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港人見證89學運 清楚中共為何抓黎智英

香港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遭逮捕，各界人士紛紛聲援。曾見證1989年六四學運，也是香港民主運動先驅的在美港人畢潤全指出，中共的做法是要殺雞儆猴，但它沒想到港人不買帳，壹傳媒股價和報紙銷量劇增。

畢潤全年輕時曾參加工會，積極參與香港的社會活動。1986年時，他跟民主派成立民主政制促進聯合委員會（民促會），舉辦活動爭取1988年直選。3年後，港府終於開放立法會（時稱立法局）讓香港人直選。

他曾見證全港1989年六四撐學運的時光，也是香港昔日的民運人士，自然清楚中共為何抓黎智英。畢潤全說，一方面中共要給中國內的民眾看，顯示政府的權力，「政府想做什麼就做什麼，香港人不聽話，我就狠狠地整他們。你們不要動，你們只能跟隨政府」；一方面是要恐嚇香港人，因為黎智英是標竿人物，中共要嚇香港人「它誰都要抓」。

但是中共沒嚇倒香港人，反而讓香港人和全世界更看清其殘暴本質。畢潤全說，中共一抓黎智英，壹傳媒的股價隨即飆漲、香港《蘋果日報》出刊數更多，還有人自己掏錢買報紙免費派發；用自己的能力表態，這個情形是中共逼出來的。香港人有所謂的「攬炒」（一起死）之說，香港人現在也是不怕的。

不過，畢潤全還是會為黎智英與《蘋果日報》感到憂心，因為中共已經掌控香港。他指出，香港警察受到中共管理，起碼已有5、6年的時間。「因為有公安駐守香港警察總部，名義上是協調，但實際上是要香港警察聽（中共）命令。」畢潤全說。

港人政治參與度轉變

中共之所以嚇不倒香港人，反而激起更猛烈的反抗、抵制，不是這一兩年的「反送中運動」才讓港人認清中共，而是天安門大屠殺後越來越明顯的反共潮流。

「1949年後，大批中國人跑到香港，包括我父親，所以很多人會有避難心態，覺得自己只是過客。早期香港人對政治不感興趣，不談政治。」畢潤全說。1989年六四學運發生時，他在香港見證了當時有150萬人走出來支持學運和學生，這在當時是很罕見的情況。

「但是1989年事件讓港人心裡覺得很複雜。（天安門）大屠殺發生後，香港人甚至會覺得內疚，懷疑金錢上的捐助、道義上的支持及聲援，是否促使北京的學生更激進，不肯妥協。是不是害人死了？」畢潤全說。另一方面，香港社會人們的政治參與度也逐漸有了不一樣的轉變。

「香港人覺得不能再逆來順受，中共有不對的地方，（我們）就要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意見。1987年起，已經開始有人跑，1989年後更多，留下來的人也會希望香港變得比較民主、自由。」畢潤全說。

他回憶說，自己意識到中共將會越來越壓迫香港，是因為習近平曾在香港大學講「三權合作」，這意味著沒有三權獨立。後來，中共對香港的壓迫果然越來越厲害。「派的人都不是一般的幹部，都是最強硬的人」，畢潤全說，「《國安法》的意思就是，全世界都是我當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