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他躺在冰櫃裡已經十年了，死的時候是四十二歲。2008年2月6日，他因「奧運安保」被抓進看守所，八天後死亡。他年邁的老母親至今都以為他還活著。

他是一個樂手，畢業於北京大學。

在公開場合，他的名字不再被他的樂隊提及，換了樂手的樂隊，目前仍活躍在中國大陸樂壇。他的很多朋友、同學不能公開紀念他，對他的死諱莫如深。

他的名字被中國官方網站屏蔽，他叫于宙。

2

1966年5月20日，于宙出生在中國東北松源的紅旗農場五隊，也叫七家子，位於前郭爾羅斯蒙古自治縣，隸屬於吉林省。

小時候于宙就比一般孩子傻，于宙的姐姐于群介紹，「他個子比同齡孩子高，但有孩子打他，他也不會還手。我替他報仇，找機會把那孩子給揍了，他還不領情，說你打他幹嘛呀？稍大一點的時候，村裡有人家宰牛，他還會為牛哭起來，我們那時都笑話他。他還木呆呆的，吃的啊、玩的啊，什麼事都不往前搶，也不爭，那時候東西少……」

十一歲時，于宙全家搬到了長春農安縣。1985年，他考上北京大學西語系法國文學專業，他是當地的文科狀元。

當于宙帶著少年的文學夢想來到北京時，北大作為精神意義的象徵，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950年代，北大的院系調整及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文革時期的大字報、打老師，及後期「梁效」（即「北大、清華大批判組」的化名。──註）的「批林批孔」，使北大學人的尊嚴早已喪失殆盡。1986年開始肅清「資產階級自由化」，那之後北大的自由，就更多體現在男女交往的隨意，及西方現代文藝思潮的自由湧進了。

對中華傳統文化的離經叛道讓學生們興奮不已，追求個性解放的文學藝術當時成為主流，先鋒的、實驗的文藝演講在北大到處都是。于宙從不激烈地反對什麼，他的口頭禪是「我是農村人，不太懂」。當時也在北京上學的于群說，「他不願故作高雅，所以才強調自己是農村人。其實我父母都不是農民，我父親農大畢業，我母親是小學老師，我家有非常多的外國文學書，也是因為他看了很多書，才想到北大學法國文學的。」

當大家想著將來幹什麼、怎麼發展時，于宙吊兒郎當，找女孩談談戀愛，或者彈彈吉他。一些在別人看來很不現實的東西那時就開始困擾他了，他當年的一段詩留下來：

走啊走

走到一個大門口

推開了門

往裡面看

裡面什麼都沒有

「一點詩意沒有」，多年後他妻子許那回憶，「但嚇了我一跳，修煉後我才能理解它。」

3

1989年，北大學生的政治熱情開始高漲，他們希望中共能夠在內部改進，能夠更加民主、自由。臨近畢業的于宙，和大多數學生一樣，該去的地方他都去，三角地看小字報，遊行，天安門廣場也去了，「總是要去支持的」。但他對國家大事沒有熱情，也不喜歡政治，6月4日之前他就趁亂到農村玩去了。

畢業時國家安全部曾去他們系挑人、政治審查，于宙不想去：「祖宗八代都查，那不就是當特務嘛。」最後他選擇到北京外文局當翻譯。

外文局是中共對外宣傳的喉舌，他所在的《北京週報》法文部就是周恩來親自命名的。于宙喜歡奧林匹亞打字機的聲音，「像音樂一樣悅耳」，但翻譯中共領導人的講話讓他厭煩。當時如果想掙外快，還可以加班翻譯《鄧小平文選》。

工作之餘，剛剛畢業的大學生經常搓麻將玩撲克牌，那是六四以後嚴酷的政治氣氛中，最為放鬆的流行娛樂了。于宙不會搓麻將，大多時間就是撥拉一把吉他，有時和朋友褚福軍等聊聊文學。（褚福軍，又名戈麥，北大中文系畢業的詩人，當時在外文局工作。──註）

