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國教師逃離中國的告白：不再做兩面人
一名學生時期就入黨（中共），畢業後當班主任，在中國過著優渥生活的一個人，卻甘心放下一切、逃離中國。促使他下定決心的原因，竟然是一次簡短的對話。
9月份，紐約法拉盛居民余春光來到美國整整兩年了。「人的命運是被安排的，我從來沒想到自己能落腳到紐約。我原來的理想是到加州……」他說。每當回想過去幾年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他總感覺冥冥中有種力量在引領著他。
如果沒有碰到那個叫傑森·沃德的老師、沒有他提出的奇怪問題、沒有中國互聯網上的「3Q大戰」、沒有翻牆看到外面的世界……，也許他還是那個廣州重點中學裡的優秀班主任，一邊「幫扶問題學生」、一邊享受著他的優厚薪金和家長們的送禮；每年去歐洲或者來美國遊山玩水，和爸爸、弟弟一樣，過著愜意的「兩面人」的生活。
那時父親的生意失敗，為躲避債主到處搬家。「我一輩子都忘不了餓著肚子不斷換學校的日子。由於營養不良，我的頭髮都是枯黃的。」那時，他聽到了瑪麗亞·凱利的一首歌《英雄》：「其實你心中有一位英雄，當你窺視你的內心，你無須害怕你現在是什麼樣。答案顯而易見，當你到達靈魂深處，你所領悟的哀傷都將消散……，你不再畏懼，你清楚你能克服一切……。」
余春光聽著這首歌，在飢餓中衝刺高考。他考上了廣東一個沿海城市的師範學院的英語系。他學習成績優秀，連續四年獲得一等獎學金，還當上了系學生會的秘書長。
2003年大三那年，系黨組織找到了他，要發展他為「預備黨員」。他說：「他們把名額限制得很少，這讓我感到自己很出色，沾沾自喜。我知道這對我的前途大有好處。」
余春光的家人中有一半是中共黨員。外公當過茂名市局級機關的黨委書記，外婆是主管衛生的官員；爸爸曾經是解放軍空軍的軍官；姨丈還是省級的政協委員。這樣紅色家庭中的孩子，當然是要入黨的。
他開始用黨員的身分認識周圍的事物，這讓他糾結和困惑：「因為我是學英語的，我為了練習聽力，花幾百塊錢買了台高級收音機收聽外國的廣播。廣播裡的價值觀和共產黨要我做的格格不入啊!」余春光就這樣一邊聽著《美國之音》、《BBC》，一邊按時給黨寫思想彙報，發誓為黨「奮鬥終生」。
「說實話，我開始時是很厭惡這一套的，感覺像套上了一個面罩，這個東西覆蓋著我，給我另外的一個表皮。但是寫著寫著，我就不太討厭了，慢慢就習慣了，變成了一個『兩面人』。」畢業時余春光成為一個正式黨員。
他還是愛聽凱利的《英雄》。然而春風得意的日子，他既不感到恐懼、也沒有哀傷，漸漸地淡忘了心中的「英雄」。
什麼是有問題的學生？「就是那些在每週一升國旗、唱國歌時不認真的學生。」因為每個月各個班都要評比，自己這個班的表現不光影響著個人的業績，還牽扯到其他任科老師的利益。每當他質問學生「為什麼在唱國歌這麼莊嚴的時候不認真呢？」孩子們就以不作聲做為抵制。
終於，他在一天晚自習的時候抓住了那幾個學生的小辮子。他發現這幾個男生出去開生日派對，還喝了啤酒。他就把他們的家長找來了，讓他們把學生領回去，不准在學校過夜：「我就是想給他們個教訓，製造這個氣氛，讓他們看看不聽管制有什麼後果。」
可是連他自己都討厭這種「教育」：「這不是教育而是『教唆』。我小學入少先隊，中學入團，大學入黨，一直在被管制當中。現在我又在向別人輸出這種管制，可是我內心是渴望自由的。」於是，兩年之後余春光跳槽到廣州，他希望在大城市能夠自由一些。他在廣州越秀區一所重點高中裡謀到了一個職位，還是當班主任。
可是那裡管制得更嚴厲。還是老一套，他還是要做「幫扶」工作，管學生從早上6點到晚上11點。他形容「我從一個火坑跳到了另一個火坑」。後來，他就報考了中國人民大學的「人力資源與管理」專業的碩士研究生，想改行，「我不想再從事所謂的教育事業了，我厭惡透了。」這期間他攢了20萬元錢，想到國外留學。後來他結婚用了這筆錢，就不再想留學的事情了。
