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秘書為何變成反共人士？他發現，共產領袖們自己都不相信馬克思主義
巴讓諾夫曾是上世紀20年代初蘇聯政壇上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
他1900年生於烏克蘭，19歲加入蘇共，很快便進入蘇共中央組織部工作。因為能力出眾，沒多久便因為受到史達林等蘇共領導的賞識，被任命為史達林本人和蘇共中央政治局秘書，負責領導政治局的秘書室。1923年至1927年期間，他一直擔任這個要職。
然而，誰都沒想到的是，這麼一位人人羡慕的年僅20多歲的政治新星，竟在他身處中樞手握大權前程一片燦爛，甚至被當做蘇共領導的接班人培養時，突然於1928年潛逃國外，亡命西方了。
巴讓諾夫為何會在其仕途達到高峰時棄大好前程於不顧「叛逃」西方呢？他在日後所寫的《史達林秘書回憶錄》一書中對此作了詳盡的回答。
用他自己的話說：「我仕途上的燦爛前程不僅未能使我感到滿足，反而使我陷入了極其困難的境地。這是因為，這一年我在政治局工作期間，我的身心經歷了巨大的，急劇而深刻的演變，結果，我達到了盡頭 —— 從一個共產主義者逐漸變成一個堅定不移的反共分子。」也就是說，當他的仕途達到高峰時，他的政治立場卻完全改變了。
那麼究竟又是什麼原因導致巴讓諾夫「從一個共產主義者逐漸變成了一個堅定不移的反共分子」呢？
首先，是他在蘇共最高層的工作經歷使他越來越清醒的察覺到，蘇共領導人之所以要搞所謂共產主義革命，其目的根本不是像他原來所以為的那樣是為了造福於人民，而是「為了攫取全部國家財富，是為了自己謀私利，為了滿足自己的權欲」。
對此他在書中寫道：「共產主義革命引起了巨大的變革。有產的統治階級喪失了政權並被驅逐，他們的巨額財富被剝奪，他們遭到肉體消滅。全國的經濟轉移到一批新人手中。這一切是為了什麼呢？ 」
「我19歲時加入了共產黨。當時，像數萬名這樣的理想主義的青年一樣，我也毫不懷疑，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造福於人民。除此之外，絕不可能有其它目的。如果說，一個職業革命家集團之所以通過犧牲和鮮血的海洋，其目的是為了攫取全部國家財富，是為了自己謀私利，為了滿足自己的權欲，並以此為社會革命的目標——這種想法對我們來說就是褻瀆思想，為了進行造福於人民的社會革命，我們準備赴湯蹈火，甚至在必要時，為此而拋頭顱，灑熱血也在所不惜。」
然而，令巴讓諾夫倍感失望的是，他進入蘇共最高層後的所見所聞卻使他發現，情況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根據自己的觀察，他把當時的蘇共領導人劃分為三種不同的類型。第一種類型是列寧和托洛茨基，他們是共產主義教條的狂熱信仰者，建成共產主義是他們追求的唯一目標。至於人民的福利問題，對於他們來說，只不過是遙遠將來的某種抽象的要求而已，至於究竟他們是否考慮過這個問題，還值得懷疑。
與列寧和托洛茨基不同的是不迷戀於教條的共產主義實幹家。「其中一類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派，另一類則是史達林和莫洛托夫派。對於他們來說，共產主義只不過是一種方法，是一種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奪取政權並進而實行統治的方法。」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之流就是運用權力的實幹家，他們自己並沒有做出任何創新，只是竭力地沿襲列寧的方法。史達林和莫洛托夫之流是逐步地抓權，進而充分地運用權力的領導機關實力派的首領。」
