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瞭望】中共利用危機 祕密操作認知戰

在社區遭受重創之時，無論是洪水、槍擊還是突發停電，人們都會急於尋找任何看似能解釋事態的線索：一段畫面抖動的影片、一張擷圖、一個「鄰居」用新帳號發布的訊息，或是聲稱當局有所隱瞞的聳人聽聞說法，如此等等。

在最初的幾個小時裡，外國影響力操縱者無需說服數百萬人。他們只需要搶先發聲、大聲喧嚷、無處不在，讓陰謀和懷疑的傳播速度遠超事實本身。

這種動態並非僅限於局部災難。它同樣能有效套用到波及美國政治的國際衝擊中，尤其當這些衝擊與美國國內尖銳的矛盾交織在一起時：戰爭權限、平民傷亡、「曠日持久的戰爭」、能源價格、抗議政治，及對機構的不信任等。

2026年2月底至3月初開始的美伊武裝衝突就說明了這一點。

伊朗案例：「官方訊息」
如何發揮分化作用

針對美國在伊朗的軍事行動，北京採取的公開立場始終不變：以合法性和穩定為由進行譴責。

中共外交部多次重申中共政權的立場，即美以軍事打擊「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且「違反國際法」，並警告此舉可能造成區域外溢效應，同時敦促停止軍事行動。

中共外交部另將伊朗最高領袖遭擊斃事件描述為對主權的「嚴重侵犯」，是對《聯合國憲章》原則的「踐踏」。

乍看之下，這似乎是標準的外交手段。但它也為祕密影響力運作者提供了更有用的東西：一個現成的敘事框架，可以重新包裝成美國國內的論點，透過「在地」聲音洗白，並在第一波（也可以說是最混亂一波）的資訊浪潮中大規模放大。

這套操作策略並非圍繞單一病毒式傳播的謊言而構建，而是圍繞規模、持久性、身分冒充及在危機時期迅速行動的能力展開。

工廠模式：數量
比一篇「完美」貼文更重要

我們通常認為假訊息會以一條突破防線的大型謊言形式出現。但實際上，它表現為在眾多平台上大量傳播，藉此測試哪些內容能奏效，然後強化已取得成效的訊息，並放棄那些未能獲得關注的訊息。

谷歌（Google）的威脅分析小組（Threat Analysis Group）描述了與中共有關的、在YouTube上進行的大規模協調性影響力活動，該小組僅一季就關閉了數千個頻道，這些頻道發布的內容涉及中美外交事務，涵蓋中文和英文。

當此類活動處於快速疊代階段時，這一點至關重要：建立數千個頻道，推送內容，因平台執法而被關閉，然後迅速重建。頻道被下架成為運作的成本，而非決定性的挫敗。

危機時期正是這種模式的理想環境。當新聞發展速度快於事實查核速度時，鋪天蓋地「看似合理的解釋」會充斥資訊流，讓受眾產生一種「事情不太對勁」的印象。其目的在於製造敘事汙染：讓資訊洪流充斥各處、混淆視聽、分化民眾，並使人們覺得確信某件事是天真的。更試圖將這種認知導向政府，看看能否減緩其行動步伐。

北京煽動的訊息
如何呼應美國的內部分裂

中共官方的論證框架清晰明確：非法性（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違反國際法，及引發動盪的風險。中共常駐聯合國代表在安理會重申這些論點，強調《聯合國憲章》原則，反對「使用或以武力相威脅」，並強調主權和領土完整。

這種「國際法/聯合國憲章/主權」的框架具有戰略上的靈活性。它能在美國多個亞文化群體中找到映射，這些群體雖不必然共享同一世界觀，但卻懷有共同的不滿。有人可以將其包裝成反戰憲政主義，有人可以將其包裝成人權和平民保護議題，還有人可以將其包裝成反干涉主義的現實主義。包裝形式雖然換了，但其製造分裂的楔入效應卻始終存在。

中共官方媒體隨後加入中共的國內宣傳火上澆油：不僅強調「空襲是錯誤的」，更宣稱「空襲正在撕裂美國」。中共官方媒體「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將此次行動定調為「未經授權的戰爭」，著重報導國會的反彈聲浪，並強調了「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原則是否因此正被犧牲的爭論。

CGTN還聚焦美國國內的抗議活動和政治批評，在強調精英階層分裂的同時，也突顯街頭民眾層面的裂痕。

這是中共慣用的分裂伎倆。它無需製造新的爭議，而是依附於現有的爭議──戰爭權限和正當性──然後透過各種渠道大肆宣傳，以最大限度吸引目光。

中共的資訊戰之所以能奏效，是因為其背後的衝突是真實存在的：美國3月初的報導描述了空襲後新一輪的戰爭權限之爭和抗議活動。一場危機無需外部勢力介入便會引發對立，只需要給它一個助燃劑。