1991年，褚福軍負石塊自沉萬泉河，這讓于宙很有感慨。他後來說，如果沒有真正的信仰依託，沉浸在純藝術裡的人生其實也是沒有出路的。

在北京城的于宙，執著地想念著他出生的地方，他經常閃著單眼皮的小眼睛，孤獨地吟唱：

總是在夢裡，

又回到老地方……

他出生的地方只有幾十戶人家，家家都敞著門過日子，不太擔心丟東西，東西被偷也知道是誰幹的。

他說起村裡的蘆葦塘，裡面有大天鵝，叫「長脖子老等」，「沒啥稀罕的，北京也會有」。有一次，在北京一條發臭的護城河邊，他堅持說不遠處的石頭上，站了一隻「長脖子老等」。朋友和他打賭，走過去一看，果然不是，一個灰色塑膠袋纏在了水泥澆灌的石頭上。

多年後他回老家找，也沒看到一隻「長脖子老等」，他喜歡的東西都消失了。

不能適應機關生活的于宙總被領導「談話」，最嚴重的違紀是：沒有經過申請，他就和外國專家私自接觸。領導也沒把他咋樣，他倒是決心自動離職了，那時候，和他一起進外文局的同事，靠翻譯《鄧小平文選》，農村老家都快蓋上房子了。

4

1991年，于宙從外文局離職下海，當時也不是想賺什麽大錢，他只是想換一種生活。

「我們都認為他沒有做生意的頭腦，有時還缺心眼。」一個北大同學回憶，但出乎意料，他賺了大錢，「他是頭一個用手機給我打電話的人，我記得太清楚了，因為那時候大家也只有個數字呼機（俗稱BB.Call）。我能在電話裡聽到呼呼的風聲，他在街上給我打電話！那年代，不可想像啊！」

拿著磚頭一樣的「大哥大」，叼著雪茄，于宙成了一個「倒爺兒」，前呼後擁，每天都是飯局，然後帶客戶到酒吧唱卡拉OK。他經常唱《凡人歌》：「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間，終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閒。既然不是仙，難免有雜念，道義放兩旁，利字擺中間。」

開始還牛哄哄的他很快就感到痛苦了，那段日子後來被他唱成了搖滾：

錢是好東西

名是好東西

可是除了名和利

在人群之中又能得到什麼東西！

為何不逃離

能不能不去……

他對許那說，不想做生意了，「我想幹自己喜歡的事情」。

常去的酒吧裡，一對駐唱的北漂歌手吸引了他，他羨慕不已：像他們那樣生活多好，不用花錢唱歌，還能賺錢！幾年後，他與這對北漂的小娟和黎強夫婦組建了民謠樂隊。

5

他要搞音樂，1994年從北京飯店撤了出來。他的同學再次吃驚：「居然又玩上搖滾了，于宙連譜都不識！」不識譜的他靠錄音機寫歌，腦袋裡一有了旋律，馬上就打開錄下，找樂手排練、演唱。他參加各種聚會，與各種人接觸，每天都好像要出去找什麼，然後是每天都找不到。他寫的歌也沒人能理解：

當我發現自己的時候，

正在跟著人群往前走

……

再回頭看看我的所有

面對死亡就是一堆垃圾

可我還沒有找到什麼東西

能讓我投入心甘樂意

他總是不合時宜，他的同學說，我們不懂他。他不愛說話，心裡有主意，不太和人說心裡的想法。

折騰了兩年，于宙最後否定了他所有的搖滾作品，他認為音樂「不應該是宣洩」，而且，搖滾圈裡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兒也讓他越來越疏離，他說，「我心中是有淨土的」。

6

1997年于宙接觸了法輪功，剛開始就發生了奇蹟。當時他椎間盤突出，連幾斤重的米都抬不了，看《轉法輪》不到一個月，他就能背一個人上六樓了。但這還不是他要修煉的根本原因。

