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鼎邦與朱婉琪的對談: 尊重人的價值

（接29日刊文）

朱婉琪（以下簡稱朱）

朱：我們回到這個事件的本身，對於中共的人權迫害，不管是對民主人士、法輪功人士或者是說圖博人士的非法迫害，很多中國民眾反應是冷漠的，不少台灣人民甚至是隔岸觀火，其中一個原因或許是對中共迫害還不夠了解，尤其是對中共國安迫害人權的事根本不清楚。

就是說台灣民眾很難想像中共的「東廠」從機場抓走一個人，用你的話講就是「人間蒸發」了的這種恐怖。你長時間被訊問的過程是沒有律師在場的，你覺得這54天來最痛苦的事情是什麼？

鍾鼎邦（以下簡稱鍾）

鍾：一個人無助的在被隔離的地方訊問，精神所承受的壓力是難想像的，而且是沒有盡頭的。剛開始的時候呢，我很明白的跟他們說這是綁架的行為，我因而絕食，完全不進食、不喝水，爭取到讓在台灣的太太能夠知道我在哪邊。

接下來的訊問過程，讓我從不配合變到比較配合的一個關鍵點，就是在大概是我進去了不到一個星期吧，有一次連續訊問了很久，到了半夜十二點左右，國安人員對我說: 「我們用比較人性化的方式來問你，希望你跟我們配合回答問題，結果都沒有進展，上級對我們非常非常不滿意。現在外面有另外一個團隊隨時要來接手訊問，你再不配合我們的話呢，我們就沒有辦法來保護你了，如果換另外一個團隊，你大概就知道會是怎麼一個情況。」

在中期的時候，他們比較常用的一個方式就是說，「如果不配合的話，你就會從監視居住變到刑事拘留，那刑事拘留的話就是睡通鋪，然後我們問你的時候就不是這樣談話式的問你，就是隔著鐵窗問你。」他們還常提到，「你如果認罪悔過態度好，我們就可以放你回去，我們跟上級爭取放你回去，因為你比較配合。如果說你不是很配合的話，我們可能會進入司法程序，進入司法程序的話，根據我們手邊有的這些材料，那你可能就會有幾年，至少個五年吧，七年以上的這是最少的。」也說我可能就回不了台灣了。

在訊問過程中，他們會常提到是用比較人性化的方式來問，但就一個對待人的標準來講，這哪有人性可言。我一個人被隔離面對這些，我非常擔心自己的身家安全，我也擔心我的家人會擔心我，尤其是我女兒。我被關的期間，就是在這種氣氛下活著。

朱： 就我所知，兩岸三地都有不少律師談到，其實插播真相，第一、在中國大陸根本不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罪，第二、你捍衛了中國人民知的權利，以及他們應該享有的基本人權、憲法權利。你心知肚明在這根本不是什麼危害國家安全罪的情況之下，卻被強迫認罪跟悔罪 ，我想那個時候您的心理壓力一定很大 ，能不能稍微給我們敘述一下？

鍾：不單單是法律上的認識，因為我是一個法輪功的修煉者，我在中共逼迫下這樣配合認罪的話，對於一個真理的追求者來講是很大的恥辱，這是我非常後悔的一件事情。

可是在裡面的情況之下，我為了我的家人，在這一點我等於做了妥協。當一個修煉者做了個妥協，這點對我來講是非常痛苦的，這個……直到現在為止我都非常懊悔這件事情。當然很多朋友安慰我，可是我覺得我做的這個事情、這個遺憾我沒有辦法挽回。這點來講是我從裡面一直持續到現在，我覺得這是最遺憾的事情！最遺憾的事情！是這樣子的。

我們常說，對一個受了冤屈的人，至少要給他說話的權利。插播這件事，有些法輪功的學員因堅持信仰而被迫害，關押勞教，甚至致死。又被鋪天蓋地的謊言說成殺人、自殺、自焚、精神病，讓不明就裡的善良民眾仇視法輪功。在這種情形下，挺身而出，是正當的發聲，是義舉。

朱；你會不會因為這樣一段經歷，對於中國的法輪功學員所受到的迫害的感受更深刻了？

鍾：他們是很直接的。他們面臨的是更直接而更具體的壓力，而且壓力不只來自精神上面、來自肉體上面，還包括說，他們被逼迫簽下不修煉的保證書，就這點來講他們所受的壓力是比我的大的多了，這使我對他們能夠堅持，我覺得我是非常敬佩他們。（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