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滲透香港面面觀 統戰院校打壓學者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之後，發生多宗學者被打壓事件，包括2000年港大民調風波，時任特首董建華施壓港大民意研究總監鍾庭耀，要求停止進行特首及政府民調；2012年，時任科大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因接受新唐人和本報採訪，而遭中共喉舌猛烈抨擊；2015年，港大法律系教授陳文敏因港大副校長任命風波遭中共喉舌文革式批判。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也在雨傘運動前後遭親共建制派組織人士及中共喉舌不斷抨擊。
8月，中共喉舌《大公報》又開始新一輪的針對鍾庭耀、戴耀廷和香港城市大學退休政治學教授鄭宇碩的抹黑。地下黨的梁振英也加入打壓學者的行列，控告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及網媒立場新聞的文章誹謗。
梁振英打壓學者，激起學術界強烈反彈，發起連署及募資支援鍾劍華打官司，捍衛港人言論及新聞自由。鍾劍華對此表示不懼打壓：「我不覺得我暫時有什麼需要收斂。有公權力的領導人，或者當政的政府官員，真不應該就這樣不知輕重去告他人。」
地下黨員滲透港校 隱藏身分
鍾劍華日前接受本報專訪，談到中共對學術界的滲透打壓手法，他表示，熟悉中共的人士皆知道大專院校是意識形態的工具，在中國的大學有黨委書記，校長一定是黨的忠心僕人。而中共早在建政前，已在香港進行地下組織工作，相信當時在大專院校已有地下黨「以單線聯絡隱藏身分」。
「在報館我們有羅孚（《新晚報》前總編輯、地下黨員）的例子，我相信在院校中也有這個現象，有多少不知道。我自己很相信在過去半個世紀肯定有來自共產黨的人，用不同方式進入院校，可能只是做個普通的教職員，一直工作到高層。」
統戰院校 空降紅色校董
鍾劍華表示，近年來中共加強對院校的統戰工作，院校校長、校監或校董擔任人大、政協的越來越多。如雨傘運動後，時任特首梁振英委任「西環契仔」何君堯及代表潮聯小巴申請旺角佔領區禁制令的民建聯律師陳曼琪任嶺大校董會成員。
根據現行法例，特首兼任全港10間法定院校的校監，權力包括委任部分校董會成員和主席等，特首可委任成員的比率，占校董會人數一成至最高逾八成（演藝學院）不等。梁振英便被指「有權必用」，委任大量親共「梁粉」染紅校園。
2015年，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民主黨議員黃碧雲、教協會長馮偉華曾在報章撰文，指梁振英上任至今，已委任了多達70名校董，當中近三成是現任、前任人大或政協，並有多名「梁粉」獲得委任。
雨傘運動後加劇打壓學者
他認為中共對學者的打壓從政改爭議及雨傘運動後開始加劇：「一些比較積極爭取香港落實《基本法》承諾的學者，會連番受到官方喉舌狙擊，有時用的言辭相當惡毒，而且不是一次過，連番地追著你來打，甚至電腦網路、電郵被駭客入侵。」
尤其積極參與傘運的學者，當局要「槍打出頭鳥」，如「占中三子」之一、中大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進行了幾十年的「第三部門」、「社會組織」研究都被迫中斷了。他直言這對學者而言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可以說是謀殺一位學者的生命，而且過去幾十年他一路在做這些事情。」
同樣是「占中三子」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一直飽受中共喉舌及親共人士組織狂批。他最近透露已獲大學終身聘用，不過一旦官司被定罪可能會失去教職，但他早已表明不擔心校方對他有任何懲處。
理大政研中心失資源停運
目前，學者使用大學資源與民間團體進行民意調查研究的空間已漸漸失去。成立近廿載、專門進行政策性社會研究的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在今年6月停止運作。
身為中心主任的鍾劍華表示，中心最高峰時有約200名兼職工作人員幫忙打電話調查，正職員工有13名，現在只剩下3名。校方以財政理由不再支援此項目，很快「理大政策研究中心」辦公室也被通知要收回。
大學拒出借研討會場地
過往不少民間團體均借用院校場地舉辦研討會，現在教職員這個權力也被校方收回。鍾劍華以身兼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講師的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為例，他半年前計劃與業界辦研討會，「但當他向那間大學要一間房辦這個活動的時候，是拿不到的，最終他們來到這裡和我們合辦，我們都花了一些力氣，才可以令活動舉行。」
