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塔斯丹麥演講 兩證人再揭中共活摘罪行
加拿大著名人權律師、對中共大規模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罪行獨立調查人之一的大衛‧麥塔斯，繼訪問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之後，到訪他此次北歐行的第二站丹麥首都哥本哈根。他除了約見了丹麥政界、人權活動家人士和接受了各家媒體的採訪之外，還應邀在哥本哈根Onkel Dannys Plads的Forsamlingshuset進行了專題演講會，並有兩位證人再揭中共活摘罪行。
麥塔斯在哥本哈根期間，還接受了丹麥廣播電台的現場直播報導，以及丹麥大報的獨家深度報導。
十年深入調查 驚天慘案震驚世人
9月29日下午一時許，人們陸陸續續來到了Forsamlingshuset演講會的會場。他們裡面有丹麥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從事器官移植的醫生、電視和報紙等媒體新聞記者、甚至由於偶然路過看到通知而進入會場的人們，與會者中還有不少在丹麥自由社會生活多年、對中共的邪惡本質已經有了深刻認識與反思的華僑界人士， 以及親歷中共70多年各次殘酷迫害的見證人。不一會兒，會場的座位就被到來的聽眾們坐滿，晚到的聽眾只能站在後面聆聽。
9月29日下午，加拿大著名人權律師、對中共大規模活摘器官罪行的獨立調查人之一大衛‧麥塔斯，應邀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對公眾進行了專題演講會。（林達/大紀元）
麥塔斯首先以詼諧的語氣開頭。他說：「我的姓（Matas）並不是一個很常見的姓氏，但在丹麥卻到處可見。（記者註：因為丹麥的一家日用化妝品連鎖商店的名字與他的姓氏相同。）可能這就是我和丹麥的淵源關係吧！所以我又一次來到丹麥，向丹麥人民介紹我和大衛‧喬高歷經十年時間、對發生在中國的大規模活體摘取器官的罪行所進行的獨立調查和我們的調查報告，還有最近與我們聯手一起繼續調查這個罪行的另一位獨立調查員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我們三人共同發表了新調查報告。」
大衛‧麥塔斯回顧了早在2006年，有一位名叫安妮的中國女子聲稱，她從事眼科醫生工作的丈夫親自參加了對多位法輪功學員活體摘除眼角膜的罪行。她披露，這些被摘除眼角膜的受害者的其它器官也被其它科室的醫生摘除，受害者在被摘除各部位器官時，甚至都還活著！他們就這樣被活活殺害了！安妮之後陸續又有不同的大陸人士站出來，證實這種大規模、有系統、有組織的罪行的存在。
中共這一罪行震驚了全世界，人們難以相信這種滅絕人性的慘案真的會在21世紀的人類社會發生。在這樣的情況下，麥塔斯和加拿大前議員，原亞太司司長、律師大衛‧喬高收到了「調查受迫害法輪功學員全球聯盟組織」的求助信，請求他們進行第三方獨立調查。
麥塔斯說：他們並沒有給我們任何經濟或物質條件的許諾， 而且如果要進行獨立調查，難度非常大，需要付出的工作量也會非常大。但是我們都是一直在做人權律師的工作，這麼驚天的人命大案，使得我們不能置身事外。
「我們進行調查的初衷是，希望通過我們的獨立、公正的調查，來否認這樣的罪行存在。我們寧可相信這樣的罪行是不存在的！但是可悲的事實是，通過我們的調查，發現這一人類社會從未有過的罪行，不但存在，而且被害人數巨大！」
「這一結論也被另一位獨立調查人伊森‧葛特曼同樣證實。葛特曼的調查還證明，被活體摘取器官的受害者還包括西藏、新疆宗教人士和其他異議人士、良心犯等。但最大比例的是法輪功學員。因為法輪功學員人數巨大，許多人因為拒絕報姓名，被關押在監獄裡，正好成了大量器官移植的活供體。」麥塔斯補充道。
麥塔斯說：「因為我們不可能有受害者可以作證，我們也得不到中共政府的許可進入中國進行調查。我們的調查只能從三方面去論證事實：
