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難勝天——集權體制敗給病毒

從去年年底瘟疫在武漢擴散，經歷了重災區的浩劫，最近多個省市開始復工。這意味著「人定勝天」，還是意味著「中共敗給了病毒」？如果從中共集權體制的運轉特性來看，這個集權體制既是這次瘟疫蔓延危機的原因，也是現在復工過程裡種種問題的由來，還可能正造就著疫情再度擴大的溫床。

一、集權體制優越性？

2月17日國際著名醫學期刊《柳葉刀》（The Lancet）發表題為〈2019年冠狀病毒病挑戰〉的社論說，「中國能夠在幾天內為受影響的病人建造一所醫院，沒有其他國家能以這樣的速度調動資源和人力。」中共一向認為，集權國家的最大優勢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而《柳葉刀》的社論似乎在為中共維護這個體制背書。

《柳葉刀》是醫學刊物，編輯們懂醫學，但不懂政治學，更不懂共產黨國家政治學。其實，中共的集權體制恰恰是造成這次瘟疫的重要原因，正因為只「辦」它自認的「大事」，才會隱瞞疫情，最後從一城之疫變成世界之災；「集中力量」的集權體制還可能把壞事當「大事」來辦，辦得越起勁，禍害越嚴重。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鼓吹「趕英超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最後全國餓死3千多萬農民，就是最慘痛的災難。

即就傳染病防控而言，隱瞞疫情是這次瘟疫蔓延的主要原因，而隱瞞疫情是中共一向的傳統，從1988年的上海A型肝炎，到十幾年前的SARS，再到這次瘟疫，一以貫之，從來如此（請參見我最近刊登在自由亞洲電台網站上的〈「保密」之禍〉一文）。為什麼改不了？因為這種規則是集權體制內含的基本要素，中共不會引咎自責，更不會幡然悔悟。

最近為了「辦」企業「復工」這件「大事」，當局又開始營造疫情收斂、新增病例數字每日下降的輿論，於是隱瞞疫情就成了題中應有之義，各國媒體也開始質疑這些官發數據。最近鍾南山表示，目前對武漢肺炎患者及其他可能的被感染者使用的核酸檢測方法，準確率只有30%到50%，漏網可能性很大，但各省市仍然相信這種方法的可靠性。有一些病例證明，肺部透視影像顯示已經出現重症症狀，但患者多次檢測仍為陰性（無感染）。這些醫案說明，現在各地對潛在的「無病傳染者」可能造成的疫情擴散並無充分的警惕；或者說，上面「要求」他們不要因擔心疫情而阻撓復工。

二、病毒打爛了「全國一盤棋」

這次瘟疫大蔓延一下子把集權體制的脆弱澈底暴露出來了。集權體制的最大特點是用人行政，令自上出、令行禁止，看起來既高效又統一；但是，集權體制運轉的前提是「全國一盤棋」，指揮才靈動。問題是，平時正常情況下可以這樣，全國型災情來臨時就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了。雖然「黨領導一切」，但病毒不歸黨領導，疫情不可能全國整齊劃一地步調一致、同步展開；相反，病例發生的多少，必然是一地一情、異地不同。面對病毒的挑戰，中南海就手忙腳亂了。

事實上，前一階段中國各地似乎疫情的蔓延有所收斂，主要是各地封城、封省，嚴格實行居住小區封閉式管理的結果。這種措施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外來人口傳染本地居民的可能性，也降低了本地居民相互感染的機會。然而，這些做法並非高層下令、地方統一執行中央的政策；而是各地自行其是，「城自為戰」、「省自為戰」的創新。各地採用的這些有效防疫措施強調的是防疫優先，要阻斷交通、切斷各地的勞動力流動和貨物運輸，而且各地互相防範，客觀上把經濟活動的「全國一盤棋」打得稀爛。與此同時，也讓中央的統一號令陷入困境。

疫情高壓下，集權體制難以應對。各地疫情不同，只有地方當局才掌握真實情況，中央無法下令所有省市實行統一的防疫措施。如果用甲省的經驗套到乙省，不但藥不對路，而且可能開錯藥；如果給每個省、甚至每個市不同的號令，中央既無能力掌握一省一市具體而又千變萬化的疫情波動，又無法分別設計出適用於每個城市的具體規定，於是只能聽任地方各級政府應急應變。結果，在各地封城、封省的兩個星期當中，實際上中央集權體制失靈了，現實變成了中央被地方牽著走，北京的指示不是馬後炮，就是多餘的。這是中南海希望盡快恢復正常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只有經濟活動全面恢復，才能有效恢復集權體制、恢復中央權力的有效行使。但是，復工號令不但遇到地方各級政府的軟性抵制，也和各地不斷發現的新疫情發生衝突，中南海的威權被肆虐的病毒屢屢挫折。

三、中央「英明」？

集權體制要求中國上下相信，中央的決策永遠是正確的，這是中央權威的基礎。這次疫情爆發，顯然從中南海到地方政府都有大量決策錯誤；而中南海則始終強調，錯自下出。然而，由於集權體制決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出錯機制，各級的決策錯誤是這種體制的必然產物。

決策訊息扭曲是集權體制決策系統的常態。這種體制要求所有資訊由官方系統掌控，由下上報，再由上下送。然而，另一方面，集權體制維持中央權威的政治前提是官自上出，地方官的地位和權力與民意關係不大，下官揣摩上意，是官場上的鐵律。而這種揣摩就必然造成「上折只奏好事」的官場傳統。

