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面對中共的無奈

曾幾何時，我跟不少香港人以為，要令中共在香港知所進退，最好的做法，就是將台灣問題也綑綁在一起。殊不知，這一招沒有用；台灣民眾是越來越清楚現實，香港這個示範單位的作用也漸漸變得沒有意義。

國際輿論壓力，可以令中共收斂一點嗎？中共對外國一直又怕又好奇。不過，改革開放已經30多年，對外國的那份好奇已經蒸發得差不多，取而代之是那份恐懼轉化成的敵意。要知道，中共不怕再度自我封鎖；只要是為了延續一黨專政，中共是甘於再度將大門關上。

最近，中共拒絕一行英國國會議員入境，理由是不歡迎他們干預中國的內政。可是在這群英國國會議員眼中，中英聯合聲明既然是兩國簽定的條約，在30年後看看對方是否有履行承諾，也只是合理的外交工作吧。不過，站在中共的角度，地方既然已經歸還，一切都是我的，其他國家都是外人，說甚麼都沒有用。

香港人面對這樣野蠻的對手，其實是很無奈。早在80、90年代，不少香港人早就看穿了中共的本質，有能力移民的，早就在手上多拿一本護照。英美澳加等國家的政府，不是對香港人特別好，只不過，香港人歸化成別國公民，願意守別人的法規，多數事情都是發生在預期之內，這就是文明法治社會的好處。

香港仍然是法治社會，只不過環境正在急速惡化中。走在街上，沒有人想到會隨意隨機地被員警襲擊。代表政府的員警，已經對市民存在敵意。我不是一面倒偏幫示威者，但在員警對人民的關係當中，只有員警可以行使武力，所以警方有更大責任，在行為上克制。這種權力和責任的對應關係，是其中一個香港的核心價值觀。

當然，也有些港人認為，沒有和諧穩定，什麼虛無的價值觀都是沒有意義的。但我想提醒大家，香港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今近70年，當中40年其實偶爾也有街頭運動和社會兩派政治對立；尤其在60年代，對立更加明顯。可是，當時的政府扮演一種超然的仲裁者角色，這也是香港政府在市民心目中建立威信的年代。

到70年代起，民間政治運動針對的物件轉向到政府，當中有不少活躍分子是民族主義者，也有不少是共產信徒，由這個時代起，香港政府以行政吸納政治，最終推行代議政制，處理民間政治能量。也就是香港有代議政制改革的十多年，街頭民粹運動也絕跡香港。

一直到特區成立，行政霸道和董建華將代議政制架構破壞，街頭民粹運動又再次興起。

香港本來就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示範單位，告訴世人中國人也可以有高素質的民主社會。偏偏，那個只知要一黨專政的中共將一切秩序都破壞之後，還要說是外國人的陰謀。難道這就是香港的宿命？──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