1.打電話給這些進行器官移植的醫院，以需要器官的病人的口氣向他們要求器官，要求進行移植手續，並特別提出要求法輪功學員的器官，因為法輪功學員的器官最健康。結果有50% 的醫院回答，證明供體就是法輪功學員。
2.通過數字統計推論。在1999年中共對法輪功發起迫害後，從2000年起，中國參與器官移植手術的醫院急劇增加，高達幾千所。在那些醫院的網路廣告上有很詳盡的他們進行器官移植手術的統計數字。而這麼巨大的器官移植數字和器官供體來源數字完全不匹配。中共先後用過多種不同的而又自相矛盾的理由，卻仍然不能給出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釋。同時，中共並沒有建立起捐獻器官的組織系統，而中國民族傳統是不願在去世前捐贈器官的。
3.對曾經被關到監獄裡受迫害，最後來到海外的法輪功學員進行採訪，發現雖然法輪功學員在監獄裡受到比一般犯人還要殘酷的酷刑迫害，但他們許多人又毫無理由地被進行過多次全面的、徹底的驗血及各部位身體檢查。從他們受到迫害的程度，法輪功學員大量被迫害致死的事實，完全可以推理，中國政府並不是關心他們的身體健康。那麼只有一個解釋，是為活體器官庫在收集數據，用於以後的活摘和移植了。」
今年6月，麥塔斯、喬高和葛特曼三位調查員發表了名為《血淋淋的器官摘取/大屠殺：更新版》（Bloody Harvest/The Slaughter : An Update）的最新調查報告。在這本新調查報告中，三位調查員認為，以前他們估計有4萬到6萬5千法輪功學員被殺害，這一估計遠低於後來了解到的事實。他們認為，從2000年以來的十幾年裡，在中國每年估計有6萬到10萬例器官移植手術，而每年中國的死刑犯人數僅僅幾千人。也就是說，被活摘器官的例子高達百萬之多。
麥塔斯介紹道， 他們越調查，發現罪行越嚴重，涉及的受害人數越巨大。而且中共的活摘器官罪行至今仍然在繼續著，並沒有停止。
麥塔斯：我們必須站在受害人的基點看問題
聽眾現場提問。（林達/大紀元）在麥塔斯一小時的演講以後，在被事實震驚了的聽眾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人們紛紛舉手提問。
其中有人問道：為什麼這麼大的謀殺罪行，經歷了那麼多年，仍然在西方社會裡很少看到報導與關注？麥塔斯回答說，一個原因是，這件事本身的複雜性，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說的清楚。另一個原因是，法輪功作為一個新出現的精神信仰團體，人們還很不了解。還有就是中共動用了巨大的宣傳力量去詆毀、造謠、妖魔化法輪功，也使許多人被毒害和誤導。麥塔斯作為第三方的身份，向聽眾客觀地介紹了法輪功遵循「真、善、忍」的原則修心養性，通過煉功鍛煉身體，沒有任何讓人不能接受之處，對社會也沒有任何危害，完全是合法的信仰自由。
當有聽眾提到，她認識的中國大陸朋友認為，如果是一個壞人，被殺害也沒什麼關係時，麥塔斯明確表示：「我不能認同中共政權對法輪功的哪怕一個字的污衊和造謠。但是，哪怕一個人真如中共所說那麼壞，我也不能認同他的生命可以被人任意殺害！」
有的丹麥聽眾認為，丹麥那麼小，我們在世界上的聲音也很微弱，起不了很大的影響。這樣的事我們多化力氣也不起什麼作用。讓歐盟去和中共打交道吧……這種無可奈何的理由也成了許多丹麥人，甚至包括丹麥政治家們對這個罪行熟視無睹、不作為的藉口。對此，麥塔斯的評論是：「在發生了那麼大的人權災難的時候，我們首先應該站在那些受害人的基點看問題。任何站在政府的角度、經濟利益的角度、功利主義的角度來衡量我們應該怎麼做，都不是正義的。」
最後，麥塔斯語重心長地對聽眾說：「我認為，面對這樣大規模的人權迫害，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站出來制止。你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例如在反活摘的徵簽書中簽名，去和政府有關人員講，去和社會上所有人講。丹麥有自己的人權組織和機構，去讓他們了解這件事。我們需要公開地、全面地、持續不斷地告訴所有人這一罪行，讓獨裁政權知道：我們在看著，我們知道你們在幹什麼！」