記得那是2011年7月的一天，他的女兒才出生幾個月。當他在加州大學長灘分校的草坪上等待學生下課的時候，他和對方學校的一個老師攀談了起來。這個老師叫傑森·沃德，也是個年輕的爸爸。一開始，他們的話題是各自的小女兒。
正當兩個爸爸拿著手機炫耀自己的寶貝女兒的照片時，忽然，傑森老師的手機上跳出一個影片。在視頻裡面，一個穿白襯衣的年輕人站在一隊坦克前面，似乎試圖阻擋坦克車隊的前進。坦克朝邊上轉了一下頭，這個年輕人又站到那坦克前。然後就沒有下文了，影片到這裡中斷了。傑森問：「你能告訴我這個年輕人後來的命運是什麼樣的嗎？」
余春光從來沒有看過這個鏡頭，也不知是怎麼回事，他就根據自己對中國狀況的理解回答道：「不是槍斃就是無期徒刑。」
他從那天開始知道了「六四」這個詞。他隱約記得自己8、9歲的時候在電視上看過北京「暴徒」燒軍車的畫面。彷彿一個巨大的幕布被掀開了一角，誘惑著他想看那幕布的後面是什麼。他回國之後立刻開始尋找真相。
美國老師關於六四「坦克人」影片提問後，余春光找尋到了真相，知道了「六四」、「法輪功遭迫害」。
而當他覺醒時，中共的機器開始向他下手，他和很多響往自由的中國人一樣，只有一條路可走：逃離中國。
在2011年7月被美國老師傑森·沃德問起六四「坦克人」的影片以後，余春光開始尋找真相，但轉眼到了2012年，他還是沒有找到他要的真相。那個時候，奇虎360和騰訊QQ的征戰正歡，也許是他們讓政府的防火牆出現了漏洞，反正在5月的一個晚上，他不知怎麼突然看見了一個叫做「自由門」的軟體。當他打開這個軟體的時候，看到的內容讓他吃驚不已。
「這些網站怎麼對國家領導人直呼其名呢？怎麼敢如此『大逆不道』呢？」這是他的第一個反應，接著他就是感到「神奇」，因為那上面都是他感興趣的內容。他先看了薄熙來和王立軍事件的內幕；然後如願以償地找到了六四真相片，知道了那個白衣青年學生叫王維林；再後來，他看到了法輪功真相片《偽火》。
他白天在學校也看，晚上回家也看：「我感到一個無比巨大的黑幕在我面前拉開，讓我的內心感到巨大的悲傷，我對法輪功學員這麼多年受到的抹黑、冤屈、折磨和苦難感到無比的震撼!心裡生出對他們深深的同情。」
看到真相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拒交黨費。他們學校每年5月前後要所有黨員繳齊一年的黨費，100零幾塊錢。然後夏天的時候，每個黨員的銀行帳戶上會收到1,000元的「旅遊費」。
就像他在操場上識別對升國旗不認真的學生一樣，學校黨委立即揪出了他。一天週五，校黨委書記把他請到辦公室說：「余老師，你為什麼不交黨費呢？你這麼做影響太差了，你都不能跟著黨走，怎麼教育學生呢？」余春光只好說：「那我過兩天交上吧!」當天，校長又找他談了話。
沒等到余春光妥協，他就被整了。就在下一個星期的週一，校長又找到他，簡單明了地向他宣布：「你不用去上課了，去圖書館幫忙吧!」他從校長辦公室回到教研室的時候，發現他的辦公桌竟然已經被別的老師占了。所有老師都當他是空氣，沒有人搭理他。後來他知道，書記和校長之所以那樣對他，是因為他們通過學校的局域網發現，他破網翻牆看境外新聞。他徹底成了異類。
2014年9月，余春光辦好一切手續，踏上了來美的旅程。「當飛機飛離香港機場的時候，我的心像小鳥一樣展翅飛翔，我想大聲喊出來：我終於自由了！」從空中看，中國真的像一所「大監獄」，不僅是精神上的，也是物理上的。「當你在飛機上回頭一看，大陸的上空霧霾籠罩，妖氣迷漫。過了深圳，這邊的天就看見了藍天白雲，這不是很奇怪嗎？」
到了紐約，余春光沒忘找到位於法拉盛的「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給他們捐贈了200美元。他說，他從心底裡感謝那些無論嚴寒酷暑、雨雪風霜都站在街頭講真相的法輪功學員：「沒有他們，沒有他們的媒體，沒有他們的破網軟件，我被騙死都不知道。」
