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禁言 楊子立：熱血青年令中共恐懼
針對中共近來對大學越來越嚴厲的輿論控制，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楊子立認為，年輕人沒有恐懼，反而是他們熱血奉獻的精神，讓中共恐懼。
楊子立表示，當局在全力防備這件事的時候，在它沒防備的地方，會發生新的事件，然後它又制止這個新事件……它的精力有限，但社會矛盾不斷積累爆發，今天發生卡車司機罷工，明天出來上千萬的P2P受害者，後天又是幾百萬越戰老兵……
「雖然目前這些運動還沒有看到政治要求，但是遲早有一天會提出政治要求，或者是一些年輕人，他們可能沒有恐懼的經驗，能夠有一種獻身主義的精神，靠著年輕人奉獻、衝鋒犧牲的精神，反而能帶領大家提出一些政治口號。」
他對本報記者說：「也就是有一天，當大家覺得當局沒有那麼可怕的時候，這些東西就會出來，這是必然的。」
楊子立是1998年的北京大學電腦系碩士畢業生，在北大期間就在校創辦「北大事實社」，利用假期去農村調查，討論社會問題及宣傳法律知識，後來又架設「羊子的思想家園」網站，關注中國農民問題和政治問題。
2000年8月，他與徐偉、靳海科、張彥華和張宏海成立「新青年學會」。2001年3月13日，楊子立被祕密拘捕。2003年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有期徒刑八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2009年3月12日，刑滿出獄。
去年到美國定居的楊子立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講述了自己在中國國內高壓下的心路歷程，以及出獄後他進行的一些中國民眾受迫害調查。
記者：那個時候為弱勢群體發聲的算是鳳毛麟角，什麼原因讓您站出來？
楊子立：我出生在農村長在城市，寒暑假時經常回農村。城市和農村的對比非常強烈。這個差別不只是表面上，而是權利上。農民不但沒有任何保障還要交農業稅，即使是老年人沒有勞動能力、殘疾人，也要交人頭稅。這是非常不公平的。原來只是覺得不公平但是並不知道為甚麼，到了北大以後，理論上才有出處。
記者：少年、青年成長過成中對您思想影響比較大的人有哪些？
楊子立：我到北大以後認識了當時在北大讀博士的李柏光博士，他可以說是我的領路人。他給我介紹了社會科學方面的書，比如說像哈葉克的《通向奴隸之路》，還有一些經典的洛克、孟德斯鳩的書等等。他還介紹我認識一些比較重要的知識分子，比如劉軍寧老師，是自由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可以說他對我的思想影響也非常大，一直到現在。
另外，秦輝老師對歷史的分析和對三農問題的關注，對我的思想形成也是影響很大。之前也曾拜訪過社科院的許良英老先生，他明確跟我說我的這些思想屬於自由主義。
我學理工科的，對自由主義並不太懂。他告訴我之後，我才回去查詢一些這方面的政治哲學書籍。我當時在北大之所以能接觸到這些自由派的思想，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可以到研究生閱覽室去看書。
比方有港、台的一些雜誌，能接觸到一些真正的文學知識。但是這個閱覽室對大學生是不開放的。它就怕大學生看到這些會引起思想上的變化。現在學校怎麼控制我不知道。
其他還有一些人，比如說像曹思源老師，我當時也請他去做過講座，講中國的一些憲政改革方面的事情。
還有搞歷史的王海光老師，中央黨校的，對我的影響也比較大。到後來又接觸了民間異見人士，認識了江棋生先生，又接觸了徐文立先生，1998年，我還加入過中國民主黨，這樣的話就基本上算是一隻腳踏到這個民運的道路上去了。然後有一些民主黨的同道朋友一直保持到今天。
記者：你跟朋友們在2000年成立了新青年學會？