聽眾們踴躍的提問，與演講人的互動在熱烈的氣氛下持續著，直到因為時間限制，才在意猶未盡中，不得不結束。
兩位見證人現場作證
最後，由兩位見證人現場對發生在中國的活摘罪行現身說法作證。
楊光先生是旅居丹麥的異議人士，早年他曾經親身受過中共迫害，曾經被關在監獄裡10多年。
他一直非常同情法輪功學員17年以來遭受的迫害。在他得知法輪功學員被活摘器官的消息後，就通過人脈多方打探，結果他的兩位生死之交向他透露了驚人內幕。
旅丹異議人士楊光先生向聽眾介紹他在國內朋友所披露的大規模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內幕。（林達/大紀元）
楊光的一位朋友在公安部工作，負責某沿海大城市的情報站，消息來源豐富。2012年新年，楊光接到了他的拜年電話。楊光就詢問了自己一直關心的活摘話題。
這位朋友說：「僅他知道的一般醫院的統計，在這十幾年裡，對法輪功學員摘取器官移植的案例，造成法輪功學員的非正常死亡，已經超過50萬人，這50萬人僅僅是一般的人民醫院，市立醫院等這樣普通的醫院，並不包括武警醫院，軍醫醫院和公安醫院，因為武警醫院和軍醫醫院那個統計數字更機密，連他們公安部的人都不掌握。」
楊光還有一位患難之交，在文革時期他們曾一起被打成反革命。楊光說：「後來他任職東北一個醫科大學的副校長，負責後勤供應，負責醫療設備和手術設備的準備，以及向西方採購各種移植器官設備。他準確的知道，僅僅他們這個城市的醫科大學，每年起碼做2000例到3000例的器官移植手術。這種器官來源，沒有姓名只有一個編號，也沒有家庭地址，更沒有人收骨灰，610辦公室也不同意收骨灰，而且不管是手術當中還是送到煉人爐去煉了，都有610的人員在現場監督，這種器官供體基本都是法輪功學員，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供體，在整個醫院的器官手術上能夠占90%。而我這位朋友跟我說，武警醫院、軍醫院和公安醫院的移植數字，往往比他們民用醫院移植的數量還大。」
丹麥法輪功學員鮑學珍女士，曾經因為在中共迫害法輪功期間，不願放棄信仰，被非法判刑關押在上海女子監獄裡3年半。 她回顧在監獄裡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
丹麥法輪功學員鮑學珍女士介紹她在中國被關押在監獄裡時，差一點成為活摘受害者的經歷。（林達/大紀元）
「大約在2003年的上半年，監獄突然通知所有的法輪功學員要進行身體檢查。當時看到有四輛大巴停在監區的大門口，裡面都是很先進的進口醫療設備。上海女子監獄共有五個監區，每個監區挨個排隊，一個一個的法輪功學員上車檢查。排隊、上車都有警察看著。從頭到腳都要檢查，眼科、身高、驗血、驗尿、婦科、超音波、心、肝、腎都要檢查，抽血的管子是那種很粗的大管子。當時我在做超音波時，檢查的醫生有點吃驚，馬上叫來了好幾個醫生和警察圍著看，戚戚私語。我聽到他們說：『這個人的膽沒用了，裡面都是滿滿的石子，這個膽沒用了』。繼而他們問我這個部位感覺怎樣，我說沒什麼。他們不吭聲了，互相看了看。」
「因當時有100多名大法弟子被關押在上海女子監獄，這樣的檢查進行了好幾天。醫生都是跟車一起來的，也根本不可能知道醫生是哪來的。有問題醫生就跟警察講。我們的行動都受到限制的。互相之間都不可以講話。那時我們還不知道活摘器官的事情。檢查身體後有些外地在上海被抓捕的法輪功學員，他們沒有姓名，只有編號，後來就不見了。我們以為他們轉地方關押了。現在看來可能就是被殺害了。」
「還有一次，一天上午，警察突然叫我出去，說帶我去檢查眼睛。我很納悶，為什麼帶我去檢查眼睛？我眼睛很好啊。他們就誣陷我說，『不是你說要檢查眼睛的嗎』？ 我說：『我什麼時候說過要檢查眼睛，我的眼睛很好的，幹嗎要檢查，我跟誰說過要檢查』。他們不吭聲了。後來他們還是把我帶到監獄大門口等他們的車子。但車子就是遲遲不來。」
