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瞭望】疫情重創經濟 美國政府如何不「幫倒忙」

新冠病毒（中共病毒）在短短的時間內重創了我們的生活。

NBA（國家職籃協會）、NHL（國家冰球協會）、 MLS（美國職業足球大聯盟）以及XFL（新興美式足球聯盟）都暫延賽季，大專籃球聯賽精采的「瘋狂三月」賽程（March Madness）史上首次考慮在死寂的靜默中閉門比賽，隨後也因為疫情險峻而取消。影星湯姆．漢克斯（Tom Hanks）確診，百老匯大門深鎖，股市一落千丈。

這個時期什麼事都可能發生。

問題來了：聯邦政府該如何幫助大家度過難關呢？擺在我們眼前的困難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問題被混為一談。可以理解，美國人民關切著雙重威脅：對我們健康的威脅和對經濟福祉的威脅。

政府在健康問題上該怎麼做相當明確：整合與動員一切資源，遏止病毒傳播並治癒患者；至於該怎麼拯救經濟，這個問題就沒那麼直觀了。

擺在政府眼前的是數十種如何緩解經濟衝擊或者進一步避免衰退的方案。這些方法有兩個目標，一是幫助美國民眾安然度過這場病毒帶來的經濟風暴，二是以政府干預之力來避免經濟衰退。前者是合理的，然而後者則否。

這個說法需要一點理解，請容我解釋。做為一名經濟學家，我發現政府干預經濟事務時，傾向維護特定利益，同時阻礙了整體經濟發展。然而許多人深信政府有種高明的智慧，可以將我們的經濟置於令人滿意的秩序中。這是個迷思，如果政府那麼厲害，那全世界現在都應該是社會主義者了。

某些形式的政府援助會來得比其他方式有效。外國援助是很好的實例，讓我們來比較兩種形式的外國援助：緊急援助和用來幫助他國經濟發展的一般援助。

舉例而言，緊急援助就是2004年南亞大海嘯之後，美國海軍為了拯救人命，在印尼部署了人力和醫療物資。雖然憲法上美軍的存在是為了保衛美國人民的生命財產，但美國人有善良慈愛的心，不會阻止像這樣的緊急援助。

而一般援助則不同，它的歷史紀錄不良，較沒效率且容易造成不公。事實上，尚比亞經濟學家莫約（Damisa Moyo）和諾貝爾獎得主迪頓（Angus Deaton）等人的研究都指出，外國援助常常資助到腐敗或無能的政府，從而弱化經濟發展。它的效果也因為前面提到的迷思而不佳──迷信於政府可以由上而下完美地安排經濟分工。

現在讓我們回到美國。現在有數百萬的美國人深受病毒帶來的經濟衝擊所苦，我們的山姆大叔該怎麼做呢？
雖然任何救濟措施都會挾帶著投機、浪費或功利的政治算計，但緊急援助還是個富有同情心的辦法，沒有人應該因為病毒造成的失業或隔離而被趕出家門或餓肚子。

但得有一個附帶條件：每項措施都該有個截止日期，比如規定在總統宣布醫療緊急狀態結束後30日，這些緊急支出就應該停止。

相反地，政府或聯準會都不應該有任何試圖避免衰退的干預動作。這聽起來很殘酷冷漠，但請理解，我和大家一樣都不喜歡經濟衰退，但支撐我的立場的是無法逃避的經濟學真相：衰退是一段痛苦但必要的經濟調整期。

在經濟衰退期間，沒有競爭力的企業會倒閉，釋放出寶貴的經濟資源（土地、勞工和資本），為那些想出新商機的企業讓出空間。無論你稱它為資本主義的成長之痛、創造性破壞的代價或苦口良藥，經濟衰退對健康的長期經濟成長是必要的。

打個物理世界中貼切的比方：今年澳洲可怕的野火和1988年、遍及半個黃石公園的大火有什麼共通之處？在兩次事件中，火災前都受到好意、但不明智的干預。

在大火前，官方政策指示應勤奮地撲滅小火災，並禁止移除枯木殘枝（即引火物）。但是週期性的小火災能定期減少引火物的的累積，一但避免週期性火災，大火發生的機率就日漸增加，最終一點刺激就引發了災難性的大火。因為人們不願忍受對森林長遠健康有益的週期性調整，所以進行了人為干涉，結果卻導致更大面積的祝融之災不可避免。

我們的經濟也是如此。當政府和中央銀行的干涉持續讓虛弱的企業苟延殘喘，短期而言他們緩解了經濟痛苦；但長久下來，他們把小幅度的調整替換成大規模、更痛苦的經濟挪移。換句話說，延後必要的調整事件，最終將導致大得多的調整。

另外一個問題：2020年初的股市大崩盤是大衰退的開端嗎？這次「事情大條」了嗎？可能是，聯準會在過去十幾年人為地提供低利率，讓許多殭屍企業和財務弱者續命。如果利率維持在合理的歷史水準上（即是比現在更高），這些垂死的公司早就會放棄軀殼，並由欣欣向榮的新競逐者取代之。

近期市場上的「朽木庫存」減少許多，這意味著2020年的經濟下滑不會比原本可能的狀況還嚴重。

從經濟的角度看，在今天這樣的動盪時期，政府最好的動作就是什麼也不做，讓市場無形的協調力量把事情理順，為未來的繁榮奠定基礎。

但從政治角度看，美國的政治和貨幣機構感覺「被迫」要干預經濟（尤其今年又是選舉年），它們會有這種感覺是因為大多數美國人對政府的職能寄望太高，期待當局有所作為。

諷刺的是，政府在行使人民意志的同時，採取的手段卻真正阻礙了讓我們的經濟恢復健康穩固基礎所需要的一些調整。──本文作者為經濟學家，近期從葛羅夫市大學（Grove City College）退休，他於該校信仰與自由學院擔任經濟學與社會政策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