「按現在流行的說法，他們是屬於黨內的『官僚主義蛻化』或者是『退化』集團。對於代表黨和政權的現在和未來的這兩種類型的人來說，根本沒有什麼人民的福利問題可言，即便隨便提及這個問題也顯得極不自然。在日常工作中，我有機會整天觀察他們的言行，我深感痛心地斷言：他們對於人民的福利是漠不關心的，甚至連共產主義對他們來說也僅僅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因而絕對不能放棄的方法而已。」
在事實面前，巴讓諾夫不得出這樣的結論：「社會革命並不是為了革命而發動的。最好的情況是列寧和托洛茨基，他們是按照理論教條行事的；其次是像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這類人，他們的目的讓人數有限的集團享受權力的好處；最壞的情況則是史達林之流，其目的幾乎是為了讓那些品德不良的掠奪者，能夠赤裸裸地利用權力進行罪惡活動。」
導致巴讓諾夫「從一個共產主義者逐漸變成一個堅定不移的反共分子」的第二大原因是，他通過獨立思考認清了自己原來所信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根本不是什麼科學，而是「冒充為科學的謬論」。
他在書中告訴我們：「引人注目的是，俄國實行的社會革命，與馬克思的全部理論與預見完全背道而馳。」在「資本主義」西方，這些預言已經被現實生活徹底推翻，因為在那裡，實際發生的情況並非像所預言的那樣——無產階級殘酷無情的貧困化，而是勞動群眾的生活水準得到不斷的、前所未有的提高。
「老實說，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瞭解得愈深，對這些冒充經濟科學的胡言亂語就愈加反感。然而，這個問題仍然需要談清楚。我們可以先從亞當‧斯密談起。」
「在19世紀下半葉，亞當‧斯密懷著善良的願望想找出經濟學的科學基礎，然而，他的這種嘗試為時過早，也不夠完善。所以說它為時過早，是因為精密科學的方法當時還剛剛被確定下來，就想過早地把它運用到像經濟現象這樣複雜而艱深的領域中去。所以說它不完善，是因為亞當‧斯密賴以分析他所研究的經濟現象的方法，根本不是精密科學的方法，而是現代德國唯心主義的哲學、辯證法、本體與現象論等諸如此類的方法論。」
「這種方法論根本不可能產生出任何對經濟的科學認識。然而，亞當·斯密正是從這種荒謬的哲學出發，創立了勞動價值論，這完全是德國哲學觀點的畸形產兒。究竟商品的價格是由什麼決定的呢？找出真正的因果關係，這並不是哲學家應有的態度。」
「價格是現象，就是價值，這才是應該予以研究的物件。而價值決定於勞動，決定於為生產商品所消耗的體力勞動。可是頭腦清醒的觀察家對此提出異議說：『對不起!你的這種說法不對。有成千個事例可以證明這種提法是不正確的。試問，用以進行這種工作的機器怎麼算呢？不花費任何勞動而在海邊拾得的金剛石的價格又怎麼算呢？如此等等。』」
「於是，亞當·斯密自己更正說：決定價值的不是靠簡單的勞動，而是平均社會必要勞動。這種妄圖稱之為科學，實則絕對荒謬的理論，只是在一種意義上是出色的，即它足以證明，人的智慧創造出來的一部不成功的作品，是以千百萬人的生命為代價的。因為亞當‧斯密所生下的那個先天不足的低能兒，靠自己的理論而活命了。」
「繼亞當‧斯密之後又來了個李嘉圖，他根據亞當‧斯密的理論得出全部的邏輯結論：既然只有體力勞動，只有工人才能創造價值，那麼怎麼會形成資本呢？很顯然，資本家對工人勞動所償付的報酬是不充分的，他們侵吞了一部分價值——剩餘價值，而這部分被資本家竊取的剩餘價值積累起來，便構成了資本。因而，馬克思便宣告說：每一個資本家都是竊賊和騙子，任何資本都是從工人身上竊取和剝奪的財富。因此，全世界無產者應該聯合起來，用暴力奪回被竊取的東西。 」
