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與人權 拷問良心

1992年，發生了兩件事。一是年初鄧小平南巡，向踏著「六四」被鎮壓的學生鮮血躥上總書記高位，意圖向左轉的江澤民喊話，重申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引發了又一輪經濟熱潮。另一件事是當年5月13日法輪大法（也叫法輪功）開傳。法輪大法是佛家上乘性命雙修大法，以「真善忍」為準則，祛病健身，道德回升。人傳人，心傳心，到了1999年法輪功就有超過7千萬之多的修煉者。在共產黨這樣一個嚴厲的無神論環境裡，民間公開傳出有神信仰，直接衝擊著共產黨的無神論意識形態，意義非同尋常。

經濟上的鬆綁，馬上帶來中國經濟的起色，同時傳統信仰的興起，也引領著道德的回歸。這給中國的經濟轉型和社會發展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全球的資本和技術湧入中國，加上勤勤懇懇、不畏辛勞而心靈手巧的廉價勞工，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

可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卻付出了道德跌入深淵的代價。越來越多的人們已經認識到，中國最大的災難不是嗆人的霧霾，不是地方的債務，甚至也不是沒有芯片這樣的核心技術，恰恰是道德的危機。沒有道德、沒有誠信的經濟，如同走進了死胡同，註定沒有明天。而道德之所以如此敗壞，與19年前江澤民發動的迫害「真善忍」信仰有著直接的關係。

1999年4月25日，法輪功學員萬人大上訪，要求政府釋放前兩天在天津被非法抓捕的學員，允許合法出版法輪功書籍和給予一個比較寬鬆的修煉環境。當時的政府總理責成信訪部門接待學員代表，事件得以妥善處理，學員當晚和平散去。但是，就在4月25日那天晚上，江澤民給政治局常委寫了一封名為「一個新的信號」的信（收錄於《江澤民文選》第二卷，此乃江作為人權禍首的證據），叫囂「共產黨一定要戰勝法輪功」。中共政治局7個常委6個都不同意江澤民，是江一意孤行，把法輪功當作國家最大的敵人，欲除之而後快。7月20日江澤民發動了全面迫害，非法抓人打人，非法勞教判刑，毀書焚書，軍、警、特務、公檢法司、宣傳、外交還有其他所有部門傾國動員。當時鋪天蓋地的電視、電台、廣播、報紙、網路等無遠弗界的造謠誹謗帶來的輿論攻勢和烏煙瘴氣遠遠超過文革。

這應了法國人「諾查丹瑪斯」幾百年前在他的《諸世紀》中的預言：在1999年7月，將有恐怖大王從天而落。說的正是江澤民和中共別有用心的幾個人對法輪功的全面迫害。

江澤民迫害法輪功，是出於江的霉暗變態心理。一是急於樹立個人權威：1997年鄧小平去世後，兒皇帝熬到頭了，權力慾極度膨脹。中共黨魁樹立個人權威的慣例就是搞運動，跟風的升官，消極的靠邊站；二是妒嫉心大起：看到千千萬萬的法輪功學員對師父發自內心的尊敬，令愛虛榮、愛出風頭、心胸狹窄的江澤民妒嫉心大起。難以置信？卻是事實。

從表面上看，是江澤民利用了中共這套整人的機器來發洩他的個人變態醜欲。從深層次看，正如《九評共產黨》第五評「評江澤民和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輪功」所揭示的，江澤民與中共實質上是在相互利用，江澤民妒嫉法輪功師父，而共產黨容不下「真善忍」。《九評》編輯部在2017年發表的新書《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進一步揭示出共產邪靈的終極目的就是要通過敗壞人的道德來毀滅人類。共產邪靈需要尋找一個人間最惡毒的敗類來實施其計畫，共產邪靈找到的十惡俱全的人渣敗類正是江澤民。打壓「真善忍」的一定是「假惡暴」，共產邪靈對江澤民是愛不釋手，覺得這樣的又愚蠢又狠毒的敗類太難找了。江澤民幹出了「從名譽上搞臭，從經濟上截斷，從肉體上消滅」，「打死白打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甚至大規模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來殺人牟取暴利，犯下了「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惡」。

中國的經濟爆發與最惡劣的打壓「真善忍」的人權迫害在時間上重疊在一起，絕非偶然，這本身就是對人類良知的莫大考驗。如果以為邪靈是真的要讓中國人民過上好日子，那就錯了。在西方國家認為中國已經強大得不得了的時候，中共自己卻草木皆兵，弱不禁風，好像隨時都可能垮台一樣。天安門廣場的一句口號，居民小區掛的一條橫幅，網路上的一句真相言論，就能被戴上「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如此脆弱的政權，何來強大？用一句話來形容中國的現狀，就是一個「強大的弱國」。沒有道德，沒有正信的民族，何言強大？

19年來，法輪功學員堅持正信，堅持反迫害，堅持把江澤民和中共的謊言和暴行告訴世人。迫害仍在繼續，這是人類的災難，但這也就給了人類一次機會──那就是幫助停止迫害，把江澤民繩之以法。人在做，天在看。人能在正邪之間做出選擇，就是在為自己的未來做出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