他興奮地告訴朋友：「我有師父了！我知道生命的意義了……」

不是所有人都關心這個。他笨嘴拙舌，說話又慢，被搶白一通後，也就默默地給侃侃而談的朋友們端茶倒水了。他不氣惱，也不辯解。他的真誠和孩子氣，讓習慣了插科打諢的朋友們也不忍心嘲笑他。

在一個小本子上，他工工整整寫了這句話：你是否正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對人好。

還有一句歌詞後來被發現：

當我發現自己不屬於這個世界

我決定與它和平共處

他寫字一筆一畫的，他學不會連筆字，瀟灑不起來，以至後來在CD上給粉絲簽名，也笨拙得很。

7

「師父把我從地獄裡撈出來，洗乾淨。」有一天夜裡打坐後，于宙說：「真正的覺者，是能為真理而赴湯蹈火的。」那是1999年初，許那回憶，當時他表情肅然，像小學生一樣，手放在自己的心口。

1999年7月20日，法輪功被中共定為「×教」後，全國各地有大量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上訪。很多外地學員在于宙家有過短暫的停留。于宙帶回了學電腦的黃雄來家裡交流，吉林大學數學系教師沈建利和她兩歲的女兒格格、工程師雲慶彬夫婦和他們的小兒子、大連輕工學院的陳家福等等，都在他家住過。武漢的彭敏那時也偶爾到他家洗個澡，晚上彭敏在菜市場的攤位上睡覺。

于宙有時開車把學員送到天安門，然後到樂隊排練。晚上演出後，有時會往家拉違禁的書和資料。有一次，他拉了一後備箱的《法輪功》，到家後說：「我害怕，總感覺警車在後面嗚嗚跟著。」但下一次讓他去拉書，他還是毫不猶豫。

那時他家最多一次住過五、六十人。警察來了，抄家。人不斷被抓走，被拘留、被判刑、被勞教。于宙也被拘留了兩次。

2001年4月，彭敏死了，二十二天後，彭敏的母親也死在同一家醫院。看到消息後，于宙異常嚴肅，對許那說：「將來我們兩個不管是誰，如果是因為修煉而死，另外一個人一定不要難受。」

8

不久，許那遭判刑五年，罪名是「利用邪教組織迫害法律實施」，那次如果不是于宙出去排練，也會一同被堵在家裡的。

于宙對監獄警察直言自己也修煉，所以就幾乎得不到探視妻子的權利。唯一有一次電話接見，隔著玻璃，他拿著話筒對許那說：「你過得比我更有意義。」那五年，于宙與樂隊一起，繼續排練演出。

一位粉絲朋友後來接受採訪時回憶：「我一直不知道于宙家裡的事。但那天他特別高興，說第二天他妻子就要回家了，說她在監獄已經整整五年了。接著于宙就談了他們的信仰，而且他說了一句話，後來我才反應過來，當時我以為他不過就是說說罷了。他說：『我是能為信仰付出生命的。』」

那時樂隊已經有了名氣，評論說，他們樂隊用音樂搭建了一個世外桃源，閉上眼睛聽他們的音樂，好像就進入了林中山谷，就可以遠離世俗的煩惱。樂隊名字叫「山谷裡的居民」。

9

2007年11月16日，樂隊在中國傳媒大學開始了巡演的第一站。最後的壓軸曲目是于宙唱的。他自己吹口琴伴奏，翻唱了羅大佑的《愛的箴言》：

我將生命付給了你

將孤獨留給我自己

我將春天付給了你

將冬天留給我自己

……

他神情漠然，沒有一絲煽情，也沒有與台下互動。一個在場的學生說，傳媒大學的舞台，一般人鎮不住，最後一曲都會被習慣性惡搞，不管有多大的名氣都會被噓。很奇怪，那天台下的學生居然沒人起哄，也不知于宙怎麼就鎮住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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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多月後的一個晚上，于宙與許那開車回家，路上被警察攔截。他們的身分證號碼被當場聯網查驗，很快證實他倆均修煉法輪功。警察在于宙的吉他袋裡找到了幾張神韻光碟。那一夜，他們作為「同案」被扣在派出所訊問。那是中共「創建平安奧運」的第一天──2008年1月25日。

