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真相委員會到「道歉政治」透信息（上）

去年11月30日，有習陣營背景的中國財新網發表了題為〈為什麼需要真相委員會？〉一文。文章以巴西真相委員會成立為導引，回答了這個問題，即成立真相委員會是「為了獲得調查的特權，得到那些至今迷失的真相」。文章還稱，目前全世界已有30多個國家成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它們成為「轉型正義」的重要載體，通過調查、披露威權政府所犯下的罪行，將真相公之於世，促成全民反思與政府改革，避免歷史重蹈覆轍。文章還稱，「在當下中國，諸多歷史議題仍未解禁，而隨著一代人的逐漸老去，對建國後屢次政治運動中暴行的反思、懺悔、平反之聲卻已日漸強烈。」

文章一經發出，就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筆者曾分析，從習近平以及中南海高層、體制內學者不斷釋放中國大變局的信號看，這篇文章以及「轉型正義」一詞的公開提出，不排除習陣營在為即將到來的變局、社會轉型做輿論鋪墊，因為社會轉型不僅僅伴隨著陣痛，還涉及如何檢討過去因政治思想衝突或戰爭罪行所引發之各種違反國際法或人權保障之行為，追究加害者之犯罪行為，取回犯罪行為所得之財產權利等問題。

真相委員會的餘音尚迴盪在人們腦海中之際，支持習近平反腐和「依法治國」的大陸敢言雜誌《炎黃春秋》在今年2月一期刊登了徐賁撰寫的〈道歉——一現代政治不可或缺的部分〉，進一步探討了政府對受害群體政治補償和社會群體和解問題。

文章開篇即稱「道歉原本是一種個人與個人之間表示愧疚的行為」，但自九十年代以來，道歉越來越成為不少國家糾正歷史性國家非正義行為和爭取與前受害者社會和解的方式，不少國際領袖都曾代表他們的國家道歉過，而這些道歉「都涉及了國家在歷史中的非正義行為」，但這樣的道歉在中國這樣一個出現過一次又一次的國家非正義行為如反胡風、反右、大饑荒、文革等的國度，卻沒有發生。隨即，徐賁以澳洲社會關於「被盜竊一代」的爭論為例，為中國政府思考對受害群體政治補償（賠償、平反和道歉）和社會群體和解（共創未來社會）問題提供思路。

「被盜竊一代」說的是從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澳洲政府將原住民家的孩子強行脫離他們的父母，安置到兒童扶養機構或白人家中，以便讓他們過上更好的生活。據估計，被強制重新安置的兒童多達10萬人，但確切數字已無從核實。1997年4月，為調查此事而設置的澳洲人權和平等權利委員會發表了一份報告，稱安置計畫是企圖消滅原住民的「種族滅絕」行為，因此政府有責任為受害者個人、家庭和社群作出賠償和鄭重道歉。

彼時的以總理霍華德為首的澳洲政府拒絕了道歉的提議，但稱政府會採取補助措施，糾正以往對原住民的錯誤，其理由是「當時政策的雙方都覺得可以接受，只有後來人們才覺得不對」和「要後人為前人所為負責，這是不公平的」。但霍華德以個人名義表示了道歉。政府不道歉引發了激烈的爭論。批評者認為致力於社會和解的公共政治，它的補償不僅應當包括物質性的賠償和恢復名譽（平反），還應該包括現有政府對過去政府錯誤的正式道歉。「沒有道歉的平反和賠償起不到政治悔過的作用，因此也就難以收到社會和解的效果。」（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