「咋看起來，人們甚至會覺得奇怪，這種胡言亂語竟然會被認為是什麼科學的東西。按照這種理論，似乎只有工人們的雙手運動才能創造價值、有用的東西和商品，才能推動經濟的發展。那麼科學家的工作、發明家和工程技術人員的工作，以及企業的組織管理人員的工作怎麼算呢？他們不是用手，而是用腦工作，難道這種工作就什麼也創造不出來，就不起任何作用嗎？人們的手一直是存在的，但是，只有當學者和技術人員以他們的腦力發明了如何利用雙手和機器達到無可比擬的最好勞動成果的時候，各種社會的和群眾的財富才得到了巨大的發展。」
「可是，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只要你不動手勞動，你就是竊賊和寄生蟲。這一切是何等可悲的謬論呀！在這種冒充為科學的謬論中，一切都是本末倒置，是非顛倒的。」
「然而，馬克思主義卻成為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具有巨大力量的因素。這裡，需要再次憶及勒邦的天才公式：『理性產生認識，感性推動歷史』。馬克思的理論在認識經濟生活方面的意義是微不足道的，但在調動人的激情方面卻起了甘油炸藥的作用。它告訴所有貧窮和備受壓迫的人說：你們之所以一貧如洗、淪為乞丐和遭受不幸，就是因為富人把你們洗劫一空，而且他們還在繼續進行洗劫。這樣，就可以燃起世界性的熊熊大火，激起人們產生即使傾盡血的海洋也無法撲滅的極度的妒忌和深仇大恨。馬克思是謊言，但是，這是一種具有異常強大爆炸力的謊言。」
巴讓諾夫之所以會「從一個共產主義者逐漸變成一個堅定不移的反共分子」，還在於他通過自己的深入考察得出了一個結論：共產主義領袖們本身其實並不相信馬克思主義，他們只是把它當做一種奪取和維護權力的實用手段和工具而已。
他在書中說：「我很快就感到，共產主義的領袖們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微妙態度。作為治理國家的實幹家和實用主義者，他們清楚地知道，在認識和組織國家的經濟生活方面，馬克思主義是完全無濟於事的。」
「因而他們對那些『博學多才的馬克思主義者』們持懷疑和譏諷的態度。但同時，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所具有的巨大精神力量，卻給予極高的評價，因為正是這種力量使他們奪取了權力。而且他們還不無根據地認為，這種力量還將使他們在全世界登上權力的高峰。總括起來，一言以蔽之：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是荒謬的，而作為領導群眾革命的方法則是一種無可取代的武器。」
「總而言之，我的結論是：共產主義的領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僅僅是作為賴以保護自己權位的方法加以運用的，而對於人民的利益卻漠不關心。當他們忙得不可開交地宣傳共產主義，並不遺餘力地點燃世界共產主義的熊熊烈火的時候，他們自己對這個理論和教條卻是不相信的。」
最後，蘇共統治下無所不在的謊言也是導致巴讓諾夫政治立場徹底轉變的一大因素。
書中他如此描述當年自己對於現實的真實感受：「按照馬克思主義教條，我們實行的是無產階級專政。在共產主義革命勝利7年後，全國人民被劫掠得一貧如洗，都是無產者。當然，全國人民同權力毫不相干，專政的建立是針對他們，針對無產階級的。在名義上我們建立的是工農政權，但是，就連任何一個孩子都知道，權力掌握在黨的手裡，甚至已經不是在黨的手裡，而是掌握在黨的機關手裡。」
