我也漸漸明白，不管那些同謀犯如何煞費心機，他們也不能逃脫罪責。這時，那座建築在謊言基礎上的大廈，一下從上到下散了架。」因為，「真理不在於各種極端，而在於適當的民主進程。民主進程既不允許左的也不允許右的極端，它禁絕獨裁……對我來說，不存在資本家和……人（之分），只有好人和壞人，誠實的人和不誠實的人。」
正像斯維特蘭娜預言的那樣，由他父親一手締造的共產帝國，這個靠恐怖和謊言來維繫的極權大廈，幾乎在瞬間就全盤坍塌。
2005年10月10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人與人權》2005年11月，原標題為「史達林的殘暴和女兒的背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但她的童年、青少年時代皆被漆黑的恐怖所籠罩，當她逐漸知道了恐怖的真相之後，最終毅然選擇了背叛父親和蘇聯體制。1967年3月4日，她在美國駐印度大使館的幫助下，經由瑞士逃亡到美國，從此投向自由的懷抱。
在西方，她先後出版了《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和《僅僅一年》兩本書，記述了她在紅色家庭及其體制下所經歷的黑色生活。中國也出版過《遙遠的樂聲——史達林女兒旅美回憶錄》的中譯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黃柱宇等人譯）。
「大義滅親」這個詞，曾流行於所有共產極權國家，它是徹底反人性的階級歧視和階級滅絕的最醒目的標誌之一。在史達林時代的大清洗中，第一位無產階級作家高爾基就曾號召人們：「如果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高爾基的反人性之徹底，已經達到頂點——完全不顧及血緣親情了。他說：「如果『同血緣』的親人是人民的敵人，那麽他已不再是親人，而只能是敵人，所以不再有任何理由饒恕他。」也就是說，曾幾何時，在人為劃分的政治身分等級中，更在沒完沒了的階級鬥爭中，夫妻反目、父子成仇、親友背叛，落井下石、背後捅刀、當衆羞辱，已經變成人與人關係的常態。
然而，在我看來，史達林女兒的「大義滅親」則是罕見特例，堪稱共產極權史上極具啓示性的事件。因為，她背叛的不是父親眼中的「階級敵人」，而是專門從肉體上滅絕階級敵人的共產世界領袖，也是對她呵護有加的親生父親。
而且，她對史達林的背叛極為徹底。比如，她寫下了揭露史達林暴政和自家悲劇的回憶錄，署名皆用母親的姓氏「阿利盧耶娃」，可見她對父親史達林的厭惡。
她流亡美國後甚至絕決地說：「由於我內心裏對自己的過去充滿憎惡，我從來不教女兒學習俄語，連一個詞兒也不教；我希望她感到自己是個百分之百的美國人。實際上也是如此。我女兒成長和教育的過程，終於讓我感到美國確實是我們的家。」
一、被恐怖謀殺圍繞的「第一紅色公主」
在斯維特蘭娜的回憶中，蘇維埃的「第一紅色公主」背叛至尊父親史達林的最重要的原因，不僅在於父親給女兒的感受是「多疑」、「輕信」、「粗暴」、「生硬」，更重要的是發生在她身邊的一系列恐怖謀殺。當她感受到圍繞著自己的家庭發生的一系列恐怖事件後，她的良心再也無法忍受父親那極端的多疑和殘忍。這殺戮不僅針對外界，也不斷發生在「第一家庭」內部，年僅七歲的斯維特蘭娜就經歷喪母之痛。1932年11月8日，史達林年輕的妻子娜佳.阿利盧耶娃，因不堪忍受丈夫的暴虐而神秘自殺。她自殺前留給史達林一封遺書，但作為女兒的斯維特蘭娜並沒有看到，史達林一直在欺騙女兒，說她的母親死於疾病。