借用信任
讓分裂的楔子看似「天然」

規模（scale）是引擎，偽裝冒充（impersonation）是渦輪增壓器。

總部位於紐約的社群媒體研究機構「格拉菲卡」（Graphika）報導，與「垃圾郵件偽裝」（Spamouflage，由spam/垃圾郵件和camouflage/偽裝兩個單詞組合而成）生態系統有關聯的操作者，冒充總部位於西班牙的非營利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趁著致命洪災引發的憤怒浪潮，散布煽動推翻西班牙政府的言論。

關鍵在於其傳播的可移植性：在災後混亂的迷霧中，冒充行為可以讓捏造的訊息在最不恰當的時間點，顯得像是來自正確的來源。

伊朗的情況也類似。無論是「當地退伍軍人」、「憲法律師」、「人道主義護士」、「軍人配偶」、「猶太反戰組織者」、「海灣阿拉伯異見人士」，還是「波斯裔學生」等，這些身分都可以沿著既定的路線──戰爭的非法性、道德義憤、對體制的不信任──切入，而聽眾卻會將其視為自然而然的流露、植根於社區的言論。只要虛構的身分能夠營造出可信度，內容本身就無需多麼複雜深奧。

深偽成為「後勤戰術」手段：
群發回覆式攻擊 而非大造勢

人們對「深度偽造」技術（deepfake）的恐懼往往源於電影般的場景：一段完美的偽造影片就能在一夜之間顛覆社會。然而，現實情況卻更加平凡，也更符合工廠化模式，因為它具有可複製性。

加拿大的快速反應機制（Rapid Response Mechanism）指出，「垃圾郵件偽裝」機器人正在將深偽影片置入與政府部門、媒體機構和政治人物相關的公開帳戶的回覆中──每天發布的深偽影片數量大約達100到200個。

這將深偽的目的從「譁眾取寵」轉向「後勤戰術」：它被視為一種可大規模擴張的輸入手段，將內容植入評論區，騷擾目標對象，迷惑旁觀者，並將公眾注意力引向憤怒的輿論漩渦。沒有人試圖去驗證影片中的那位退伍軍人、律師或護士是否真實存在。但這些身分不明、未經證實的人物，讓傳遞出的訊息顯得更具正當性。

在伊朗危機中，「群發回覆攻擊」（reply-swarm）策略之所以特別有效，是因為它針對的是高曝光度節點：官方聲明、突發新聞報導和有影響力人士的評論。其目的就是汙染公眾首先前往了解事件真相的公共場域。當初步的敘事空間被大量資訊淹沒後，後續的更正資訊便只會出現在已澈底對立的陣營中。

人工智慧為何重要：
更快疊代、更快兩極化

人工智慧（AI）並非影響力運作的發明者，但它確實能大幅節省人力，進行諸如翻譯、改寫、人物形象維護以及各種變體創作等繁瑣的勞動。其速度優勢使得宣傳活動能夠以更低的成本、更快進行疊代。

在危機情境下，這種效率優勢比「天才宣傳」（genius propaganda）更為重要。它縮短了從事件發生，到敘事草稿撰寫和人物形象塑造的流程。隨後，影響力傳播速度更快，並且可以透過數據進行監測與調整，以確保敘事流始終保持最高效率和最佳效果，並更精準的導向目標群體。

中共的官方資訊提供了外交框架：非法性、聯合國憲章、主權、穩定等。國營媒體則提供了在美國國內製造分裂的切入點：未經授權的戰爭、抗議活動、憲政衝突、背棄既定的政治承諾等。而祕密行動者則擁有一套成熟的工具包，可以將這些框架轉化為大規模、高頻率的分裂性影響力行動：可支配的基礎架構、身分的冒用，及可重複傳播的合成媒體，這些媒體內容被植入到美國民眾公開辯論的場所。

表達憤怒可以理解
核實資訊必須放在首位

各平台可以也應該執行其規則。但執行屬於下游機制，上游機制則在於文化層面：核實應成為一種公民本能，尤其是在危機爆發的最初幾個小時內。

下次當突發新聞鋪天蓋地而來時，最重要的問題或許依然是最簡單的那幾個：誰在說話？這個帳號註冊多久了？這個影片來自哪裡？為什麼這則訊息被如此精準的設計，旨在激起某種特定的情緒？在伊朗危機及下一次危機中，時間線上出現的第一個「本地」聲音，很可能只是流水線生成的產品而已。（信宇編譯）

──作者戴維斯（Charles Davis）是美軍退伍軍人和具有情報背景的講師，曾獲得許多軍事獎項。

原文〈China’s Covert Influence Operations Through Crisis Exploitation〉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