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淪落 「新工人」有家難歸（下）

鄉村社會痞子化

與農業生態系統瓦解同樣嚴重的問題是鄉村社會的痞子化，農村基層組織村委會基本由地痞流氓把持。當年我在《現代化的陷阱》一書中已經指出這一問題，此後情況越來越惡化。2003年開始稅費改革（取消農業稅）之後，政府在放棄從農村直接提取資源的同時，也放棄了對農村社會秩序的關注，農村基層組織逐漸淪為黑惡勢力把持之地。國內媒體的相關報導與調查報告有很多，本文以《瞭望》新聞週刊的〈引導好農村特殊群體〉一文（2009年第30期）為例。

《瞭望》文章說，自稅費改革以來，中國農村基層組織與農民的關係由「緊密型」變為「鬆散型」，基層組織職能出現某種「空位」，一些鄉村惡勢力趁機把持了鄉村基層政權。這種勢力約有三大類：一是農村家族勢力。這類勢力既可能幫助黨和政府化解矛盾糾紛，管理不好也容易成為基層政權的「毒瘤」。主要原因是大姓可以操縱基層選舉，因此只顧及本家族的利益，容易與弱勢家族發生利益衝突；二是農村宗教勢力。有些宗教勢力在導人向善方面具有一定積極因素，但一些邪教、流教卻危害不淺。三是農村一些刺頭、混混即鄉村痞子等逐漸活躍，通過操控基層選舉或與村幹部勾結實現自身政治訴求。

比較值得關注的是文章結論。該文說，對這些鄉村惡勢力不能一棒子打死，建議政府要利用誘導這些勢力管理好鄉村。文章作者顯然借鑑了中國小學教師使用刺兒頭當勞動委員、體育委員的經驗，但顯然沒考慮的是：中國鄉村社會不是青少年世界。這些鄉村惡勢力唯一的制約是政府權力。在政府權力面前，這些勢力當然會服從，因為他們深知，再惡的黑社會也鬥不過政府這台國家機器，但可以通過金錢等物質利益結納官員，換取官員對其在鄉村治權的認可。但面對民眾，這些強橫的鄉村痞子又怎會考慮對方利益與鄉村的社區公共利益？

現階段，中央政府與鄉村的關係，其鬆散有點像民國時期。不同的是：民國時期，延續千年的鄉紳自治傳統猶在，雖然已經出現了土豪劣紳，但總體上鄉紳還保留著傳統道德，以維持鄉村社會公共利益為自身責任，因此，鄉紳主導下的鄉村自治是良性的。中共消滅了鄉紳，培植農村邊緣人甚至痞子作為土改骨幹，並讓這些骨幹成為合作社、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村基層幹部。傳統的鄉村自治早被痞子文化摧殘殆盡，因此，中國政府放鬆對農村的管制，留出來的權力空白必然由痞子惡霸填補。

如果說《瞭望》新聞週刊這篇文章比較骨感，習慣於通過故事感受現實的人可以去讀近年來中國媒體網路大量刊載的〈我的家鄉在淪陷〉或者〈每個人的家鄉都在淪陷〉這類文章，所有的故事都在訴說相同的現象，即鄉村社會的痞子化，瀰漫在鄉村上空的絕望（有的文章稱之為「死亡氣息」）。

正常的社區是個利益共同體，但已經嚴重痞子化的中國鄉村，卻很難被稱之為利益共同體。鄉鎮企業製造的汙染，讓周圍鄉民受害，辦企業的家族卻從中獲益。生活於鄉村的人，大都將眼光放在眼前微薄的利益上，任何公共事業，哪怕是與村民就業有關的企業，也會因這些短視而受到破壞。BBC「大家談中國」專欄曾登載過一篇河南網民的來稿〈農民工扎根家鄉的現實之困〉，文章末尾所述一件事讓我印象深刻：「拿筆者所在的村莊來說，去年曾有外地商人在村裡建了個服裝廠，但廠房建成後，當地各種部門就隔三差五的『光臨』，以各種理由吃拿索要。頂著這種壓力，工廠開工後，由於工人都是當地村民，他們想方設法從廠裡『揩油』，就連做羽絨服所用的羽絨，都被人隔著牆扔了出來。就這樣，工廠運轉不到半年就倒閉了。」這種現象當然並非河南獨有。

也因此，中國鄉村再也不是農村遊子可以回歸的田園，家鄉只存在於他們的念想之中。許多新工人失業之後，寧可遊蕩在城市，也不想回到家鄉。（全文完）——轉自「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