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輝：鴉片與中共的成立發展與壯大

翻閱中共黨史，可以看到，中共從不諱言自己是在蘇俄的扶植下建立的，如1922年的中共「二大」發表的宣言中就稱「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1928年中共「六大」通過的黨章，又專門寫下一章，規定「中共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支部」。

而中共從其成立那一天起，就接受蘇共提供的活動經費。1923年，中共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曾公開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蘇聯的檔案資料也顯示，中共在1928年的「六大」後，蘇俄提供給中共的經費，每年在60萬元以上。

也就是說，中共在政治上、組織上成為了國際共產專制勢力的一部分，並在經濟上對其依附，而在中共接受共產國際的經費支持中還包括鴉片。

共產國際經費支持中的鴉片

據2011年5月1日發表在《湖州晚報》上的作者為徐元宮、題目為《中共誕生初期共產國際的經費支持》一文，除了重申中共成立初期活動經費主要來源於共產國際外，還依據俄羅斯解密檔案和當事人回憶，披露了經費的來源。

文章稱，中共籌建初期，中共上海早期組織成員之一李漢俊和陳獨秀曾拒絕共產國際提供經費的建議，其後陳獨秀改變看法，因為正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陳獨秀在上海被法國巡捕房逮捕後，花費大量金錢，打通了會審公堂的各個環節，使陳獨秀得以獲釋。獲釋後，「他們並且具體規定了接受共產國際補助經費的辦法；此後中共接受共產國際的經濟支持便成了經常性質了。」

有資料表明，共產國際為中共一大的召開也提供了一定的經費支援。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偉大的歷程（1921—2001）》指出，參加一大的代表每人都收到了100元路費，而這都是從馬林提供的經費中支取的。中共一大參加者之一包惠僧在其回憶材料中也證實了這一點：「約在7月初發出舉行代表大會的通知，以地區為單位，每個地區派代表2人出席會議，每個代表發給路費百元。」

文章還透露，在共產國際誕生初期，共產國際提供給各國共產黨以及共產國際駐外工作人員的經費不是紙幣，而是貴重的珠寶、鑽石，有時候甚至是鴉片。不少解密檔案檔證明共產國際曾經將珠寶、鑽石撥付給具體負責中國事務的主管部門，由這些部門安排人將珠寶、鑽石或其他貴重物品賣出去之後，再將紙幣經費轉交給中共。

比如，1920年12月21日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呈交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指出：「至今東方民族處未從中央機關得到一個美元或者其他貨幣，而沒有錢就無法在東方工作……確實，從西伯利亞局得到了一些貴重物品（鑽石），已經拿到東方去出售，並且答應給10萬美元，但是出售鑽石需要花費很長時間。」

由於珠寶、鑽石、鴉片這些東西體積比較小，信使們只需將其藏入皮鞋鞋掌和便鞋的後跟即可，共產國際的一份檔案材料證實當時共產國際經常用這種方式向境外發送經費。而鴉片則是用鉛紙和膠布包裹好，這樣就能密封住鴉片的特殊氣味，往火車頭、電動機車廂、餐車或者客車車廂不易發現的地方一藏就可以了，這些東西運送到上海等地就可以換成高額現金。

對於共產國際提供的鴉片，並無資料證明中共予以拒絕，其應該是在上海等地出售後獲得高額現金後，充當了中共的活動經費，至於出售鴉片戕害中國人的後果，中共似乎並不以為然。

南泥灣種鴉片

中共對出售鴉片的態度在其逃亡到延安後進一步彰顯。中共黨史稱，由於1941年春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及抗日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所以，「中共中央命令八路軍三五九旅進駐南泥灣，實行屯墾，生產自救。……短短的三年，由王震旅長率領的三五九旅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把荊棘遍野、荒無人煙的南泥灣變成了『處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的陝北好江南。」

然而，事實真相是，在這個位於陝西延安城東南45公里處的一條狹窄溪谷，未開墾前經常有野獸出沒，而且人煙罕至的南泥灣，只有少部分地種了糧食，大部分地區種植了大片的鴉片。