「在這期間，我一直重複問：為什麼要給我檢查眼睛？我的眼睛沒問題。他們一直不吭聲。大概過了20幾分鐘車還沒來，結果，他們無奈又把我送回監房。以上是我二次逃過大劫。我是沒有被活摘器官的倖存者。我要告訴全世界，中共邪黨活摘法輪功器官確實存在。」
麥塔斯在哥本哈根期間，還接受了丹麥廣播電台的現場直播報導，以及丹麥大報的獨家深度報導。
十年深入調查 驚天慘案震驚世人
9月29日下午一時許，人們陸陸續續來到了Forsamlingshuset演講會的會場。他們裡面有丹麥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從事器官移植的醫生、電視和報紙等媒體新聞記者、甚至由於偶然路過看到通知而進入會場的人們，與會者中還有不少在丹麥自由社會生活多年、對中共的邪惡本質已經有了深刻認識與反思的華僑界人士， 以及親歷中共70多年各次殘酷迫害的見證人。不一會兒，會場的座位就被到來的聽眾們坐滿，晚到的聽眾只能站在後面聆聽。
9月29日下午，加拿大著名人權律師、對中共大規模活摘器官罪行的獨立調查人之一大衛‧麥塔斯，應邀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對公眾進行了專題演講會。（林達/大紀元）麥塔斯首先以詼諧的語氣開頭。他說：「我的姓（Matas）並不是一個很常見的姓氏，但在丹麥卻到處可見。（記者註：因為丹麥的一家日用化妝品連鎖商店的名字與他的姓氏相同。）可能這就是我和丹麥的淵源關係吧！所以我又一次來到丹麥，向丹麥人民介紹我和大衛‧喬高歷經十年時間、對發生在中國的大規模活體摘取器官的罪行所進行的獨立調查和我們的調查報告，還有最近與我們聯手一起繼續調查這個罪行的另一位獨立調查員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我們三人共同發表了新調查報告。」
大衛‧麥塔斯回顧了早在2006年，有一位名叫安妮的中國女子聲稱，她從事眼科醫生工作的丈夫親自參加了對多位法輪功學員活體摘除眼角膜的罪行。她披露，這些被摘除眼角膜的受害者的其它器官也被其它科室的醫生摘除，受害者在被摘除各部位器官時，甚至都還活著！他們就這樣被活活殺害了！安妮之後陸續又有不同的大陸人士站出來，證實這種大規模、有系統、有組織的罪行的存在。
中共這一罪行震驚了全世界，人們難以相信這種滅絕人性的慘案真的會在21世紀的人類社會發生。在這樣的情況下，麥塔斯和加拿大前議員，原亞太司司長、律師大衛‧喬高收到了「調查受迫害法輪功學員全球聯盟組織」的求助信，請求他們進行第三方獨立調查。
麥塔斯說：他們並沒有給我們任何經濟或物質條件的許諾， 而且如果要進行獨立調查，難度非常大，需要付出的工作量也會非常大。但是我們都是一直在做人權律師的工作，這麼驚天的人命大案，使得我們不能置身事外。
「我們進行調查的初衷是，希望通過我們的獨立、公正的調查，來否認這樣的罪行存在。我們寧可相信這樣的罪行是不存在的！但是可悲的事實是，通過我們的調查，發現這一人類社會從未有過的罪行，不但存在，而且被害人數巨大！」
「這一結論也被另一位獨立調查人伊森‧葛特曼同樣證實。葛特曼的調查還證明，被活體摘取器官的受害者還包括西藏、新疆宗教人士和其他異議人士、良心犯等。但最大比例的是法輪功學員。因為法輪功學員人數巨大，許多人因為拒絕報姓名，被關押在監獄裡，正好成了大量器官移植的活供體。」麥塔斯補充道。
麥塔斯說：「因為我們不可能有受害者可以作證，我們也得不到中共政府的許可進入中國進行調查。我們的調查只能從三方面去論證事實：
1.打電話給這些進行器官移植的醫院，以需要器官的病人的口氣向他們要求器官，要求進行移植手續，並特別提出要求法輪功學員的器官，因為法輪功學員的器官最健康。結果有50% 的醫院回答，證明供體就是法輪功學員。