所謂「好事」，一方面是只揀好聽的說；另一方面，可能有損上面形象的，或者可能造成全國「大好」形勢受衝擊的，壓下不報，或者盡量「大事化小」。這種情形在中國各地天天有、處處有；沒引爆重大危機，上下皆置若罔聞；一旦危機發生，立刻就造成上下互誤。

這次瘟疫初起，武漢市及湖北省「顧全大局」，「努力維持年節的祥和氣氛」，忽視疫情，自行設置確診醫檢的過苛標準、瞞報病例，最後錯過了防疫的黃金時段。待疫情已向全國蔓延才封城，禍已釀成，再難挽回；等到武漢當地的疫情嚴重超過醫療設施能力，最後因不能收治所有需醫療隔離的病患，而不得不讓他們居家隔離，又造成許多人在住家裡感染家人，進一步產生不斷增加的患者數量，武漢的特大疫情就是這樣造成的。地方政府上送不完整資訊或錯誤資訊，這種情況一向如此，但從來沒有這次疫情蔓延所造成的後果如此可怕。

這種決策資訊傳送機制和官場行為模式決定了，中央決策時，要麼說空話套話，和沒說差不多；要麼說舊話，情況已經變了，決策明顯過時，地方還假裝認真貫徹；要麼說錯話，明明不了解地方真實情況，卻要求地方勉為其難地落實上面的意圖。

四、復工號令的尷尬

集權體制要求全黨服從中央，地方利益服從全局利益，但是，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是可能對立和衝突的，各省市之間利益也可能相互對立或部分對立。當中央的決策明顯衝擊地方利益時，地方政府完全可能悄悄地陽奉陰違，或者公然對著幹。這次復工問題就是一場正在上演的戲碼。

雖然每個省、每個市都有恢復經濟的需要，但如果區分用工地區（東部和南部經濟發達地區）和出工地區（中部省市勞動力返鄉過年後大量回流），會發現兩者利益完全不一致。用工地區如果沒有足夠的員工回來上班，經濟就繼續癱瘓，來自高層的壓力非常大；而出工地區的人員流出對當地經濟的貢獻很小，但瓦解當地疫情防控的可能性很大。大量人口以出去工作為由開始出村、出縣、出市，當地的疫情隔離防控措施就形同虛設了。所以，出工地區的地方政府對開放勞動力流出這種於本地有害無益的事心懷疑慮，毫不奇怪。

而用工地區的地方政府其實也面臨著疫情再度攀升的風險；城市裡若解除小區隔離以方便復工，並不是有益無害的。這次瘟疫的特徵是存在大量「無病傳染者」，不發病的人照樣是傳染源，可以接力傳染。原來很多省市只排查追蹤從武漢流出的人口，把他們作為潛在傳染者來防範，這在疫情的第一階段確實有效；現在湖北的疫情大體上與其他省市的疫情擴散隔斷了，其他省市監測重點疫區外流人口的做法也過時了，唯有減少人群的聚集場所和聚眾活動，才能降低民眾相互接觸傳染的可能，防止接力傳染鏈的無限延長。而復工號令一下，數千萬員工由西向東、由北往南，開始了大規模人口流動，然後進入各市居民區和各種工作場所，這就為「無病傳染者」的傳染進程開放了通道。

對湖北之外的其他省市來說，現在關鍵是「無病傳染者」能傳染多少人？如果人傳人沒有極限，一個人可以傳N個人，比如，日本橫濱港外停泊的那艘「鑽石公主號」遊輪上一個香港遊客直接、間接傳染了400多名各國遊客，這樣的傳染鏈幾乎成了「無限傳染鏈」，它意味著接力傳染可能會不斷延續下去。即便用工地區把外地來人隔離兩週，所謂的「兩週」潛伏期之後，他們仍然可能帶病毒，一旦發生接力傳染，就成了無法追蹤、又不斷產生新疫情的源泉，疫情擴散可能進入第二階段，即無源蔓延階段。

在東部和南部城市裡，前一階段封城或居住小區隔離有助於減輕疫情蔓延；但復工後萬一發生無源蔓延，然後出現一輪新疫情，復工地區就不得不停工，隔離發病單位和該單位的所有員工，而且，因為復工人員在城市裡出於生活需要的外出活動以及他們居住分散的特點，事實上很難按居住小區再度實行小區隔離。所以，一切都只能「寄望於天」了，集權體制在這方面再度陷入完全被動挨打的局面。

集權體制可以下令全面復工，但它掌控不了復工地區病毒的生存和傳播。所以，復工不是疫情解除的信號，相反卻可能是疫情再度擴散的溫床。現在各地未敢讓學校全面復校，就證明了地方政府的重重擔心。從現在開始，兩週內的新增確診數據未必能反映復工後是否出現無源蔓延；而從兩週後開始，疫情動態才是真正的風向標，而東部、南部各省市兩週後的疫情動向是今後疫情動態的重點觀察地區。雖然誰都希望復工後不要再發生疫情，但疫情是否在復工地區爆發的可能性大概是一半對一半。在這點上，下令復工的中南海其實是在拿其威權根基賭一把。結果可能如何？既然人難勝天，那就是人算不如天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