2014年11月19日，在《九評共產黨》一書發表10週年的時候，他和妻子一道在《大紀元時報》上鄭重聲明退黨。他在聲明中寫道：「中共必亡！民主必定能夠在中華大地上遍地開花！我們的後代必將銘記我們今天的付出！」
兩年後的今天，他說：「是的，我真的相信中共必亡。我只是希望在它滅亡的過程中，老百姓的代價小一些。」
余春光剛剛找了處新房子，結束了一年換四個房東的動盪生活。即便美國的生活這麼艱難，他也不後悔：「因為我找到了真正的自己，我能夠真實地表達我自己，表裡如一讓我身心健康快樂。」
只有一點，有時候說到中國的事情時，比如奧運，他還是感到「撕裂」：「我說『中國』隊，但是我知道那是『中共』隊；我說香港人、台灣人、大陸人都是中國人，但是他們是不同的；我又沒有別的詞，區分他們⋯⋯唉!每到這個時候，我就感到撕裂的感覺。中共這麼多年的洗腦，早把中共和中國的概念渾殽在一起了，難怪中國人不覺醒。」
余春光現在的心願是把父親、弟弟接出來，讓他們有機會了解真相，清醒過來。他說：只要中共不滅亡，他是不會回國了：「因為我再也不想當那個令人窒息的『兩面人』了。」
9月份，紐約法拉盛居民余春光來到美國整整兩年了。「人的命運是被安排的，我從來沒想到自己能落腳到紐約。我原來的理想是到加州……」他說。每當回想過去幾年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他總感覺冥冥中有種力量在引領著他。
如果沒有碰到那個叫傑森·沃德的老師、沒有他提出的奇怪問題、沒有中國互聯網上的「3Q大戰」、沒有翻牆看到外面的世界……，也許他還是那個廣州重點中學裡的優秀班主任，一邊「幫扶問題學生」、一邊享受著他的優厚薪金和家長們的送禮；每年去歐洲或者來美國遊山玩水，和爸爸、弟弟一樣，過著愜意的「兩面人」的生活。
心中的「英雄」去哪了？
余春光從小就嚮往西方世界，這也是為什麼他上大學時選擇了英語專業。小學時光在崇拜黎明和郭富城的狂熱中瞬間而過；到了初中，他開始遇到人生中的第一次困頓。那時父親的生意失敗，為躲避債主到處搬家。「我一輩子都忘不了餓著肚子不斷換學校的日子。由於營養不良，我的頭髮都是枯黃的。」那時，他聽到了瑪麗亞·凱利的一首歌《英雄》：「其實你心中有一位英雄，當你窺視你的內心，你無須害怕你現在是什麼樣。答案顯而易見，當你到達靈魂深處，你所領悟的哀傷都將消散……，你不再畏懼，你清楚你能克服一切……。」
余春光聽著這首歌，在飢餓中衝刺高考。他考上了廣東一個沿海城市的師範學院的英語系。他學習成績優秀，連續四年獲得一等獎學金，還當上了系學生會的秘書長。
2003年大三那年，系黨組織找到了他，要發展他為「預備黨員」。他說：「他們把名額限制得很少，這讓我感到自己很出色，沾沾自喜。我知道這對我的前途大有好處。」
余春光的家人中有一半是中共黨員。外公當過茂名市局級機關的黨委書記，外婆是主管衛生的官員；爸爸曾經是解放軍空軍的軍官；姨丈還是省級的政協委員。這樣紅色家庭中的孩子，當然是要入黨的。
他開始用黨員的身分認識周圍的事物，這讓他糾結和困惑：「因為我是學英語的，我為了練習聽力，花幾百塊錢買了台高級收音機收聽外國的廣播。廣播裡的價值觀和共產黨要我做的格格不入啊!」余春光就這樣一邊聽著《美國之音》、《BBC》，一邊按時給黨寫思想彙報，發誓為黨「奮鬥終生」。
「說實話，我開始時是很厭惡這一套的，感覺像套上了一個面罩，這個東西覆蓋著我，給我另外的一個表皮。但是寫著寫著，我就不太討厭了，慢慢就習慣了，變成了一個『兩面人』。」畢業時余春光成為一個正式黨員。
他還是愛聽凱利的《英雄》。然而春風得意的日子，他既不感到恐懼、也沒有哀傷，漸漸地淡忘了心中的「英雄」。
為黨賣命 輸出控制