「全國到處佈滿了名目繁多的蘇維埃政權機關，而實際上，它們都是黨的機關決議的無權的執行者和登記員。我本人也是這部謊言機上的一個小螺絲釘。我所在的政治局，是最高的權力機關，但這一點是絕密的事，這一點必須向全世界保密。凡是與政治局有關的東西都屬於絕密：它做出的全部決議，以及摘錄、證件、資料等。對洩露機密者要繩之以各種懲處。」
「但是謊言不斷蔓延，它滲透於一切之中。工會在名義上是保護勞動人民的機構，而實際上卻是監督和憲兵式的強制機構，其唯一的任務是迫使勞動人民多幹活，從他們身上榨取更多的更多的東西，用以維護奴隸制式的政權。所採用的全部術語都是虛假的。致人於死地的苦役營被稱之為 『勞動改造營』。數以百計的謊言家們，在報刊上象古希臘人唱讚頌酒神之歌那樣，大肆頌揚對兇惡的敵人進行勞動改造的無比英明和人道的蘇維埃政權。」
「周圍充滿了謊言，整個共產主義的實踐都浸透了謊言。我冥思苦想，這是為什麼？現在我終於明白了問題之所在。領袖們自己根本不相信被他們宣佈為真理和聖經的那些東西，這些對於他們來說，僅僅是手段而已，而他們的目的是見不得人、不能公開承認的。由此，撒謊就成為充斥一切的、屢見不鮮的常規做法，這不是一種偶爾採用的策略，而是一種永恆的本質。」
原有的政治信仰徹底破滅後，巴讓諾夫對自己的生活也產生了根本性的質疑：「當我出席政治局會議的時候，我經常反躬自問，我是在什麼地方？我是在出席一個大國的政府會議呢?還是置身於阿里巴巴的山洞裡呢？或者是在參加兇犯集團的集會呢？」
當然，在這種情形下，他本可以選擇做一個兩面人，那樣的話，他照樣可以飛黃騰達平步青雲。只是他的良知不允許他這樣做，所以他最後還是「叛逃」了。
最後，筆者鄭重向大家推薦巴讓諾夫寫的《史達林秘書回憶錄》一書。此書於1980年在法國出版後，旋即在西方國家廣為傳播，由於作者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更由於披露了20年代蘇共高層權力鬥爭特別是史達林的許多內幕，被西方新聞界稱為「轟動世界的事件」，視之為「克里姆林宮學」方面「不可多得」的著作之一。相信你讀過它之後，對於共產主義、蘇聯共產黨、列寧史達林等蘇共領袖的真實面目，一定會有一番全新的認識。
他1900年生於烏克蘭，19歲加入蘇共，很快便進入蘇共中央組織部工作。因為能力出眾，沒多久便因為受到史達林等蘇共領導的賞識，被任命為史達林本人和蘇共中央政治局秘書，負責領導政治局的秘書室。1923年至1927年期間，他一直擔任這個要職。
然而，誰都沒想到的是，這麼一位人人羡慕的年僅20多歲的政治新星，竟在他身處中樞手握大權前程一片燦爛，甚至被當做蘇共領導的接班人培養時，突然於1928年潛逃國外，亡命西方了。
巴讓諾夫為何會在其仕途達到高峰時棄大好前程於不顧「叛逃」西方呢？他在日後所寫的《史達林秘書回憶錄》一書中對此作了詳盡的回答。
用他自己的話說：「我仕途上的燦爛前程不僅未能使我感到滿足，反而使我陷入了極其困難的境地。這是因為，這一年我在政治局工作期間，我的身心經歷了巨大的，急劇而深刻的演變，結果，我達到了盡頭 —— 從一個共產主義者逐漸變成一個堅定不移的反共分子。」也就是說，當他的仕途達到高峰時，他的政治立場卻完全改變了。
那麼究竟又是什麼原因導致巴讓諾夫「從一個共產主義者逐漸變成了一個堅定不移的反共分子」呢？
首先，是他在蘇共最高層的工作經歷使他越來越清醒的察覺到，蘇共領導人之所以要搞所謂共產主義革命，其目的根本不是像他原來所以為的那樣是為了造福於人民，而是「為了攫取全部國家財富，是為了自己謀私利，為了滿足自己的權欲」。
對此他在書中寫道：「共產主義革命引起了巨大的變革。有產的統治階級喪失了政權並被驅逐，他們的巨額財富被剝奪，他們遭到肉體消滅。全國的經濟轉移到一批新人手中。這一切是為了什麼呢？ 」
