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清大社會系教授》中國面臨兩個最關鍵問題：體制改革、經濟轉型
6月17日，大陸共識網刊登了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孫立平教授，去年10月29日在CMRA第九屆中國市場研究行業雙年會上的演講。這份題為《當前中國的經濟困境與社會轉型》在時隔8個多月後被公開，顯然與其大膽的內容不無關係。
孫立平在文中透露出如下信息：
一、當前包括企業家在內的不少人對改革和發展存在著困惑，主要困惑體現在對經濟的現狀和發展問題認知上。根據孫立平的切身經歷，目前中國的經濟應該是出現了嚴重問題，不僅體現在企業中，更體現在銀行中，而且公布的GDP增長數據明顯高於實際的。
此外，面對當前的經濟困境如何走，很多人都感到困惑，因為前方的路並不明確，因此可以說現在是真正遇到了轉折點。
二、困惑背後的要害在於體制的脆弱性。孫立平指出：近幾年的集權趨勢有其特定的背景，但保證集權體制有效運轉的條件，一是必須要有很好的決策層，決策不能出現重大的失誤，二是必須得有一個好的執行層，可以準確的理解上面的意圖，能夠負責任、有效率的進行工作。
孫立平著重談及了執行層的問題，並以股市為例，分析了靠集權的行政力量人為的發動一輪牛市沒有成功的原因，恰恰是執行層出現了問題，而股災背後折射的正是經濟轉型問題。
經濟轉型轉了多少年卻轉不過去的根源除了經濟本身的原因外，還與利益集團有關，但孫立平認為更深層的原因就是社會體制的脆弱性，即這樣的體制承受不了這種轉型，承受不了它所造成的振蕩。
孫立平還坦言：目前中國社會靠的一個是高速發展、一個是維穩，這兩個如果都沒有了，或者少了一個，日子就很難過下去。由此可以看出，中國面臨的兩個最關鍵的問題，一個是體制改革問題，一個是經濟轉型問題。
三、經濟轉型、經濟困境的背後是社會，不改變社會，就無法改變市場。社會的改變除了要加強社會保障外，就是要很好的發展中產階層，因為目前對中產階層的洗劫非常嚴重。
四、要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一定要有一個新的理念。孫立平給出的新的理念是：社會進步、公平正義。
孫立平在此處演講中透露的信息與其此前發表的博文內容相通。今年初，他在題為「從集體領導到雙首長制」的博文中指出：中共的「集體領導制」導致內鬥不止，並提出最有效的體制是代理關係明確前提下的首長負責制。
儘管名稱不同，這個「首長負責制」有些類似於西方的議會制或內閣制，不過，如果委託代理關係不明確，同時也缺乏有效的制衡機制，真正的首長負責制也是無法在中國實現的。其言外之意還是暗指中國的政治體制存在根本性問題。
而在3月發表的另一篇談及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挑戰的文章中，孫立平指出在過去幾10年的停滯時期，權貴集團不僅大肆掠奪社會和民眾財富，而且形成了一種系統的惡政，具體表現就是維穩、強拆、縱容貪腐，其引發的災難是兩極分化、法治倒退、社會潰敗、生態災難。因此只有在系統清理權貴惡政的基礎上，才能談得上新體制的建立，才能為建設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開通道路。
毫無疑問，雖然沒有明確點出，但孫立平等諸多人士業已意識到了，解決中國當前各方面的困境和問題，實現真正的政治體制上的變革才是唯一出路。
只有在新的體制下，才可能解決經濟的轉型問題，才能實現社會的進步和公平正義。而這與習近平一再釋放的歷史轉折關頭及面臨生死抉擇信號，與中南海高層和體制內學者一再釋放危機和變局信號相契合。
近3年來，習近平、胡錦濤、王岐山等高層多次在公開場合闡述「亡黨危機」，王岐山除了在2015年9月提出中共執政「合法性」問題外，還在內部會議上表示：「體制、機制上出了大問題，黨內上層政治生活出了大問題」。這表明習近平與北京當局早已知曉他們所面臨的危局。
也是在去年，體制內4個不同身份之人則接連預警「中國大變局」。他們是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親習陣營評論人士牛淚、大陸學者、時政評論人士童大煥和萬科董事局主席王石。
從經濟角度，余永定罕見承認中國面臨「30年來未有之變局」；從政治角度，牛淚稱：「中國社會轉型到了關鍵時點」。童大煥認為：「中國大陸正處於巨變時代，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而王石則表示中國現在是：「黎明前的黑暗，大變革時代即將到來」。
從具體行動上看，習近平從去年釋放「擒賊先擒王」信號到目前傳出的江家父子被軟禁的消息；從國家領導人建議人選列入協商內容，到胡錦濤智囊俞可平發表系列文章指出：中共政治體制問題；從有習陣營背景的財新網提及「清算日」和「轉型正義」、「真相委員會」到抨擊毛的統治；從軍改到官場徹底清洗江派人馬，並在經濟領域打破江派利益集團對中國經濟的壟斷、破壞和干擾……都在說明變局不可避免，而且為時不遠。