後來，斯維特蘭娜偶爾從一本英文雜誌上瞭解到其他人早已知道而只有她依然蒙在鼓裏的真相：母親是自殺而死的。她回憶說：「那年冬天，我發現了一件可怕的事。」「當時我受到了極大的震動。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再後來，家裏人偷偷地告訴斯維特蘭娜，她母親給她父親留下一封遺書，但那封遺書被她的父親毀掉了。因為，遺書中全是控訴、譴責和詛咒，讀上去如同與史達林的絕交書。
在隨後的十年裏，斯維特蘭娜的母系親人一個個遭殃：最先是巴維爾舅舅自殺，「知道得太多」的巴維爾孀妻被捕入獄；幾年後是斯瓦尼澤舅舅被捕殺，瑪利亞舅母死於獄中；還有姨父雷斯登被捕殺，安娜姨媽被關瘋。二戰期間，她的哥哥雅科夫死在戰俘營，她的嫂嫂尤麗婭因此被關押。
她在書中提到母親和親人的死亡時說：「我常想，如果她沒有死，不會有什麽好的命運等著她。早晚她會成為父親的敵人。當她看到她最好的老朋友，如布哈林、葉努基澤、斯瓦尼澤夫婦都一一死去，她是不會沈默的，她絕對熬不過去的——她是一隻被綁在戰車上戰戰兢兢的鹿。」
所以，她坦率地承認：「在父親的周圍，好像被畫上了一個黑圈子，凡落入這個圈子的一切人，不是慘死，就是家破人亡，再就是從生活中消失。」
二、無權追求「美」和「愛」的少女
史達林本來就特別鍾愛這個唯一的女兒，妻子自殺後，她就更被父親視之為掌上明珠。但史達林的父愛卻帶有暴君般的專制特點，讓斯維特蘭娜感到的，不是父愛而是蠻橫的監護。史達林干涉女兒的穿戴、社交和一切涉外活動，女兒去上學、聽音樂會、去劇院、聚會……都有KGB的保安人員尾隨在後。在斯維特蘭娜的回憶中，父親對她的粗暴專政從小學就已經開始，甚至連裙子長度都要管制。
比如，她10歲那年，一次在南方參加少先隊營活動時，女孩子們都穿著最新流行的短裙照相，她也把自己穿著短裙的照片寄到了莫斯科。一週後，少先隊營輔導員接到用飛機送來的克里姆林宮的緊急專遞，輔導員極為緊張地把斯維特蘭娜叫去，顫抖著打開緊急專遞，原來是斯維特蘭娜穿短裙的照片。照片的正面是紅鉛筆劃的幾個叉，背面寫著「妓女」的字樣和史達林的簽名。
還有一次，還處在童年階段的女兒穿了褲衩，為此史達林大發脾氣。他從櫃子中翻出自己穿的男式短褲，命令服務人員為女兒縫製民族服裝薩拉凡，要求是「能蓋住膝蓋」。女兒向父親央求：「爸爸，現在誰都不穿這樣的裙子了。」可史達林決不讓步，女兒也只好聽命。
最令斯維特蘭娜難以忍受的粗暴干涉，發生在她十七歲時。她進入最熱烈的初戀，但熱戀中的情人卻被史達林的恐懼和鐵碗強行拆散。這，也許是促成她最終選擇背叛的深層的人性原因。
在蘇德戰爭的關鍵時刻的1942年冬天，一次晚會上的偶然相識，讓猶太裔藝術家兼戰地記者卡普蘭狂熱地愛上了十七歲的斯維特蘭娜，少女也報以同樣熱烈的愛。卡普蘭是思想活躍、感情豐富、文筆出色的戀人，他為一直被封閉在第一家庭中的小姑娘開啓了另一個世界，他給她讀海明威的小說，向她推薦在當時的蘇俄失寵的詩人，包括已經被槍決的古米廖夫，已經被打入另冊的阿赫瑪托娃；他帶她去參觀特列季亞科夫畫廊，聽歌劇《黑桃皇后》，在戰時黑暗的莫斯科街道上散步。
由此，「克里姆林宮的第一紅色公主」，不僅品嘗到人生最美好的初戀，而且第一次經歷了思想上的茅塞頓開。雖然，跟蹤斯維特蘭娜的KGB保鑣已經把她的情況全部報告給史達林，但當時的史達林忙於戰事，無暇多管女兒的私情。史達林格勒保衛戰時期，作為戰時記者的卡普蘭前往史達林格勒，他為《真理報》供稿，報導戰爭下的史達林格勒。
不久，有人為史達林送來一篇發表在《真理報》上的特寫，題目是《一名中尉自史達林格勒寫來的信》，作者就是卡普蘭。他以給心上人寫信的形式報導了史達林格勒的情況，其中還夾述了作者不久前在莫斯科與心上人熱戀的細節，如兩人去參觀畫廊、在夜晚的莫斯科街道上散步等。