「我19歲時加入了共產黨。當時，像數萬名這樣的理想主義的青年一樣，我也毫不懷疑，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造福於人民。除此之外，絕不可能有其它目的。如果說，一個職業革命家集團之所以通過犧牲和鮮血的海洋，其目的是為了攫取全部國家財富，是為了自己謀私利，為了滿足自己的權欲，並以此為社會革命的目標——這種想法對我們來說就是褻瀆思想，為了進行造福於人民的社會革命，我們準備赴湯蹈火，甚至在必要時，為此而拋頭顱，灑熱血也在所不惜。」
然而，令巴讓諾夫倍感失望的是，他進入蘇共最高層後的所見所聞卻使他發現，情況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根據自己的觀察，他把當時的蘇共領導人劃分為三種不同的類型。第一種類型是列寧和托洛茨基，他們是共產主義教條的狂熱信仰者，建成共產主義是他們追求的唯一目標。至於人民的福利問題，對於他們來說，只不過是遙遠將來的某種抽象的要求而已，至於究竟他們是否考慮過這個問題，還值得懷疑。
與列寧和托洛茨基不同的是不迷戀於教條的共產主義實幹家。「其中一類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派，另一類則是史達林和莫洛托夫派。對於他們來說，共產主義只不過是一種方法，是一種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奪取政權並進而實行統治的方法。」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之流就是運用權力的實幹家，他們自己並沒有做出任何創新，只是竭力地沿襲列寧的方法。史達林和莫洛托夫之流是逐步地抓權，進而充分地運用權力的領導機關實力派的首領。」
「按現在流行的說法，他們是屬於黨內的『官僚主義蛻化』或者是『退化』集團。對於代表黨和政權的現在和未來的這兩種類型的人來說，根本沒有什麼人民的福利問題可言，即便隨便提及這個問題也顯得極不自然。在日常工作中，我有機會整天觀察他們的言行，我深感痛心地斷言：他們對於人民的福利是漠不關心的，甚至連共產主義對他們來說也僅僅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因而絕對不能放棄的方法而已。」
在事實面前，巴讓諾夫不得出這樣的結論：「社會革命並不是為了革命而發動的。最好的情況是列寧和托洛茨基，他們是按照理論教條行事的；其次是像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這類人，他們的目的讓人數有限的集團享受權力的好處；最壞的情況則是史達林之流，其目的幾乎是為了讓那些品德不良的掠奪者，能夠赤裸裸地利用權力進行罪惡活動。」
導致巴讓諾夫「從一個共產主義者逐漸變成一個堅定不移的反共分子」的第二大原因是，他通過獨立思考認清了自己原來所信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根本不是什麼科學，而是「冒充為科學的謬論」。
他在書中告訴我們：「引人注目的是，俄國實行的社會革命，與馬克思的全部理論與預見完全背道而馳。」在「資本主義」西方，這些預言已經被現實生活徹底推翻，因為在那裡，實際發生的情況並非像所預言的那樣——無產階級殘酷無情的貧困化，而是勞動群眾的生活水準得到不斷的、前所未有的提高。
「老實說，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瞭解得愈深，對這些冒充經濟科學的胡言亂語就愈加反感。然而，這個問題仍然需要談清楚。我們可以先從亞當‧斯密談起。」
「在19世紀下半葉，亞當‧斯密懷著善良的願望想找出經濟學的科學基礎，然而，他的這種嘗試為時過早，也不夠完善。所以說它為時過早，是因為精密科學的方法當時還剛剛被確定下來，就想過早地把它運用到像經濟現象這樣複雜而艱深的領域中去。所以說它不完善，是因為亞當‧斯密賴以分析他所研究的經濟現象的方法，根本不是精密科學的方法，而是現代德國唯心主義的哲學、辯證法、本體與現象論等諸如此類的方法論。」
