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前董事長孫亞芳鮮為人知的背景

華為前董事長孫亞芳。(維基百科)
華為前董事長孫亞芳。(維基百科)

【記者何堅/綜合報導】

華為高管日前公開承認華為前董事長孫亞芳與中共情報系統有關聯,不但側面印證了多年來多國政府對華為「安全威脅」的指控,同時也引發媒體聚焦孫亞芳,試圖撥開籠罩在她頭上的重重迷霧。

2019年6月10日,華為全球網絡安全和隱私官薩福克(John Suffolk)在英國國會科技委員會聽證會上承認,華為前董事長孫亞芳曾與中共情報部門有關聯。薩福克的證言將去年剛從華為隱退的孫亞芳,又捲入到已令華為岌岌可危的風暴中。

有「華為女王」之稱的孫亞芳,儘管在公眾眼中十分低調,但在商界卻名聲顯赫。從2010年起,她一直被國際頂級商業雜誌列為全球最有權勢的中國女性。她是2010年《福布斯》雜誌唯一登上「最有權勢女性」年度榜單的中國女性,2011—2013年連續三年被《財富》雜誌選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商界女性。直到去年,孫亞芳仍被福布斯評為中國最成功的女商人。

在華為素有「左非右芳」的說法,指的就是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和孫亞芳,在華為所擁有的地位及影響力。在華為內部,孫亞芳被認為是唯一能夠公開與任正非叫板的人。

儘管在外界看來,孫亞芳的「權勢」是依託於華為的飛速崛起,但在熟悉華為內幕的知情者眼中,孫亞芳的影響力可能更多源自於其「神祕」的背景。

神祕「躍升」的職業生涯

根據百度百科信息,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孫亞芳,1982年從四川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後,進入河南省新鄉市國營燎原無線電廠(國營第760廠)工作,擔任技術員。

孫亞芳隨後三年的職業生涯,出現了不同尋常的「躍升」。

1983年,她進入新鄉市的中國電波傳播研究所工作,任教師。1985年,她上調至北京信息技術應用研究所工作,任工程師。

值得一提的是,孫亞芳畢業後就職的這些單位,都並不普通。依據維基百科、百度百科等網絡公開信息,燎原無線電廠和中國電波傳播研究所,都是中共的軍工企業,當時都隸屬於中共的原國防科工委(現已撤銷)。

尤其是「北京信息技術應用研究所」,該所頗具神祕色彩,在公開網絡上幾乎查不到相關資訊。僅有一個2008年的中國信息安全年鑑(網頁鏈接 ),顯示該所屬於「公安部、國安部、國家保密局、中辦機要局、信息產業部等國家信息安全主管部門」。

另外,熟悉中國情況的人士都知道,即使是在中共對戶籍管控已大為放寬的今天,中國人想要調到北京工作,都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情。而在上世紀80年代,從河南省一個普普通通的地級市、上調到北京市,對於普通民眾而言,是不可想像的難度。

但孫亞芳,卻可以辦到,而且是在短短兩年內;並且還轉換了職業,從教師轉為工程師。出身普通家庭的孫亞芳,如何實現這種「神奇」的職業飛躍?

孫亞芳「權勢」的真正憑仗

孫亞芳加入華為前的「神奇」職業生涯,在帶給她極大神祕感的同時,也增大了外界對她和華為、與中共特務部門有關聯的質疑。

美國政府早在10多年前,就注意到華為與中共之間的關係,以及由此產生的威脅。

據美國科學家協會(FAS)報導,美國中央情報局旗下「開源中心」(Open Source Center,簡稱OSC)2011年10月曾經發布報告(報告鏈接),引用《新京報》《鳳凰財經》等陸媒報導,指孫亞芳加入華為前,在中共國安部通訊部門工作,並對任正非有知遇之恩。OSC報告說,陸媒並未披露孫亞芳加入中共國安的時間和期限。

1985年進入北京信息技術應用研究所擔任工程師,是唯一能公開查詢到的,孫亞芳加入華為之前的職場經歷。

根據維基百科信息,中共最大的特務機構——國安部,在1983年成立時,是由原中共中央調查部整體、公安部政治保衛局部分單位、中共中央統戰部部分單位、以及原國防科工委部分單位合併而成。

因此,孫亞芳進入華為前就職的「北京信息技術應用研究所」,很可能同其最初加入的兩家單位一樣,在1983年之前都隸屬原國防科工委。

不過,該所應該在1983年中共成立國安部時,被併入國安,劃歸中共的特務情報系統;所以2008年的中國信息安全年鑑,才會將該所列為公安部、國安部「等國家信息安全主管部門」,而且在互聯網上也查不到任何該所的相關資訊。