楊子立：在畢業前，我在北大跟一個叫高威的大學同學組織了一個北大時事社，然後跟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歷史大學、青年政治學院還有廣播學院等等好多學校的學生有橫向的聯合，他們也有一些文化思想團體，我們就一起來搞一些活動，研究探討。
後來青年學會的這些人，都是原來在學校期間不同的學生社團的骨幹。我們當時入獄的一共四個人嘛，基本上都是關心農民問題走在一起的。我可以說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其他幾位同學很多是學生黨員，但是無論是否被中共洗腦，這種出生於農村對農民的一種關心這個是天然的。
記者：北大學生最近成立「馬會」，遭到學校打壓，有些還被電視認罪。
楊子立：我聽說了，因為這個事情是跟佳士工人的罷工有關。其實不只是北大學生，有很多學校的學生，雖然思想上「毛左」，但是他們支持工人這一點上是沒有問題的。所以當佳士工人罷工這個消息傳出來以後，像岳昕這些學生，他們就去支持，那遭到打壓以後又有其他學生支持這些被捕的學生。
我覺得當局強化灌輸馬克思主義理論，往往會物極必反。你灌輸多了，學生腦子裏全是階級鬥爭觀念。階級鬥爭觀念是一個雙刃劍，一方面他可能會覺得你這是一黨專政，另一方面呢，他覺得你走資本主義道路，認為你脫離社會主義。
比如說這個「烏有之鄉」就是這種思想的典型代表。所以當局強化這些馬克思主義教育的結果，我覺得產生了很多反體制的毛左學生。
記者：出獄後，您又經歷了哪些事情？
楊子立：出獄後，我進入了北京傳知行研究所，在那個研究所待了5年，這期間主要是研究農民和農民工的醫療健康權和子女教育權，做過底層訪談，培訓一些志願者，讓他們採訪底層老百姓，寫出老百姓的悲歡離合。
為了這個研究我們到了20多個地區去調查，回來寫了很多報告。除此之外我們還做了計程車研究、稅收政策研究、法治研究，當局一直不希望我們去碰的，隨時想把我們取締掉。
2014年9月發生了香港占中運動，傳知行被捲入進去，然後所長和幾個同事有6個人被抓，其中3個人受到酷刑，後來在傳訊我的時候，我就把手機關掉，逃跑了，逃離了北京。
2017年我開始調查武漢大學生失蹤案。我用業餘時間去做了些採訪、調查，收集他們的資料，這個事情是很奇怪的。這麼多大學生失蹤沒有人關心？其實不是沒有人關心，因為只要你一關心，它就開始打擊你。
當時有一個記者曾報導過這些失蹤的事情，結果當局不但不去破案，反而把這個記者抓起來，說他造謠。當局稱失蹤的4個大學生都找到了，有3個回學校，1個回家了。後來我調查，他們都沒有回家。當時我發現有28個在校的大學生，除了一個之外其他都是男大學生，超過一半都是身高180以上的，都沒有找到。顯然當局是在極力掩飾，用謊言來掩飾這個事情。在大家都關注的時候，有幾個月沒有再出現失蹤案件。
但是到去年8月又開始有人失蹤，12月有2人失蹤。我說的僅僅是武漢的大學生。也就是說大家一旦不再關注了，這個犯罪團體又開始猖獗。
他們失蹤了，一方面有可能被弄去做農工去了，但是還有一個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被害了、器官被移植了。
據說法輪功是群體被（器官）移植的，這個可能性當然也是非常大。中國這樣一個法治不完備，又腐敗這麼嚴重，關注官場又很盛行，你覺得是受害你去報案，他們都不管。然後當局的一些主動迫害，出於金錢崇拜，什麼喪心病狂的事都可以做。
因為我一直在調查，武漢的警察跨省到深圳去抓我，那是十九大召開之前，他先去我家抓我，沒抓到。第二天又去公司，我又剛走，後來我就躲了幾天。等到十九大開完之後，武漢的人就走了，但是深圳的國保逼迫公司把我開除了。
他們把我列為重點維穩對象，要求我每個月去警察局（跟他們）見面談話，後來看我不配合，他們就去威脅房東，要趕我走。我申請到美國的簽證，7月離開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