顯然，卡普蘭的特寫之所以採取書信的形式，不僅要讓戰事報導具有親切感，更要通過這種形式向心愛的姑娘傾訴愛意。卡普蘭已經愛得有些瘋狂，他居然以呼喚戀人的文字作為特寫的結尾：「莫斯科現在大概正在下雪，從你的窗口可以看見克里姆林宮那鋸齒形的宮牆……」。
史達林看了這篇特寫，再也抑止不住對女兒、特別是對卡普蘭的憤怒。但他畢竟視斯維特蘭娜為掌上明珠，為了不太傷害女兒，他的第一次警告還算比較客氣。在卡普蘭回到莫斯科後，史達林只是讓KGB的一位頭目打電話給卡普蘭，請他離開莫斯科去遠方出差。
熱戀中的卡普蘭回答說：見你的鬼去吧！之後兩個月，這對戀人形影不離，一起去劇院看戲，一起在夜幕下散步，但無論兩人走到哪兒，身後都有KGB的保鑣尾隨。為了讓那位跟蹤者不太無聊，卡普蘭經常停下來請他抽煙。當兩人在史達林的兒子瓦夏的住宅的一間空房子裏默默地接吻時，在另一間中坐著的KGB保鑣也想隔牆探知到兩人究竟在幹什麽。這些保鑣的主要任務就是向史達林提供這對戀人每一次約會的詳細報告。
兩位戀人接吻後的第三天，史達林來看他的女兒。斯維特蘭娜記述說：她還從未見過父親氣得眼睛發黃，狂怒得喘不過氣來。父親憤怒地對女兒說：「我什麽都知道。你在電話裏說了些什麽，我這裏都有記錄，」父親拍了拍自己的口袋繼續說：「你的卡普蘭是英國間諜，他被捕了……」。
女兒掙扎著對父親說：「可是我愛他。」沒想到，她得到的卻是父親的兩個狠狠的耳光。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挨打。史達林還對女兒說出了極端污辱性的語言：「妳也不看看自己，誰會要妳？」
斯維特蘭娜繼承了母親的倔強，以後的幾個月裏，她拒絕與父親說話。
「間諜」卡普蘭被流放到沃爾庫塔，下礦井幹活，為期五年。對史達林來說，顧忌到女兒的情緒，這樣的懲罰已經是最輕的了。然而，卡普蘭再也沒有回到莫斯科，默默無聞地死在了流放地。
三、逐漸覺醒的女人
在如此霸道而暴虐的父親身邊生活，即便女兒不知道父親在黨內外製造的大清洗，但僅僅是一連串親人的黑色死亡和自己初戀的突然夭折，就足以使一個少女的青春期蒙上巨大的陰影。斯維特蘭娜以後的生活是在巨大創痛的陰影中度過的，她先後經歷兩次失敗的婚姻，後來過著單親母親的生活。斯維特蘭娜極為厭惡史達林的鷹犬們，比如，她認為KGB頭子貝利亞是個狡猾奸詐、背信棄義的無恥之徒，她這樣描述貝利亞：「夾鼻眼鏡後面一雙鼓泡眼，一副似笑非笑的樣子我記得，我周圍的婦女們在報紙、畫冊上看到這張臉時，無不膽顫心驚。當時首都接二連三傳出一些年輕漂亮的姑娘失蹤的消息。說她們都是在貝利亞的汽車獻媚地緊貼著人行道停在她們身旁後失蹤的。我就遇到過這種事。有一次，我和一位同年紀的女同學沿著阿爾巴特街散步。突然一輛汽車在不遠的地方停下來。從裏面下來兩個高大健壯的青年，飛快地向我們走來。不容我們反應過來是怎麽回事，他們已抓住女友的手強行將她塞進汽車。為什麽帶走她？帶到哪裏去了？一想到這些，我就感到難受。喊叫、哭泣、控訴？我們知道，在當時，這些都無濟於事，充滿著危險」。而「她們的丈夫或父母要是膽敢上告，一般都得進勞改營。」
正是這揮之不去的心靈陰影，促成了她人到中年時的覺醒和成熟。她說：「小時候，人家教我的好與壞現在交換了位置。別人教導我要把他們當成偉大人物的人在我眼前垮了。惡勢力的權威已不復存在——無論他打的是什麽最崇高理想的旗號。變成好人的是那些默默無聞、善良真誠的人們，而不是靠鎮壓和戰功起家的鐵膽英雄。政治生活裏的謊言和虛僞使人不能忍受。一切秘密、地下活動和偷偷摸摸的念頭都極可憎。對人、動物，對任何生命形式所採取的暴力行為都是不能容許的。」