2.通過數字統計推論。在1999年中共對法輪功發起迫害後，從2000年起，中國參與器官移植手術的醫院急劇增加，高達幾千所。在那些醫院的網路廣告上有很詳盡的他們進行器官移植手術的統計數字。而這麼巨大的器官移植數字和器官供體來源數字完全不匹配。中共先後用過多種不同的而又自相矛盾的理由，卻仍然不能給出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釋。同時，中共並沒有建立起捐獻器官的組織系統，而中國民族傳統是不願在去世前捐贈器官的。
3.對曾經被關到監獄裡受迫害，最後來到海外的法輪功學員進行採訪，發現雖然法輪功學員在監獄裡受到比一般犯人還要殘酷的酷刑迫害，但他們許多人又毫無理由地被進行過多次全面的、徹底的驗血及各部位身體檢查。從他們受到迫害的程度，法輪功學員大量被迫害致死的事實，完全可以推理，中國政府並不是關心他們的身體健康。那麼只有一個解釋，是為活體器官庫在收集數據，用於以後的活摘和移植了。」
今年6月，麥塔斯、喬高和葛特曼三位調查員發表了名為《血淋淋的器官摘取/大屠殺：更新版》（Bloody Harvest/The Slaughter : An Update）的最新調查報告。在這本新調查報告中，三位調查員認為，以前他們估計有4萬到6萬5千法輪功學員被殺害，這一估計遠低於後來了解到的事實。他們認為，從2000年以來的十幾年裡，在中國每年估計有6萬到10萬例器官移植手術，而每年中國的死刑犯人數僅僅幾千人。也就是說，被活摘器官的例子高達百萬之多。
麥塔斯介紹道， 他們越調查，發現罪行越嚴重，涉及的受害人數越巨大。而且中共的活摘器官罪行至今仍然在繼續著，並沒有停止。
麥塔斯：我們必須站在受害人的基點看問題
聽眾現場提問。（林達/大紀元）其中有人問道：為什麼這麼大的謀殺罪行，經歷了那麼多年，仍然在西方社會裡很少看到報導與關注？麥塔斯回答說，一個原因是，這件事本身的複雜性，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說的清楚。另一個原因是，法輪功作為一個新出現的精神信仰團體，人們還很不了解。還有就是中共動用了巨大的宣傳力量去詆毀、造謠、妖魔化法輪功，也使許多人被毒害和誤導。麥塔斯作為第三方的身份，向聽眾客觀地介紹了法輪功遵循「真、善、忍」的原則修心養性，通過煉功鍛煉身體，沒有任何讓人不能接受之處，對社會也沒有任何危害，完全是合法的信仰自由。
當有聽眾提到，她認識的中國大陸朋友認為，如果是一個壞人，被殺害也沒什麼關係時，麥塔斯明確表示：「我不能認同中共政權對法輪功的哪怕一個字的污衊和造謠。但是，哪怕一個人真如中共所說那麼壞，我也不能認同他的生命可以被人任意殺害！」
有的丹麥聽眾認為，丹麥那麼小，我們在世界上的聲音也很微弱，起不了很大的影響。這樣的事我們多化力氣也不起什麼作用。讓歐盟去和中共打交道吧……這種無可奈何的理由也成了許多丹麥人，甚至包括丹麥政治家們對這個罪行熟視無睹、不作為的藉口。對此，麥塔斯的評論是：「在發生了那麼大的人權災難的時候，我們首先應該站在那些受害人的基點看問題。任何站在政府的角度、經濟利益的角度、功利主義的角度來衡量我們應該怎麼做，都不是正義的。」
最後，麥塔斯語重心長地對聽眾說：「我認為，面對這樣大規模的人權迫害，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站出來制止。你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例如在反活摘的徵簽書中簽名，去和政府有關人員講，去和社會上所有人講。丹麥有自己的人權組織和機構，去讓他們了解這件事。我們需要公開地、全面地、持續不斷地告訴所有人這一罪行，讓獨裁政權知道：我們在看著，我們知道你們在幹什麼！」
聽眾們踴躍的提問，與演講人的互動在熱烈的氣氛下持續著，直到因為時間限制，才在意猶未盡中，不得不結束。
兩位見證人現場作證
最後，由兩位見證人現場對發生在中國的活摘罪行現身說法作證。
楊光先生是旅居丹麥的異議人士，早年他曾經親身受過中共迫害，曾經被關在監獄裡10多年。
