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美感教育的省思（下）

談到我國美感教育，可追溯到1965年，我自師大美術系畢業，被派任至台北市立仁愛國中教學，每週有美勞課。一年的學程中，按師大的教材教法先編列整學年的課程，再按每週週次依教綱教學。

教書匠投身工業設計領域

從上學期的第一堂課開始先學素描，甲班畫香蕉、乙班也畫香蕉，依此類推。接著畫石膏像、畫蠟果、畫自畫像、畫校園、做勞作。記得勞作課要做紙飛機，材料有輕木、紙漿糊等有些材料已呈半成品，學生按說明單，依樣畫葫蘆即可完成可以飛的紙飛機。全班一致式樣統一，只有在機翼上可隨個人塗上圖案，當作自己的「創作」。如此的教學，我教了整整一年，到了下學期終了時程，大約在1966年6月底，我提出離職申請。

離開仁愛國中當時的感觸是，每週反覆著教孩子們抄襲東西的表象，縱然他們可以把形體描繪得很像，譬如畫維娜斯就算畫得一模一樣，但仍屬「畫匠」，我心中頗覺無奈。我自小崇拜達文西，從其故事中得知，達文西才是真正的藝術家，他有一流的素描基礎，可以畫《蒙娜麗莎》、畫《耶穌最後的晚餐》，也會設計教堂（米蘭教堂），也發明降落傘、設計水壩。他研究人體結構，發現人體身上的計測原理，發明腳踏車可說是把人的「靈性」與「智慧」充分發揮，解決諸類問題的智者。他的創作實踐了「真」、「善」、「美」的圭臬，令人無比尊敬，尤其他的原作《蒙娜麗莎》的畫像至今為羅浮宮世界三大遺產之一。

離開仁愛國中美術教職的第二個原因，是在1965年春，中國生產力中心舉辦的一場演講，講者為日本國立千葉大學教授小池新二郎和吉岡道隆，兩位教授特別應經濟部為台灣工業化轉型特地來推介「工業設計」。他們強調，農業化社會是靠「勞力」賺錢，而工業化社會以「工業設計」來運作則是靠智力、腦力賺錢，賺的不只是金錢還會賺到金錢之外的「附加價值」，譬如「信任度」、「知名度」。

他們舉美國福特汽車的發展為例，說明工業設計的力量。聽完了演講後，王永慶先生劍及履及就在1965年9月設立了台灣第一所以「工業設計」為名的系所，「明志工專工業設計科」，在次年1966年9月大同公司林挺生董事長即刻跟隨成立「大同工學院工業設計科」。剎那間台灣以工業設計為名的民間公司如雨後春筍地紛紛開設，我決心在此浪潮湧起的當下，不便缺席，乃毅然提出辭呈離開，決心投入工業設計的行列。

尋尋覓覓到了1967年夏天，從報上看到大同公司徵人，見機不可失火速報名應徵。公司要徵10名左右的設計師，條件是要攜帶作品。我懷著不安的心情，硬著頭皮帶著素描、水彩作品，而無所謂的產品作品去應徵。當時面試的協理級主管王友德先生問我，「你會做什麼？」我答：「我會畫圖、會打足球、會講日文。」講完，王先生請身旁一位日籍顧問與我對話，證明我會講日文，不到1分鐘錄取了我，事後被派到電視廠當設計員。會到此廠原來該廠生產的電視機CA3G是東芝設計，我的出現剛好幫了大忙。

抄襲模仿 砸壞台灣品牌

民國60年代是台灣經濟5年發展計畫的開端。由於工業設計的生根，台灣產品逐漸獲得世界的認同，數年之間台灣成了家具王國、聖誕燈王國、雨傘王國、慢跑鞋王國、工具機王國等，促成了外匯存底一路狂升，造就台灣錢淹腳目的年代，工業設計的確影響台灣的經濟，可謂功不可沒。

然而由於台灣企業體質薄弱，根基不深，不到20年，逢遇他人的競爭，則顯露出「劣根性」回到以抄襲、模仿為主的途徑，以減低開發成本為訴求，為了減少競爭壓力最明顯的舉措就是「西進」。透過西進試圖苟延殘喘，至今30年下來不事研發、不求精進的結果，品牌無法建立，遂落得「仿冒大國」之惡名致尊嚴盡失。而抄襲模仿之習慣來自這些總經理級主管，甚至官員們自初高中時期的美術教育所造成。

比利時皇家藝術學院的教授，曾經告訴來自台灣的美術系留學生郭來福畫家，「因為你畫得實在太像了，所以我只能給你零分。」可見在歐洲人的眼光中有三不：沒有創意的圖不必畫、沒有美感的事不必做、沒有感動的歌不必唱，這項準則應可適用在台灣。（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