所以，她開始尋找自己的新信仰並在宗教中找到了，1962年她在莫斯科教堂受洗。當施洗者問到她說：「當成人受洗後，他的生活可能發生深刻的變化。在個人方面，或是其他方面，有時會朝壞的方面發展。你好好想一想，以免日後後悔。」斯維特拉娜斷然回答：「絕無顧慮。」她後來在自述中又說：「宗教使我本人起了巨大變化。不心懷神就不能活」。
無論是史達林活著還是死後，作為「蘇維埃第一紅色公主」 的斯維特拉娜，卻從來沒有過任何自由。她在《遙遠的音樂》中寫到：「在蘇聯生活的40年就像一直是黨和政府的奴隸，在各個方面都與黨和政府處於奴隸關係……」，她過著受人監視的生活，她說：「每天，每小時都受人監視。我每邁出一步，從小孩子時起一直到後來長大，都在政府的監視之下，甚至當我的父親逝世之後仍是如此，赫魯雪夫政府以及後來——他們認為有義務知道我幹什麽，我在哪兒，為什麽——而後給我下指示。」
史達林死後，斯維特蘭娜雖然脫離了暴君父親的監護，但在當時的體制下，她與所有的蘇聯人一樣，並未獲得自由。人到中年時，她愛上了一位多病的印度共產黨員辛格。辛格出身高貴，雖然身為印度共產黨黨員，卻全無專斷暴力的影子。辛格不僅為她帶來的久違的愛，也為她帶來了「不與人惡」和「以非暴力抗惡」的甘地式智慧；他給她講述世界各地爭取自由事業的鬥爭，還特別告訴她，中國正在發生的「文化大革命」是法西斯的重演。
然而，她與辛格的愛情卻遭到蘇聯當局的阻攔，他們的婚姻得不到蘇聯法律的正式承認，所以他倆的結合在當時的蘇聯屬於非法婚姻，然而無論遭遇多麽大的阻力，她還是毅然嫁給了辛格。最為荒唐的是，直到辛格因病去世三年後，蘇聯當局仍然沒有正式批准這樁婚姻。
暴君史達林的權力恐懼和他對整個國家的恐怖統治，除了滿足了他個人的功名心和權力欲之外，再沒有足以安慰人性的愛和溫情，俄羅斯人民、東歐人民及其被史達林帝國覆蓋的所有共產國家都為此承受了巨大的災難，暴君的家庭也因此而支離破碎：
除妻子自殺、妻子家人的相繼神秘死亡之外，史達林最疼愛的女兒背叛了他，大兒子雅戈夫二戰時被德軍俘獲，後被德軍擊斃在戰俘營的鐵絲網前。二兒子瓦西里在史達林死後三個星期，被解除空軍中將的職務，一個月後被捕入獄，1961年春獲釋，被流放到喀山，1962年3月死亡。
斯維特蘭娜，這位歷經磨難的「前第一紅色公主」，背叛了自己的父親及其恐怖統治，把身心交給了自己的所愛，也交給了追求自由的精神。所以，她才能對父親的暴政和自己的過去有著清醒的反思。
最後，讓我們傾聽她那痛苦而精彩的自白吧：「對於我，從精神囚禁中獲得解脫過程和其他人有所不同，這個過程頑強不懈進行著。真理滴水穿石，透過了花崗岩。我不僅逐步對父親的獨斷專行有所認識，而且也對他親手建立的、戕害了千百萬無辜犧牲者的血腥恐怖制度看得更清楚了。我也漸漸明白，不管那些同謀犯如何煞費心機，他們也不能逃脫罪責。這時，那座建築在謊言基礎上的大廈，一下從上到下散了架。」因為，「真理不在於各種極端，而在於適當的民主進程。民主進程既不允許左的也不允許右的極端，它禁絕獨裁……對我來說，不存在資本家和……人（之分），只有好人和壞人，誠實的人和不誠實的人。」
正像斯維特蘭娜預言的那樣，由他父親一手締造的共產帝國，這個靠恐怖和謊言來維繫的極權大廈，幾乎在瞬間就全盤坍塌。
2005年10月10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人與人權》2005年11月，原標題為「史達林的殘暴和女兒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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