他一直非常同情法輪功學員17年以來遭受的迫害。在他得知法輪功學員被活摘器官的消息後，就通過人脈多方打探，結果他的兩位生死之交向他透露了驚人內幕。
旅丹異議人士楊光先生向聽眾介紹他在國內朋友所披露的大規模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內幕。（林達/大紀元）楊光的一位朋友在公安部工作，負責某沿海大城市的情報站，消息來源豐富。2012年新年，楊光接到了他的拜年電話。楊光就詢問了自己一直關心的活摘話題。
這位朋友說：「僅他知道的一般醫院的統計，在這十幾年裡，對法輪功學員摘取器官移植的案例，造成法輪功學員的非正常死亡，已經超過50萬人，這50萬人僅僅是一般的人民醫院，市立醫院等這樣普通的醫院，並不包括武警醫院，軍醫醫院和公安醫院，因為武警醫院和軍醫醫院那個統計數字更機密，連他們公安部的人都不掌握。」
楊光還有一位患難之交，在文革時期他們曾一起被打成反革命。楊光說：「後來他任職東北一個醫科大學的副校長，負責後勤供應，負責醫療設備和手術設備的準備，以及向西方採購各種移植器官設備。他準確的知道，僅僅他們這個城市的醫科大學，每年起碼做2000例到3000例的器官移植手術。這種器官來源，沒有姓名只有一個編號，也沒有家庭地址，更沒有人收骨灰，610辦公室也不同意收骨灰，而且不管是手術當中還是送到煉人爐去煉了，都有610的人員在現場監督，這種器官供體基本都是法輪功學員，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供體，在整個醫院的器官手術上能夠占90%。而我這位朋友跟我說，武警醫院、軍醫院和公安醫院的移植數字，往往比他們民用醫院移植的數量還大。」
丹麥法輪功學員鮑學珍女士，曾經因為在中共迫害法輪功期間，不願放棄信仰，被非法判刑關押在上海女子監獄裡3年半。 她回顧在監獄裡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
丹麥法輪功學員鮑學珍女士介紹她在中國被關押在監獄裡時，差一點成為活摘受害者的經歷。（林達/大紀元）「大約在2003年的上半年，監獄突然通知所有的法輪功學員要進行身體檢查。當時看到有四輛大巴停在監區的大門口，裡面都是很先進的進口醫療設備。上海女子監獄共有五個監區，每個監區挨個排隊，一個一個的法輪功學員上車檢查。排隊、上車都有警察看著。從頭到腳都要檢查，眼科、身高、驗血、驗尿、婦科、超音波、心、肝、腎都要檢查，抽血的管子是那種很粗的大管子。當時我在做超音波時，檢查的醫生有點吃驚，馬上叫來了好幾個醫生和警察圍著看，戚戚私語。我聽到他們說：『這個人的膽沒用了，裡面都是滿滿的石子，這個膽沒用了』。繼而他們問我這個部位感覺怎樣，我說沒什麼。他們不吭聲了，互相看了看。」
「因當時有100多名大法弟子被關押在上海女子監獄，這樣的檢查進行了好幾天。醫生都是跟車一起來的，也根本不可能知道醫生是哪來的。有問題醫生就跟警察講。我們的行動都受到限制的。互相之間都不可以講話。那時我們還不知道活摘器官的事情。檢查身體後有些外地在上海被抓捕的法輪功學員，他們沒有姓名，只有編號，後來就不見了。我們以為他們轉地方關押了。現在看來可能就是被殺害了。」
「還有一次，一天上午，警察突然叫我出去，說帶我去檢查眼睛。我很納悶，為什麼帶我去檢查眼睛？我眼睛很好啊。他們就誣陷我說，『不是你說要檢查眼睛的嗎』？ 我說：『我什麼時候說過要檢查眼睛，我的眼睛很好的，幹嗎要檢查，我跟誰說過要檢查』。他們不吭聲了。後來他們還是把我帶到監獄大門口等他們的車子。但車子就是遲遲不來。」
「在這期間，我一直重複問：為什麼要給我檢查眼睛？我的眼睛沒問題。他們一直不吭聲。大概過了20幾分鐘車還沒來，結果，他們無奈又把我送回監房。以上是我二次逃過大劫。我是沒有被活摘器官的倖存者。我要告訴全世界，中共邪黨活摘法輪功器官確實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