因為學生黨員的身分，余春光剛一畢業就被佛山一家重點中學聘為班主任，這是其他同學享受不到的好處。班主任意味著更快的升遷、更大的權力、更肥的待遇。但是做為交換的是，學校要求他「幫扶」思想有「問題」的學生。什麼是有問題的學生？「就是那些在每週一升國旗、唱國歌時不認真的學生。」因為每個月各個班都要評比，自己這個班的表現不光影響著個人的業績，還牽扯到其他任科老師的利益。每當他質問學生「為什麼在唱國歌這麼莊嚴的時候不認真呢？」孩子們就以不作聲做為抵制。
終於，他在一天晚自習的時候抓住了那幾個學生的小辮子。他發現這幾個男生出去開生日派對，還喝了啤酒。他就把他們的家長找來了，讓他們把學生領回去，不准在學校過夜：「我就是想給他們個教訓，製造這個氣氛，讓他們看看不聽管制有什麼後果。」
可是連他自己都討厭這種「教育」：「這不是教育而是『教唆』。我小學入少先隊，中學入團，大學入黨，一直在被管制當中。現在我又在向別人輸出這種管制，可是我內心是渴望自由的。」於是，兩年之後余春光跳槽到廣州，他希望在大城市能夠自由一些。他在廣州越秀區一所重點高中裡謀到了一個職位，還是當班主任。
可是那裡管制得更嚴厲。還是老一套，他還是要做「幫扶」工作，管學生從早上6點到晚上11點。他形容「我從一個火坑跳到了另一個火坑」。後來，他就報考了中國人民大學的「人力資源與管理」專業的碩士研究生，想改行，「我不想再從事所謂的教育事業了，我厭惡透了。」這期間他攢了20萬元錢，想到國外留學。後來他結婚用了這筆錢，就不再想留學的事情了。
一個美國老師的提問
從2009年到2012年，余春光的學校加入了一個中美EBUS計劃，即每年暑假派一部分學生到美國學習大學預科課程，有兩年是他帶的隊。記得那是2011年7月的一天，他的女兒才出生幾個月。當他在加州大學長灘分校的草坪上等待學生下課的時候，他和對方學校的一個老師攀談了起來。這個老師叫傑森·沃德，也是個年輕的爸爸。一開始，他們的話題是各自的小女兒。
正當兩個爸爸拿著手機炫耀自己的寶貝女兒的照片時，忽然，傑森老師的手機上跳出一個影片。在視頻裡面，一個穿白襯衣的年輕人站在一隊坦克前面，似乎試圖阻擋坦克車隊的前進。坦克朝邊上轉了一下頭，這個年輕人又站到那坦克前。然後就沒有下文了，影片到這裡中斷了。傑森問：「你能告訴我這個年輕人後來的命運是什麼樣的嗎？」
余春光從來沒有看過這個鏡頭，也不知是怎麼回事，他就根據自己對中國狀況的理解回答道：「不是槍斃就是無期徒刑。」
他從那天開始知道了「六四」這個詞。他隱約記得自己8、9歲的時候在電視上看過北京「暴徒」燒軍車的畫面。彷彿一個巨大的幕布被掀開了一角，誘惑著他想看那幕布的後面是什麼。他回國之後立刻開始尋找真相。
美國老師關於六四「坦克人」影片提問後，余春光找尋到了真相，知道了「六四」、「法輪功遭迫害」。
而當他覺醒時，中共的機器開始向他下手，他和很多響往自由的中國人一樣，只有一條路可走：逃離中國。
在2011年7月被美國老師傑森·沃德問起六四「坦克人」的影片以後，余春光開始尋找真相，但轉眼到了2012年，他還是沒有找到他要的真相。那個時候，奇虎360和騰訊QQ的征戰正歡，也許是他們讓政府的防火牆出現了漏洞，反正在5月的一個晚上，他不知怎麼突然看見了一個叫做「自由門」的軟體。當他打開這個軟體的時候，看到的內容讓他吃驚不已。
「這些網站怎麼對國家領導人直呼其名呢？怎麼敢如此『大逆不道』呢？」這是他的第一個反應，接著他就是感到「神奇」，因為那上面都是他感興趣的內容。他先看了薄熙來和王立軍事件的內幕；然後如願以償地找到了六四真相片，知道了那個白衣青年學生叫王維林；再後來，他看到了法輪功真相片《偽火》。
覺醒遭排擠挨整
「你知道我當時多麼震驚嗎？我那些年經常去香港給我女兒買奶粉。一上車那些導遊就說：『不要接法輪功的傳單，那是犯罪，要坐牢的。』所以我們在景點碰到法輪功的時候，都低著頭嚇得不敢理他們。可是，這是中央電視台自己拍的影片的慢鏡頭啊!你能看到自焚的人是被打死的，那些攝影機、滅火器……天啊!我竟然被騙了，被騙了這麼久。」他白天在學校也看，晚上回家也看：「我感到一個無比巨大的黑幕在我面前拉開，讓我的內心感到巨大的悲傷，我對法輪功學員這麼多年受到的抹黑、冤屈、折磨和苦難感到無比的震撼!心裡生出對他們深深的同情。」
