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遠見出逃香港 中國遺傳學之父——李景均

「中國遺傳學之父」李景均，當年經由香港，九死一生回國報效，為什麼中共建政一年後，他就攜妻帶子，毅然決然又逃到香港？那時，香港還是個自由世界，踏入它，就可以通往世界各地，人生命運從此反轉。

李景均，1912年出生於天津富商之家。其父是經營出口貿易的「桐油大王」李銳，是位基督徒。高中時，李景均被送入英國傳教士辦的天津英中學院。大學時，李景均進入美國傳教士辦的南京金陵大學。畢業後，李景均赴美國常春藤名校康乃爾大學，主修遺傳學和生物統計學。

美國博士冒死回國

1941年，獲得博士學位後，李景均決定帶著新婚的美籍華裔妻子克拉拉（Clara Lem）回國。經由香港時，恰逢日軍進攻香港，不久英軍宣告投降，日軍占領了香港。他們夫妻被困在香港近兩個月。由於只帶了旅行支票而無人肯給他們兌現，身無分文的夫妻兩人，天天處於極度飢餓之中。

後來，在朋友幫助下，他們換上農民的服裝，從九龍步行繞過日寇駐地，到達廣東惠陽。當時交通不便，生活不順，即使這樣，李景均對未來仍充滿信心，那時，留在國內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也都認為，中國，必將是一個「自由的中國」。

著名遺傳學家、生物統計學家李景均。（中國農業大學）

輾轉在數所大學教書的李景均，1946年出任了北京大學農學院農學系主任兼農業試驗場場長，成為北大當時最年輕的系主任，那時他才34歲。1948年，李景均的英文版《群體遺傳學導論》由北大出版社出版，這是世界第一本群體遺傳學的大學教科書，將近半個世紀，它都是該領域最權威之作。

1949年，中共篡政後，照搬蘇聯模式實行教育改革，批判了李景均的《群體遺傳學導論》，稱之為「荒謬」。不久，李景均被迫辭去系主任之職。他主講的《遺傳學》、《田間設計》和《生物統計》三門課程被停止，因為這些課程是「資產階級的」、「為馬爾薩斯人口論服務的」、「唯心的」、「反動的」的「偽科學」。李景均被扣上了「親美反蘇」的政治帽子。

面對人身攻擊，李景均認識到，自己這種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很快就會面臨「思想改造」。那時也有朋友勸他公開認錯，李景均拒絕了，最後他決定離國出走。

臨行前那天深夜，李景均悄悄敲開鄰居、好友林傳光教授的門，告知了自己的計畫。林傳光夫婦嚇得目瞪口呆，後來他們勸李景均三思而行，萬一逃往國外不成被抓，後果不堪設想，然李景均去意已決。

第二天，李景均一家分乘兩輛三輪車，由北大宿舍直奔前門火車站。出校門時，他請門衛將一封信轉交校委會主任樂天宇和副主任俞大紱，信中稱：自己「身體欠佳，請假數月，請勿發薪」。

到達火車站時，俞大紱與陳延熙等教授冒著春寒前來送行，他們彼此握手，「揮淚拜別」，共事多年的好友，從此天涯永隔。

在上海待了兩天後，李景均一家坐火車去廣州。1950年3月12日，李景均懷抱4歲的女兒，與克拉拉一起走過深圳羅湖橋，踏入了與中共意識形態完全不同的英租地。

那時，香港還是個自由世界。而他，沒有任何身分和護照。

一個美國人的營救

雖然李景均逃走前，把北京家裡的米缸加滿了米，營造去上海看望母親、短暫旅遊的假象。然而他離滬幾天後，中共還是搜查了他的家，沒發現任何可疑之處，就派人在他家駐守了幾天。李景均出走後，北農大全校師生開大會，連續幾天批判李景均的「反動言行」，他的出走被定為「叛國」。

到香港後，他寫信給在美國的朋友，告知摩爾根遺傳學在中國大陸的困境，並求助謀職，「如果我有可能在你熟知的任何大學或研究機構任職，我將樂於為其效勞」，此信被轉給了《遺傳雜誌》。該期刊不久刊登了此信，標題是「遺傳學在中國死亡」。

諾貝爾獎得主穆勒，當時是該期刊的編委之一，他曾在蘇聯工作，蘇聯意識形態對科學的粗暴干預，對科學家的迫害及人身摧殘，穆勒都耳聞目睹。所以李景均的遭遇，使這位素未謀面的美國人竭盡全力營救他。

保羅．赫爾曼．穆勒（Paul HermannMüller），1948年得到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維基百科）

穆勒和美國其他一些遺傳學家與美國國務院及美駐香港總領館的官員，就李景均的簽證進行了大量通信，穆勒寫信介紹說：

美國遺傳學家們普遍認為，李博士所著的《群體遺傳學導論》是一部最好的英文著作。該書非常有助於培養在這一重要而晦澀領域裡工作的青年科學家。

……面對艱難困境，他擁有捍衛在遺傳學領域繼續研究的勇氣。我知道他是唯一一位拒絕在壓力下放棄自己原則的中國遺傳學家。我們十分期望能救援他，以彰顯我們西方科學家堅持科學自由的原則，及對他英勇地挑戰極權政府之行為的讚賞。

穆勒還為李景均一家遞交了經濟擔保書，最終幫助李景均取得了簽證。1951年5月，滯留香港14個月後，李景均一家終於離開香港到達了美國。

靠遠見躲過劫難

君子防禍於先，不立危牆之下，李景均以遠見和智慧躲過了其後中共對知識分子的迫害。

李景均逃離中國大陸兩年後，中共篡政以來第一次對知識分子的「改造」運動開始了。1952年6月至9月，中共把中華民國時期效仿英、美的高校體系，改造成蘇式的體系。知識分子被要求「向蘇聯學習」，「自覺自願地進行思想改造」。 自1952年秋季開始，所有正統的遺傳學課程全部停授，相關研究停止，摩爾根遺傳學研究在中國死亡了。

1952年，九廣鐵路尖沙咀站。（維基百科）

「這輩子是不準備回國了」

當知識分子在中國連綿不絕的政治運動中遭受迫害時，受聘於美國匹茲堡大學公共衛生研究院的李景均，卻如魚得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為享有世界聲譽的科學家。

1962年，李景均被選為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1998年，李景均榮獲美國人類遺傳學會頒發的傑出教育獎。

在國內被稱為「偽科學」的《群體遺傳學導論》，修改後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被譽為「發揮的決定性影響達20年之久，全世界整整一代遺傳學家都得益於該書」。

當年對李景均的種種誣陷，中共至今都未予以糾正。1996年，李景均寫信給朋友：「我個人覺得我應該得到平反，今年不平反，明年不平反，但終有一日要平反的，這是無可避免的。」

1998年，在美國遺傳學會的訪談中，李景均說：「把科學和政治區分開來，這是最低要求。這句話聽上去容易，做起來卻並沒那麼容易……」

從踏入香港的那一刻起，李景均就再也沒有回到中國。上世紀90年代，很多當年離開中國的人紛紛回國探親。有人問李景均是否想回去看看，李景均堅定地回答：這輩子是不準備回國了。2003年10月20日，91歲的李景均逝世於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