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6-2)：法律篇

沒有法律限制地動用國家權力任意屠殺、使用酷刑、連坐，實際上就是國家恐怖主義，極為暴烈殘忍。這是共產主義原教旨國家走過的第一步。

譬如，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執政後的第一個月，死於政治原因的受害者就達數十萬之多。第二個月就成立了「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擁有不經審判隨意殺人的權力。從1918年到1922年，契卡殺人不少於200萬。

曾擔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長、政治局委員和總統顧問的雅科夫列夫在其著作《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改革運動》的中譯本序言中寫道：「僅僅這個世紀，俄羅斯由於戰爭、饑餓和鎮壓就死亡了6,000萬人」，以公開資料推算，死於蘇共鎮壓和迫害的大約在2,000萬到3,000萬之間。

1987年蘇聯政治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重新審理那些蘇共治下的冤案，雅科夫列夫也是委員會中的一員。在調閱了幾十萬的卷宗之後，雅科夫列夫寫道：「長期以來我總擺脫不掉一種感覺，似乎暴行的組織者是一批神經失常的人。但是我明白，這樣的解釋有把問題簡單化的危險。」

如果我們把雅科夫列夫的語言翻譯得更加直白，也就是說，那些暴行不是出於正常人的思維，也不是一時的衝動，而是精心策劃的；不是出於對建立一個美好世界的狂熱嚮往，而是出自於對生命的刻骨仇恨。那些推動共產主義的人，不是出於無知，而是因為邪惡。

不受法律制約的國家恐怖主義為蘇聯之後建立的共產黨國家所沿襲，中國、柬埔寨、朝鮮為其中的典型。

在《九評共產黨》第七章《評共產黨的殺人歷史》中列舉的暴行更加觸目驚心，僅僅在中共「改革開放」之前，就造成了大約6,000萬到8,000萬人非正常死亡，超過人類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

2）不斷變化的是非標準

如果說，為完成共產主義的最終目的，對內實行國家恐怖主義時可以肆意踐踏法律的話，那麼共產黨以經貿合作、文化交流和地緣政治等為名與自由社會交往時，則披上法律的外衣完成對西方國家的滲透和顛覆。比如中共的第一部《刑事訴訟法》是在1979年，即「改革開放」後通過的，表面上是為了達成「程式正義」，實際上卻並不認真執行。

馬克思毫不諱言「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階級社會的產物，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因此共產黨法律並不來自於神，也不是出自於對人的愛，更不是為了維護公平正義。在它之上沒有神的誡命和人倫綱常，而只有統治階級的利益，即共產黨的利益。而利益的隨時變動，必然也帶來法律的隨時變動。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中共在剛剛奪取政權的時候，為了搶奪全民的財產，在意識形態上以「階級鬥爭為綱」，由此在法律上設置了「反革命罪」，將所有抵制這種搶劫的人統統劃為「反革命」，予以監禁甚至槍決。在完成了以「公有制」為名的搶劫之後，中共需要再把這些錢裝到自己的腰包裡，因此在意識形態上改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提出了「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本質上不過是要保護自己盜竊來的全民財富，而普通老百姓的財產卻並不能得到保護。層出不窮的「強拆案」就是政府對居民財產的暴力侵犯。1999年初中共提出要「依法治國」，幾個月不到，就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群眾大打出手，建立淩駕於「公檢法司」之上的蓋世太保式組織「610辦公室」，操控「公檢法司」及舉國力量對法輪功完全不講法律而實施迫害。

中共為掩蓋其滔天血債，需要不斷製造敵人以達到殘酷鎮壓、威嚇百姓的目的。鎮壓對象的變化，從地主、資本家到「六四」學生，再到法輪功修煉者或維權律師，法律也必須一再改變。六十多年間，中共光憲法就用了四部，第四部在1982年頒布後，又經過四次修改。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中共都以「法律」之名加以修飾和美化，甚至於有時候連這種修飾和美化都懶得做了。

3）共產黨絕不會認真執行法律

共產黨為了展現「法治」、「與國際接軌」，在法律條文上還是要做些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但那些部分，絕不會被認真執行，譬如其《憲法》所規定的「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等。

既然馬克思認為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那麼隨時制定法律來鎮壓和對付敵人，在共產黨的法律體系中就是必然的，也是「正當的」。

這種體系決定了任何人一旦挑戰了「統治階級意志」（即共產黨的利益），就立即成為「依法」鎮壓的對象，哪怕你是失業工人、轉業軍人、失地農民、維權律師，或者是哪個倒楣的升斗小民。

在律師看來，字面上的法律條文從來不如現實來得強有力。因為當你援引法律條文、追求條文所規定的正義時，共產黨的法官和檢察官們跟你談的則是中共的「法的精神」。他們雖不懂文縐縐的學術語言，卻會用赤裸裸的大白話告訴你，「法院是共產黨開的」，所以就要聽黨的話。這些人儘管是無意識的，但他們所說的確實是共產黨國家的「法的精神」。

中共法官們在審理法輪功案件時流行的口頭禪就包括「你跟我講法律幹什麼，我跟你講政治。」「黨不讓辯護的。」「領導人講的話就是法。」「法院歸共產黨領導，要聽黨的。」「法輪功的問題可以不走法律程序。」「你別跟我講良心。」 英國哲學家培根曾在〈論司法〉（Of Judicature）一文中說過，「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多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汙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汙染了水源。」

由於共產黨的法律變來變去，有的部分可以執行，而有的部分絕不執行，因此這樣的法律也毫無神聖性可言。更何況共產黨這種基於「階級統治的工具」的「法的精神」造成了過去六十多年甚至近百年來數不清的冤案，也成為所有繼承「共產黨」名號的統治者背負不動的血債──8,000萬到1億冤魂。

從「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一最基本的常識出發，如果共產黨要厲行法治，首先就面臨著共產黨本身被追究法律責任的問題，因此，共產黨更不敢認真地執行它自己所制定的法律。（未完，明日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