看到真相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拒交黨費。他們學校每年5月前後要所有黨員繳齊一年的黨費，100零幾塊錢。然後夏天的時候，每個黨員的銀行帳戶上會收到1,000元的「旅遊費」。
就像他在操場上識別對升國旗不認真的學生一樣，學校黨委立即揪出了他。一天週五，校黨委書記把他請到辦公室說：「余老師，你為什麼不交黨費呢？你這麼做影響太差了，你都不能跟著黨走，怎麼教育學生呢？」余春光只好說：「那我過兩天交上吧!」當天，校長又找他談了話。
沒等到余春光妥協，他就被整了。就在下一個星期的週一，校長又找到他，簡單明了地向他宣布：「你不用去上課了，去圖書館幫忙吧!」他從校長辦公室回到教研室的時候，發現他的辦公桌竟然已經被別的老師占了。所有老師都當他是空氣，沒有人搭理他。後來他知道，書記和校長之所以那樣對他，是因為他們通過學校的局域網發現，他破網翻牆看境外新聞。他徹底成了異類。
逃離「監獄」 奔向自由
圖書館的工資連他平時掙的6分之1都不到，家裡在還著房貸，女兒嗷嗷待哺，到處需要錢。余春光只好辭職，另找工作。但是，這時候他的心已經被陽光照耀，他已經不是過去那個他了。因為他知道了真相，他已經覺醒，他不想再言不由衷地活了。他賣了房子，準備出國。2014年9月，余春光辦好一切手續，踏上了來美的旅程。「當飛機飛離香港機場的時候，我的心像小鳥一樣展翅飛翔，我想大聲喊出來：我終於自由了！」從空中看，中國真的像一所「大監獄」，不僅是精神上的，也是物理上的。「當你在飛機上回頭一看，大陸的上空霧霾籠罩，妖氣迷漫。過了深圳，這邊的天就看見了藍天白雲，這不是很奇怪嗎？」
到了紐約，余春光沒忘找到位於法拉盛的「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給他們捐贈了200美元。他說，他從心底裡感謝那些無論嚴寒酷暑、雨雪風霜都站在街頭講真相的法輪功學員：「沒有他們，沒有他們的媒體，沒有他們的破網軟件，我被騙死都不知道。」
2014年11月19日，在《九評共產黨》一書發表10週年的時候，他和妻子一道在《大紀元時報》上鄭重聲明退黨。他在聲明中寫道：「中共必亡！民主必定能夠在中華大地上遍地開花！我們的後代必將銘記我們今天的付出！」
兩年後的今天，他說：「是的，我真的相信中共必亡。我只是希望在它滅亡的過程中，老百姓的代價小一些。」
希望家人了解真相
出國後，余春光常常給父親和弟弟講外面的事情。但是他們根本聽不進去，這讓他很洩氣：「你說共產黨腐敗，他說：『天下烏鴉一般黑』；你說共產黨迫害無辜百姓，他說：『我上台也會這麼做』；你說如果『美帝』不好，為什麼中共的官員們都把家屬弄到美國？他說：『不談政治，我就想過好日子』……。」余春光說：「我理解他們，我就是從那條路上走過來的。人的精神一旦被共產黨附體了，就會自動地設身處地為共產黨著想了。」余春光剛剛找了處新房子，結束了一年換四個房東的動盪生活。即便美國的生活這麼艱難，他也不後悔：「因為我找到了真正的自己，我能夠真實地表達我自己，表裡如一讓我身心健康快樂。」
只有一點，有時候說到中國的事情時，比如奧運，他還是感到「撕裂」：「我說『中國』隊，但是我知道那是『中共』隊；我說香港人、台灣人、大陸人都是中國人，但是他們是不同的；我又沒有別的詞，區分他們⋯⋯唉!每到這個時候，我就感到撕裂的感覺。中共這麼多年的洗腦，早把中共和中國的概念渾殽在一起了，難怪中國人不覺醒。」
余春光現在的心願是把父親、弟弟接出來，讓他們有機會了解真相，清醒過來。他說：只要中共不滅亡，他是不會回國了：「因為我再也不想當那個令人窒息的『兩面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