「這種方法論根本不可能產生出任何對經濟的科學認識。然而，亞當·斯密正是從這種荒謬的哲學出發，創立了勞動價值論，這完全是德國哲學觀點的畸形產兒。究竟商品的價格是由什麼決定的呢？找出真正的因果關係，這並不是哲學家應有的態度。」
「價格是現象，就是價值，這才是應該予以研究的物件。而價值決定於勞動，決定於為生產商品所消耗的體力勞動。可是頭腦清醒的觀察家對此提出異議說：『對不起!你的這種說法不對。有成千個事例可以證明這種提法是不正確的。試問，用以進行這種工作的機器怎麼算呢？不花費任何勞動而在海邊拾得的金剛石的價格又怎麼算呢？如此等等。』」
「於是，亞當·斯密自己更正說：決定價值的不是靠簡單的勞動，而是平均社會必要勞動。這種妄圖稱之為科學，實則絕對荒謬的理論，只是在一種意義上是出色的，即它足以證明，人的智慧創造出來的一部不成功的作品，是以千百萬人的生命為代價的。因為亞當‧斯密所生下的那個先天不足的低能兒，靠自己的理論而活命了。」
「繼亞當‧斯密之後又來了個李嘉圖，他根據亞當‧斯密的理論得出全部的邏輯結論：既然只有體力勞動，只有工人才能創造價值，那麼怎麼會形成資本呢？很顯然，資本家對工人勞動所償付的報酬是不充分的，他們侵吞了一部分價值——剩餘價值，而這部分被資本家竊取的剩餘價值積累起來，便構成了資本。因而，馬克思便宣告說：每一個資本家都是竊賊和騙子，任何資本都是從工人身上竊取和剝奪的財富。因此，全世界無產者應該聯合起來，用暴力奪回被竊取的東西。 」
「咋看起來，人們甚至會覺得奇怪，這種胡言亂語竟然會被認為是什麼科學的東西。按照這種理論，似乎只有工人們的雙手運動才能創造價值、有用的東西和商品，才能推動經濟的發展。那麼科學家的工作、發明家和工程技術人員的工作，以及企業的組織管理人員的工作怎麼算呢？他們不是用手，而是用腦工作，難道這種工作就什麼也創造不出來，就不起任何作用嗎？人們的手一直是存在的，但是，只有當學者和技術人員以他們的腦力發明了如何利用雙手和機器達到無可比擬的最好勞動成果的時候，各種社會的和群眾的財富才得到了巨大的發展。」
「可是，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只要你不動手勞動，你就是竊賊和寄生蟲。這一切是何等可悲的謬論呀！在這種冒充為科學的謬論中，一切都是本末倒置，是非顛倒的。」
「然而，馬克思主義卻成為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具有巨大力量的因素。這裡，需要再次憶及勒邦的天才公式：『理性產生認識，感性推動歷史』。馬克思的理論在認識經濟生活方面的意義是微不足道的，但在調動人的激情方面卻起了甘油炸藥的作用。它告訴所有貧窮和備受壓迫的人說：你們之所以一貧如洗、淪為乞丐和遭受不幸，就是因為富人把你們洗劫一空，而且他們還在繼續進行洗劫。這樣，就可以燃起世界性的熊熊大火，激起人們產生即使傾盡血的海洋也無法撲滅的極度的妒忌和深仇大恨。馬克思是謊言，但是，這是一種具有異常強大爆炸力的謊言。」
巴讓諾夫之所以會「從一個共產主義者逐漸變成一個堅定不移的反共分子」，還在於他通過自己的深入考察得出了一個結論：共產主義領袖們本身其實並不相信馬克思主義，他們只是把它當做一種奪取和維護權力的實用手段和工具而已。
他在書中說：「我很快就感到，共產主義的領袖們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微妙態度。作為治理國家的實幹家和實用主義者，他們清楚地知道，在認識和組織國家的經濟生活方面，馬克思主義是完全無濟於事的。」