也就是說,孫亞芳最遲在1985年上調至「北京信息技術應用研究所」時,就加入了中共國安。也正是憑藉國安的權力,孫亞芳才可能從河南新鄉市的原國防科工委下屬機構,上調到位於北京市的國安系統下屬單位。

OSC報告還指出,在華為1987年創立初期,孫亞芳曾運用國安部的影響力,幫助任正非渡過了財務難關。陸媒稱是孫亞芳在華為最危急的時候「挽救了華為」。不過,華為在發布的年報中,從未提及孫亞芳曾有中共國安部的工作經歷。

雖然任正非如何結識孫亞芳,以及1987年華為初創時、孫亞芳為何願意「挽救華為」,一直都是謎,在汗牛充棟的華為和任正非的公開報導中沒有隻言片語。但梳理了孫亞芳的職業生涯後,不難看出,孫亞芳加入國安前的國防工業背景,與任正非的解放軍背景,有著高度的關聯性。

或者說,當年孫亞芳之所以「願意」幫助任正非和華為,與孫的國防科工委或國安背景有關。

華為海外擴張 暗藏「寄生」戰略

OSC報告曝光的孫亞芳的中共國安經歷,不但合理解釋了她加入華為前的職業生涯,同時也為各國政府對華為的擔憂,做出了完美的註解。

根據陸媒和華為公布的資料,進入華為前一直從事「技術工作」的孫亞芳,1989年「脫離」公職、加入華為後,卻改行做起了市場和人力資源。

她先後擔任市場部工程師,市場部總裁,人力資源委員會主任等職位。1998年,在任正非的提議下,孫亞芳出任華為董事長,負責對外協調,任正非則負責對內管理。2018年3月孫亞芳突然從幹了20年的董事長職位上隱退,華為公告稱,孫亞芳將繼續在華為的建設與完善中發揮重要作用。

孫亞芳進入華為的職業轉換,看似突兀,但結合華為隨後的發展,不難看出其中的端倪。

1998年起,華為開始大力發展海外市場。華為制訂的海外發展戰略,就是沿著中共的外交路線走。這一獨特的市場發展戰略,很可能與主管華為市場和對外工作的孫亞芳有關。

孫亞芳出任華為董事長以來,帶領華為向海外大規模擴張,1996年進入俄羅斯市場,1997年進入拉丁美洲市場,1998年進入非洲市場,2000年進入亞洲市場,2005年打開歐洲市場。

而美國等多國政府多年來一直指控華為受中共控制,可能利用其售出的電信基礎設施和手機等終端設備,替中共收集各國情報、竊取機密、或從事其它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

如果將華為「獨具特色」的海外發展戰略、與孫亞芳中共情報部門的背景相結合,可以看出美國的指控並非空穴來風。

而且,孫亞芳領導下的華為,實施海外擴張的目標,甚至遠遠超出了美國的指控。例如,華為正在通過海外擴張來影響外國政府,干涉他國內政。

紐約時報2019年1月23日的報導披露了,華為是如何通過贊助、投資與承諾,來影響歐洲國家的政府。

紐約時報舉例說,華為在英國向大學捐款,為政治領導人舉辦宴會,贊助知名慈善機構。2018年華為宣布向英國投資30億英鎊後,首相特蕾莎‧梅在北京會見了華為董事長孫亞芳。在德國,華為投資研究創新產業,並贊助包括執政黨在內的各黨派的政治活動。

華為這些投入可能獲得了商業之外的更多回報。在美國政府向全球警示華為5G安全風險的背景下,英國、德國至今對禁用華為猶豫不決。

事實上,英國、德國等歐洲國家,和北美的加拿大一樣,想要擺脫華為可能會不輕鬆,因為華為已經滲透進這些國家的電信基礎設施中。

而在非洲,即使媒體去年曝光了非洲聯盟機密數據失竊事件,且事件或與華為有關,但非洲聯盟今年4月依然與華為簽署協議,擴大在5G等領域的合作。華為建造了非洲大部分的手機基礎設施,影響了從教育、銀行到醫療和政府等多個領域。

從這個角度看,華為的海外擴張,已不僅僅是搶占市場、賺取利潤的商業目的,甚至超出了替中共國安系統收集情報、竊取機密的單一目標。

華為的海外擴張,實質上已經發展為一種「寄生」戰略,通過向業務所在國輸出產品、服務和投資,控制當地的電信基礎設施,滲透進當地的政治、經濟和民眾生活中,對所在國進行「寄生」;最終達到收集情報、竊取機密,甚至影響所在國政府、企業和民眾的目的。

而這,也正是中共利用華為、中興等中國企業,對外擴張中共影響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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