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318學運 從「向日葵小班」到「太陽花學運」

2014年3月18日，因立委張慶忠違反程序正義，僅花30秒宣布海峽兩岸服貿協議逕付二讀，引發學生、公民衝入立法院占領國會議場。學者認為，這場運動令人驚駭之處，不僅僅是衝入國會殿堂的戲劇張力，而是讓原本被視為充滿逸樂取向、猶如活在「向日葵小班」的學生們，震撼演出了這場捍衛民主的「太陽花學運」。

自近代以來，台灣一直有著學生運動的傳統，這個傳統直至1949年的「四六事件」被壓制後，才歸於沉寂，校園便被威權統治者全面控制。

直到1970年出現「保釣運動」，但這並非台灣傳統，真正繼承這個傳統的是與黨外民主運動並進、自1980年代發芽茁壯，於1990年3月開花的「野百合學運」。

「太陽花學運」的名稱由來，據說是一位花店老闆為表達謝意，將向日葵送給占領議場的學生，媒體因此下了這樣的標題。輔仁大學歷史系研究所教授陳君愷談到，這名稱充分反映媒體在台灣民主運動扮演的角色。

陳君愷觀察到，許多參與「野百合學運」者，特別是學界中人，積極投入這場「太陽花學運」。例如：當年被封為「台灣版柴玲」、現任台大社會學系副教授范雲便是著名例子。正確來說，1990年3月之後，每一場學運的參與者或多或少都在這場「太陽花學運」中現身。

他認為，面對這場運動，有一個大家不能忽視的點，即族群政治結構性因素。舉例來說，「野百合學運」時，有非主流派與主流派的「流派之爭」；「太陽花學運」則有總統馬英九與立法院長王金平的「馬王政爭」。

這個背後是深藍高級外省人與國民黨內本省人的權力鬥爭，這個族群問題總是在談論時被貼上獨派、深綠標籤，或是汙名化「挑撥族群」。他直言，如果不去碰觸，永遠無法解決問題。

光明與黑暗 一體兩面

學運24天當中，尤其在3月30日數十萬人上街抗議後，留下乾淨台北街頭，使人印象深刻，有人嘲諷這是「乖寶寶式」的運動。

陳君愷認為，學生這麼做的真正含意在於告訴世人，我們雖然衝撞了現有秩序，甚至可能違反現行法律，但不意味我們是盲動的、發洩性的破壞。

正是因為還有更崇高的公平正義原則，以及符合公眾利益的合理秩序必須維繫，同時期待台灣未來全新秩序，因此，在「破壞」中展現「建設」，由「解構」中「建構」秩序，既顯現了責任心，更突顯高度理想性。

他認為，這是一種對法律、秩序的權衡，這種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培養出來、素質極高的公民，才令世人驚豔。

不過不容忽視的，這場運動有其黑暗面。在一場私人聚會上，學運領袖之一魏揚的母親、台灣文學家楊逵的孫女楊翠談到，在學生之中鬥爭慘烈、背叛與切割，使許多人的心靈受到極大傷害。陳君愷回顧，這樣的事實也曾在野百合學運發生過，都是運動的必然性。

太陽花學運退場時，王奕凱舉手發言反對；野百合學運退場、廣場指揮中心宣讀撤退聲明時，一名清華大學機械系學生舉手衝上階梯被攔下，當時電子媒體還不像今天這般發達，但歷史卻深刻記憶學生運動的相似之處。

另外，媒體的造神運動，讓被譽為「帆神」的林飛帆、「廷神」的陳為廷，加上被稱為「戰神」的黃國昌，透過媒體報導，大戰魔獸KMT（國民黨）。這種短時間凝聚許多年輕人的網路力量不容小覷。

不過，成也媒體，敗也媒體。若非電子媒體24小時實況轉播，這場運動不會如此壯大，但媒體形塑也可能導向不恰當的方向，傷害許多人，雖然學生也多少掌握媒體的力量，向全球發聲，但仍有其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