「因而他們對那些『博學多才的馬克思主義者』們持懷疑和譏諷的態度。但同時，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所具有的巨大精神力量，卻給予極高的評價，因為正是這種力量使他們奪取了權力。而且他們還不無根據地認為，這種力量還將使他們在全世界登上權力的高峰。總括起來，一言以蔽之：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是荒謬的，而作為領導群眾革命的方法則是一種無可取代的武器。」
「總而言之，我的結論是：共產主義的領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僅僅是作為賴以保護自己權位的方法加以運用的，而對於人民的利益卻漠不關心。當他們忙得不可開交地宣傳共產主義，並不遺餘力地點燃世界共產主義的熊熊烈火的時候，他們自己對這個理論和教條卻是不相信的。」
最後，蘇共統治下無所不在的謊言也是導致巴讓諾夫政治立場徹底轉變的一大因素。
書中他如此描述當年自己對於現實的真實感受：「按照馬克思主義教條，我們實行的是無產階級專政。在共產主義革命勝利7年後，全國人民被劫掠得一貧如洗，都是無產者。當然，全國人民同權力毫不相干，專政的建立是針對他們，針對無產階級的。在名義上我們建立的是工農政權，但是，就連任何一個孩子都知道，權力掌握在黨的手裡，甚至已經不是在黨的手裡，而是掌握在黨的機關手裡。」
「全國到處佈滿了名目繁多的蘇維埃政權機關，而實際上，它們都是黨的機關決議的無權的執行者和登記員。我本人也是這部謊言機上的一個小螺絲釘。我所在的政治局，是最高的權力機關，但這一點是絕密的事，這一點必須向全世界保密。凡是與政治局有關的東西都屬於絕密：它做出的全部決議，以及摘錄、證件、資料等。對洩露機密者要繩之以各種懲處。」
「但是謊言不斷蔓延，它滲透於一切之中。工會在名義上是保護勞動人民的機構，而實際上卻是監督和憲兵式的強制機構，其唯一的任務是迫使勞動人民多幹活，從他們身上榨取更多的更多的東西，用以維護奴隸制式的政權。所採用的全部術語都是虛假的。致人於死地的苦役營被稱之為 『勞動改造營』。數以百計的謊言家們，在報刊上象古希臘人唱讚頌酒神之歌那樣，大肆頌揚對兇惡的敵人進行勞動改造的無比英明和人道的蘇維埃政權。」
「周圍充滿了謊言，整個共產主義的實踐都浸透了謊言。我冥思苦想，這是為什麼？現在我終於明白了問題之所在。領袖們自己根本不相信被他們宣佈為真理和聖經的那些東西，這些對於他們來說，僅僅是手段而已，而他們的目的是見不得人、不能公開承認的。由此，撒謊就成為充斥一切的、屢見不鮮的常規做法，這不是一種偶爾採用的策略，而是一種永恆的本質。」
原有的政治信仰徹底破滅後，巴讓諾夫對自己的生活也產生了根本性的質疑：「當我出席政治局會議的時候，我經常反躬自問，我是在什麼地方？我是在出席一個大國的政府會議呢?還是置身於阿里巴巴的山洞裡呢？或者是在參加兇犯集團的集會呢？」
當然，在這種情形下，他本可以選擇做一個兩面人，那樣的話，他照樣可以飛黃騰達平步青雲。只是他的良知不允許他這樣做，所以他最後還是「叛逃」了。
最後，筆者鄭重向大家推薦巴讓諾夫寫的《史達林秘書回憶錄》一書。此書於1980年在法國出版後，旋即在西方國家廣為傳播，由於作者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更由於披露了20年代蘇共高層權力鬥爭特別是史達林的許多內幕，被西方新聞界稱為「轟動世界的事件」，視之為「克里姆林宮學」方面「不可多得」的著作之一。相信你讀過它之後，對於共產主義、蘇聯共產黨、列寧史達林等蘇共領袖的真實面目，一定會有一番全新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