據大陸學者張耀傑披露，他幾年前曾親到延安的南泥灣實地考察過，「據當地政府官員講，南泥灣本來是延安地區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極其野蠻落後的方式砍伐燒荒後，種植了大片的鴉片，《為人民服務》中的張思德，就是在燒制煙土的過程中被活埋在窯洞裡面的。」

張耀傑還透露，據其研究中共黨史的朋友告知，這些事情在中共內部文獻中也有記載；但中共卻欺騙了中國人民半個多世紀，把南泥灣種鴉片說成是種莊稼養牛羊，而煉鴉片的張思德則被說成是燒木炭。

中共種鴉片賣給國統區有證據

關於中共在延安種植鴉片並出售賺錢，塔斯社記者、莫斯科駐延安特派員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的《延安日記》、陳永發教授的《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美國學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都有經考證後的詳細記載。

比如《延安日記》裡曾寫道：「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茶陵，遠在後方的一二零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裡運往市場……」，「政治局已經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

當弗拉基米若夫尤問毛澤東：「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機關也在公開地生產鴉片──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時，毛沒有吭聲，一旁的鄧發代毛回答說：「從前特區只是把鹽和堿運往國統區。我們一掛掛大車滿載著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的，而且還只有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一袋鴉片，就能夠帶回滿滿的一車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來收拾他們！…………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和貿易……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的各省的市場（叫作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的鴉片……鴉片的事情，就是說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大部分將由部隊來做管。賀龍的一二零師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鴉片的地區（這個師已長期做這項生意）……毛澤東同志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是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弗拉基米若夫尤還記載道：「解放區出現了一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同樣也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他們全部在盡可能的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日貨都是由淪陷區日軍倉庫所直接供應的……」。

此外，一些學者還查到1945年中共冀魯豫邊區第六專區所轄淮太西縣允許鴉片煙合法經營以及徵收鴉片煙土稅的檔：《淮太西縣煙土稅徵收與管理暫行辦法》。

而在1936年12月西安發動軍事叛變，站在中共一邊的陝西綏靖公署駐甘肅行署主任鄧寶珊，不僅給予了張、楊以支持，而且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被國民黨政府任命為21軍軍團長後，利用駐守榆林的機會，多次到延安與毛、朱等人會晤。網上有消息稱，鄧不僅吸鴉片而且種鴉片，跟延安互開方便之門，並幫助延安把種的鴉片賣到國統區。這自然讓中共是喜出望外，毛稱其「為德之大，更不敢忘」，而蔣介石卻沒有察覺。

任弼時任鴉片專員

根據《延安日記》記載，中共還任命了鴉片專員，那就是任弼時。其在抗戰期間頭銜還有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關於這個鴉片專員對種植鴉片的看法，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的一份供中共高級官員看的「內部參考」中有這麼一條新聞：延安，30年代初秋的一個傍晚，紅軍專員任弼時和美國記者斯諾順著延河邊一同散步來到了寶塔山下，任專員手指著一大片金黃待收的作物，欣慰地對斯諾說：「又是一個豐收年啊！」

帶著稚氣的年輕的斯諾，顯然還沒有跟上任專員的思路。任專員繼續著他的話題：「往年，我們延安蘇區根據地生產出的棉花、布匹，一車車拉出去，換不到什麼根據地急需的用品；近些年來，我們改為種鴉片，一車車鴉片拉出去，一車車的槍支彈藥、食鹽和醫藥等急需品滿載而歸，延安蘇區根據地一天天地擴大著……」

或許是因為做了如此傷天害理之事，據說任弼時的身體狀況一直不好。1950年10月底突發腦溢血不治身亡。

結語

依靠著鴉片，中共成立；依靠著鴉片，中共發展壯大，而彼時國民黨正在全力抗戰。發展壯大後的中共，在國共內戰中，最終竊奪了政權，並為害中國、禍害中國人至今。眾所周知，鴉片是一種毒品，而與鴉片緊密相連的中共之毒，則明顯甚於鴉片。無疑，中國要復興，中共之毒必須連根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