誠如以往所言：大變局一旦被觸發，北京當局將沒有回頭之路，只能繼續順歷史潮流而動。
孫立平在文中透露出如下信息：
一、當前包括企業家在內的不少人對改革和發展存在著困惑，主要困惑體現在對經濟的現狀和發展問題認知上。根據孫立平的切身經歷，目前中國的經濟應該是出現了嚴重問題，不僅體現在企業中，更體現在銀行中，而且公布的GDP增長數據明顯高於實際的。
此外，面對當前的經濟困境如何走，很多人都感到困惑，因為前方的路並不明確，因此可以說現在是真正遇到了轉折點。
二、困惑背後的要害在於體制的脆弱性。孫立平指出：近幾年的集權趨勢有其特定的背景，但保證集權體制有效運轉的條件，一是必須要有很好的決策層，決策不能出現重大的失誤，二是必須得有一個好的執行層，可以準確的理解上面的意圖，能夠負責任、有效率的進行工作。
孫立平著重談及了執行層的問題，並以股市為例，分析了靠集權的行政力量人為的發動一輪牛市沒有成功的原因，恰恰是執行層出現了問題，而股災背後折射的正是經濟轉型問題。
經濟轉型轉了多少年卻轉不過去的根源除了經濟本身的原因外，還與利益集團有關，但孫立平認為更深層的原因就是社會體制的脆弱性，即這樣的體制承受不了這種轉型，承受不了它所造成的振蕩。
孫立平還坦言：目前中國社會靠的一個是高速發展、一個是維穩，這兩個如果都沒有了，或者少了一個，日子就很難過下去。由此可以看出，中國面臨的兩個最關鍵的問題，一個是體制改革問題，一個是經濟轉型問題。
三、經濟轉型、經濟困境的背後是社會，不改變社會，就無法改變市場。社會的改變除了要加強社會保障外，就是要很好的發展中產階層，因為目前對中產階層的洗劫非常嚴重。
四、要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一定要有一個新的理念。孫立平給出的新的理念是：社會進步、公平正義。
孫立平在此處演講中透露的信息與其此前發表的博文內容相通。今年初，他在題為「從集體領導到雙首長制」的博文中指出：中共的「集體領導制」導致內鬥不止，並提出最有效的體制是代理關係明確前提下的首長負責制。
儘管名稱不同，這個「首長負責制」有些類似於西方的議會制或內閣制，不過，如果委託代理關係不明確，同時也缺乏有效的制衡機制，真正的首長負責制也是無法在中國實現的。其言外之意還是暗指中國的政治體制存在根本性問題。
而在3月發表的另一篇談及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挑戰的文章中，孫立平指出在過去幾10年的停滯時期，權貴集團不僅大肆掠奪社會和民眾財富，而且形成了一種系統的惡政，具體表現就是維穩、強拆、縱容貪腐，其引發的災難是兩極分化、法治倒退、社會潰敗、生態災難。因此只有在系統清理權貴惡政的基礎上，才能談得上新體制的建立，才能為建設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開通道路。
毫無疑問，雖然沒有明確點出，但孫立平等諸多人士業已意識到了，解決中國當前各方面的困境和問題，實現真正的政治體制上的變革才是唯一出路。
只有在新的體制下，才可能解決經濟的轉型問題，才能實現社會的進步和公平正義。而這與習近平一再釋放的歷史轉折關頭及面臨生死抉擇信號，與中南海高層和體制內學者一再釋放危機和變局信號相契合。
近3年來，習近平、胡錦濤、王岐山等高層多次在公開場合闡述「亡黨危機」，王岐山除了在2015年9月提出中共執政「合法性」問題外，還在內部會議上表示：「體制、機制上出了大問題，黨內上層政治生活出了大問題」。這表明習近平與北京當局早已知曉他們所面臨的危局。
也是在去年，體制內4個不同身份之人則接連預警「中國大變局」。他們是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親習陣營評論人士牛淚、大陸學者、時政評論人士童大煥和萬科董事局主席王石。
從經濟角度，余永定罕見承認中國面臨「30年來未有之變局」；從政治角度，牛淚稱：「中國社會轉型到了關鍵時點」。童大煥認為：「中國大陸正處於巨變時代，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而王石則表示中國現在是：「黎明前的黑暗，大變革時代即將到來」。
從具體行動上看，習近平從去年釋放「擒賊先擒王」信號到目前傳出的江家父子被軟禁的消息；從國家領導人建議人選列入協商內容，到胡錦濤智囊俞可平發表系列文章指出：中共政治體制問題；從有習陣營背景的財新網提及「清算日」和「轉型正義」、「真相委員會」到抨擊毛的統治；從軍改到官場徹底清洗江派人馬，並在經濟領域打破江派利益集團對中國經濟的壟斷、破壞和干擾……都在說明變局不可避免，而且為時不遠。
誠如以往所言：大變局一旦被觸發，北京當局將沒有回頭之路，只能繼續順歷史潮流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