許那回憶：

「第二天我們被拉到醫院體檢，之後在通州看守所門口再次體檢，體檢合格才可以被拘留。在羈押室門口，走在前面的于宙突然就停住了，轉過身對我說：『這一次，我將以生命為代價。』他表情僵硬，看著我，又說：『你放心，我行。』

「進了羈押室，他什麼都不配合，我聽見他對警察說：『我沒有罪』，警察對他吼起來……那幾天南方爆發了特大雪災，北京也奇冷無比。」

八天後，于宙的在京家屬被通知「于宙病危」，他們趕到北京999急救中心，但不許接近于宙的身體，周圍擠滿了黑衣警察。當晚十點，于宙被宣布死亡，警察稱死於糖尿病。

那是除夕之夜，北京城的鞭炮不停歇地炸響，讓人心慌。于群說：從那以後，我再聽不了鞭炮聲了。後來于宙在她的夢中出現，對她說，「姐，不要難受，死，只不過是在世間脫下了一件衣服。」

隔著看守所的柵欄門，警察對許那宣布了于宙的死訊，她沒有掉一滴眼淚。第一次被判刑時，她的「同案」、法輪功學員李麗死在看守所；這次的「同案」是她丈夫，又死在看守所。她想起了丈夫曾對她說的那句話：將來我們兩個不管是誰，如果是因為修煉而死，另外一個人一定不要難受。

許那就于宙的非正常死亡向通州看守所提出了控告，因其是法輪功修煉者，檢察院「不予受理」。 之後她再次被判刑三年。

于群則要求警方出示當時的監所錄像，警方開始說，「可以給你看一部分」，後來又說，「錄像都刪了」。

「于宙被拉到醫院前，每天我都和他在一起。」一個與于宙同監室的在押人2011年出現了，他聲稱見證了于宙在看守所最後的日子。

「他受的苦不是人受的」，他豎起大拇指，「于宙是一個爺們！沒見過這麼剛兒的爺們！」這個不願公開姓名的人還說，「通州看守所草菅人命，責任警察叫董亞生，會武術。」百度網上查到，董亞生曾被評為全國優秀警察，是警察系統內的武術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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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想死，但他決絕做出了一個決定：「我將以生命為代價。」

在此之前，他認識的一些修煉者有罹難的，包括沈建利；還有黃雄失蹤十五年都沒有消息；陳家福和彭敏被打死；參與長春插播的雲慶彬被逼瘋，他的妻子也因為不認罪遭受酷刑。他當然非常清楚，他的選擇可能是「要拿命去換的」。

他的北大同學說，于宙生活的每一步都出人意料，但他的死，確實很難接受，因為「他不是叛逆的人，也不偏激，他性格忍隱，甚至很柔弱，不會與任何人為敵」。

他只是堅持：「我沒有罪」，他只不過單純地把自己的思考和生命實踐、融貫在一起，試圖以肉身去承擔這個結果。

當普通人已經無力抵擋國家機器的碾壓，當努力適應環境成為實利教育的目的，當趨利避害地遊刃有餘於現實成為一種智慧，當集體噤聲、選擇性遺忘、顧左右而言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常態，作為北大學子，于宙死的一個意義就突顯出來：一個人僅僅為堅守一個最基本的常識，就可以付出生命的代價，而更多的人，還沒有能力去面對這一最簡單的問題。

于宙死後一直躺在冰櫃裡，他的名字被中國網站屏蔽，所有與他相關的文字、影片幾乎都被刪除。而在一個老式卡帶裡，還能放出他二十多年前的哼唱：

我已經活了一百來年

一個無奈的軀殼

一個混亂的空間

是不是在我離開以後

天與地仍然會不停地轉

……

感謝所有接受採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