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4-4)：經濟篇(上)

福利可以作為一種救急的手段，但不應當成為常態。福利對於因意外原因遭到負面衝擊的人（比如意外工傷、疾病、自然災難等）能夠起到幫助作用，但是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以美國為例，截至2014年，從約翰遜總統開始的「針對貧困的戰爭」在五十年中花費了納稅人2.2萬億美元。但美國統計局的數據顯示，除了最初的十多年，美國的貧困率過去近四十年基本維持穩定：貧困率並未通過救助降低。

美國經濟學家尼更森（William Arthur Niskanen）指出，福利制度造成了「貧困文化」，和「貧困文化」互為因果。後者包括貧困、福利依賴性、非婚生育、暴力犯罪、失業、墮胎等。尼更森的經驗研究表明，在「撫養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計劃」（AFDC）中，受助人的救助收入每增加1%，會吸引受助人口增加3%，貧困人口會增加0.8%，非婚生子女出生率會增加2.1%，而墮胎次數、暴力犯罪也都會相應增加。這證實了高福利的反向刺激造成對福利的依賴性，減少人的責任感。

貧困文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家庭的解體。經濟學家威廉斯（Walter E. Williams）追溯美國黑人貧困問題的歷史和現狀，指出當代高達85%的黑人孩子出生在單親媽媽家庭，成為推高黑人貧困率的重要因素。而高福利制度助惡為虐，讓未婚生育的媽媽不必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她們可以從政府福利中拿到津貼、住房補貼、食物券等補助。福利成為推高未婚生育率的助手，造成更多貧困。

儘管福利水準不斷提高，三十年來美國的貧富差距仍在擴大，平均工資收入（扣除通脹）增長緩慢，財富流向最富裕的階層，甚至出現了「工作的窮人」（working poor）。越是這樣，左派越是以解決「貧困」問題為藉口要推動大政府、高稅收、高福利，陷入惡性循環。

（6）左派用福利政策把民眾變成票倉

左派政客鼓吹高福利、高稅收政策，常常以「幫助窮人」、「社會公平」等看似高尚的理由，搶占了道德制高點。實際上，他們本人並不是福利的施捨者，他們的做法只不過是把富有階層和中產階級的財產挪給窮人。然而當福利制度混淆了施捨者和受贈者的關係之後，這些福利政策的主張和制定者卻引導福利受益者將感恩和報答的對象指向自己，讓他們用選票作為回報。利用高福利承諾來把大眾變為自己的票倉，這種現象在美國和歐洲都廣泛存在。

2）西方國家對經濟的積極干預

（1）國家干預的現狀

從目前現狀看，自由社會的政府也已經深深介入了經濟領域。這一方面是因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影響下的福利政策，使得政府越來越捲入財富分配。另一方面，西方社會在上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之後深受提倡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說影響，用金融和財政政策調控經濟。

在一個正常社會裡，國家的角色是有限政府，通常只在危機與自然災害之時，或在某個特別時期特別情況下對經濟進行干預，這無可厚非。但凱恩斯主義現在已經成為一種思潮、「時尚」，各國政府爭相奉行實施積極的國家干預政策。

隨著政府全面介入經濟運轉，其一舉一動對市場造成巨大影響，成為經濟的晴雨表。很多政策法規直接決定企業或行業的成敗，以至於大量企業、個人投資者要仰賴政府鼻息。很大程度上，政府角色從通常的規則制定者和監督者變成了經濟活動的指導者和參與者，從裁判變成了集球員和裁判於一身的角色，政府用「看得見的手」取代「看不見的手」，成為資本和市場運行的主要指揮者和調控者，成為私有經濟主體的替代者。

積極的財政政策與高福利政策讓很多政府背負巨額債務。根據國際經合組織的資料，有近半國家債務接近GDP的100%甚至更高，還有的國家甚至超過200%。龐大的財政赤字已經成為很多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巨大隱患。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曾經發表大量論文研究國家干預及其效應，他發現幾乎所有經濟方面的干預都出現了負效應。他認為政府的干預如此之大，以至於達到了經濟學家所稱的「負邊際回報」。

儘管如此，人們仍然看到不管是哪個國家，都在越來越積極地干預經濟，政府干預能力已經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未完，明日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