他形容，這個逐步收縮校園內公共空間的趨勢，很多人都很清楚感覺得到，且惡化得很快，「到今日如果同樣的事發生，我就連拿到房間辦成活動的把握都沒有。」
他聽到校方拒絕提供場地的理由是「不希望校園太政治化」，「教資會（UGC）出了一個指引，說大學的資源是要符合一些教資會規定的原則來使用，所以不可以亂借給人。」
浸大前教職員工會主席、民選校董及前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黃偉國，原本獲學系推薦續約，但最終遭社會科學院推翻，8月底約滿離開。
黃偉國說，中共不需直接出手，只需利用其支持者或手下，用所謂的「專業學術理由」，便令很多想研究香港、中國問題的香港學者遭受百般阻撓。反之，很多內地學者就很容易獲得撥款進行研究：「看他們的研究，多數都是重複中國共產黨的官方立場，形容中國共產黨如何忍辱負重，已忍你很久了，你現在還不聽話的這類觀點。」
他質疑大學撥款制度已變成一種利益輸送：「大學這麼人治的做法，給大學很大的空間去收拾，甚至教訓他不順眼的學者。」
以黃偉國自身為例，他在今年2月收到不獲校方續約通知，校方無視他原本達到非常良好（very
good）級別評估報告，卻以「莫須有罪名」指他沒有領導課程發展。他指大學不會明言什麼不能做，而是挑剔研究內容，「挑剔計劃書一些地方不好、沒有分析能力、很膚淺等，然後不撥款給你。」
黃偉國在傘運期間與其他學者成立「民主教室」支援罷課學生，甚至一度聲言不排除把行動升級至罷教，更曾邀請前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擔任課程嘉賓。早前浸會大學爆出普通話畢業要求爭議，黃偉國也曾批評校方強行把學生停學是打壓學術自由。
他也是傘運後被重點打壓的學者。他分析，這種打壓可能來自中聯辦及港府的施壓：「校長本身你可以說有一個誘因，他要完成政治任務；第二是校長覺得你在這裡，能拿到研究經費賺到錢，但寧願找一個聽話的學者，成本更低。所以看到一些研究香港的學者不接受訪問或是躲起來，都是一種保護自己的手法。等到大學升了我做副教授或是有長俸制後，大學不容易炒我的時候才出來做訪問，或參與社會運動。」
大學大陸化 教育品質難保
今年7月有傳媒報導，浸大生物系所聘中國學者英語教學能力差，有學生反映其英語發音令人聽不懂教學內容，影響授課品質。黃偉國坦言一些好的教授可能看不上該校，校方將就請一些中國學者，若一兩年沒良好表現，就像時裝店換季一樣再換即可。他甚至曾看過中國的大學在浸大校園招生。還有親北京的學生組織如學協（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打正旗號到中國做實習，及由教聯成立的學生組織利用一些教學獎項吸引學生。
他也同樣面對租用大學場地的困難：「大學租場給親北京的組織機構搞活動，但若是親泛民、民間公民社會組織就不租給你。以前教職員可以租場，現在這個權被收回，像外面機構一樣收錢。大學用行政手段排擠一些公民社會組織，將此做法合理化。」
中聯辦定期約見學者
另外，去年有傳媒就揭露中聯辦教育相關部門人士約見校長及老師討論初中的中史課程。鍾劍華也表示這已不是祕密，他透露早在20多年前自己還是小人物，中聯辦便邀請他傾談：「久不久碰碰頭，見見面，吃頓飯，談一下大家一些最近關注的問題、國內的事，問你意見，問你怎麼看。國慶酒會給你一張請柬，這些在新華社年代已經有了。」
主權移交後，這種交誼活動從未間斷，接觸學者的人來自中聯辦不同部門，「他有什麼社工部，久不久都會有他們的幹事，或者他們的幹部來找你『聊一聊』。」他說，兩個多月前，中聯辦的人也跟他見過面。
至於會面的地點，從附近酒家、到進入中聯辦內都有，「當然進去（中聯辦）要很小心了，你的電話要放在外面。」
九評編輯部去年底發表新書《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中，剖析了中共消滅知識分子的歷史，指中共對精英的改造、鎮壓、剿滅有著系統的安排。「對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等院校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始於中共建政初期。」中共認為這些「士大夫」階層，他們的思想對民間意識形態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掀起一場「鎮壓知識分子，強迫全民說假話」運動。
「經過三反、五反、鎮反、思想改造和院系調整及反右等一系列精心安排的摧毀文化、殘殺各類文化精英的運動，中國鄉村、城市那些支撐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英人群基本被毀。同時唯物論、無神論、黨文化培養的新一代已經成熟，他們帶著暴力思想、行為開始進入角色，進行摧毀神傳文化的下一步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