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五部門禁刑訊逼供 維權律師：一張廢紙
近日，大陸包括最高檢、最高法在內的五部門發文禁止刑訊逼供方式強迫任何人「自證有罪」。大陸律師表示類似法律條規早就有，執法機構不履責，缺乏監督，違法也不受嚴懲，再好的規定都將成為一張廢紙。
6月27日，大陸最高檢、最高法、公安部、國安部、司法部（兩高三部）聯合發文《關於辦理刑事案件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下面簡稱規定），共計42條，並稱6月27日起實施，目的是將偵查取證的程序規範明確化。
規定第一條要求，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它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第二條亦規定，採取毆打、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變相肉刑所取得的供述，應當排除。
北京維權律師程海向大紀元記者表示：「這個《規定》之前最高檢、最高法就一直在重申，但關鍵是如何具體落實的問題。法律條文本身還是寫得不錯，但下面執行的過程中間用的還是犯罪的方式在辦案，且監督、追究往往不力，在某些地方可以說完全是一紙空文。關鍵是法律的實施中，缺乏監督。」
程海舉例：「比如我們在外面辦理敏感案件，他就不給律師會見，你怎麼說他也不管，法律規定是要安排律師會見的。但看守所就按公安局的某個領導指示辦，他們就這樣違法。檢察院本來應該監督的，但它也不監督。」
程海在代理法輪功案和「709律師案」等過程中，經常遇到司法機關違法辦案的情況，也一直運用法律賦予控告的權利在向違法部門的相關上級機構、相關監督部門提起控告。
他介紹：「現在我們直接控告檢察機關。法律規定檢察機關是國家法治的監督機關，但它現在不履職。我們有的時候也控告檢察官他們合夥犯罪。有時候是地方公安的上級包庇下屬違法犯罪，檢察院也包庇違法犯罪者，法院也不受理我們的控告、起訴，法院也在包庇他們。」
「刑訊逼供在我們國家本身就是一種違法犯罪行為。公安人員、檢察院的人員本身就以犯罪的形式獲得證據，整個情況就是這樣。因此這個規定它不應該只在重大案件偵查過程錄像，應該是所有的行為都應該錄像。」程海表示。
他認為目前現有的架構、制度根本難以監督，需要一個更高的獨立部門來進行監督。「比如現在的檢察院檢察長級別，還不如公安局局長高，公安局長有的地方是由副巿長、或政法委書記來兼任，所以檢察院要監督起來比較困難。」
「再比如，政法委書記召集公檢法來研究問題，它就成了法院、檢察院的領導，也就是黨的職務凌駕於司法體制之上，所以也是黨亂指揮違法執政。這也是法院和檢察院不能依法辦案的重要原因。」
他強調：「一個地方公檢法對某個案件聯合起來犯罪。這個如果不予以嚴厲打擊，在法治上下功夫，法律就會被他們搞成廢紙。所以按照法律應該嚴懲，才可以把法律的權威豎起來，否則你說你的、他做他的。」
大陸維權律師張科科向大紀元記者表示，對五部門推出的新規並不看好，並舉例說：「前面他說了一個保障律師權益的規定，後來我們發現也沒保障，所以這個條文是不是能夠落實也是未知數。」
「709案」中被抓的維權律師謝陽，通過其代理律師向外界披露他遭受嚴重酷刑問題，引起國際社會關注，但是事後官方再逼其在電視上認罪，改口稱沒有被酷刑。
因此張科科律師認為，謝陽律師受酷刑是非常典型的案例，從此案也可證明當局「對他們認為政治案件、維穩案件，可能不會按照這個條文來辦。」
張科科律師還表示，如果在看守所全程錄音錄像，在審訊的地方要全程錄音錄像，且從公開透明、接受監督這種角度可能會執行起來好些。
程海律師也強調：「要嚴厲打擊司法系統的違法犯罪分子，如果只是讓他們自己來遵守怎麼可能？！所以關鍵是五個部門的每一個部門都要把自己當成國家的機關、要履行職責，要嚴厲打擊不履行、不執行國家的法律和法則行為。」
大陸五部門發出的這個聯合文件的前一天，正是聯合國的「國際聲援酷刑受害者日」，以紀念世界八大人權公約之一：《禁止酷刑公約》生效。
據悉中共早在1986年12月簽署這個公約，並於1988年9月獲得通過。但中共動用酷刑情況一直備受國際社會詬病。2014年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報告將中國列為酷刑最嚴重國家，和朝鮮金正恩政權相提並論。
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2015年的調查報告也顯示，大陸雖然取消了勞教制度，但依然存在黑監獄、洗腦班，而這種祕密拘留違反公約。
「中國反酷刑聯盟」發起人之一滕彪向新唐人表示，大陸加入《禁止酷刑公約》快30年了，在減少和遏制酷刑方面沒有制度性的進步。「目前在大陸有3個群體包括法輪功、藏族和維族、及律師和人權捍衛者，往往受到很嚴重的酷刑。我呼籲國際社會對這3個群體予以嚴重關切。」
6月27日，大陸最高檢、最高法、公安部、國安部、司法部（兩高三部）聯合發文《關於辦理刑事案件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下面簡稱規定），共計42條，並稱6月27日起實施，目的是將偵查取證的程序規範明確化。
規定第一條要求，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它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第二條亦規定，採取毆打、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變相肉刑所取得的供述，應當排除。
北京維權律師程海向大紀元記者表示：「這個《規定》之前最高檢、最高法就一直在重申，但關鍵是如何具體落實的問題。法律條文本身還是寫得不錯，但下面執行的過程中間用的還是犯罪的方式在辦案，且監督、追究往往不力，在某些地方可以說完全是一紙空文。關鍵是法律的實施中，缺乏監督。」
程海舉例：「比如我們在外面辦理敏感案件，他就不給律師會見，你怎麼說他也不管，法律規定是要安排律師會見的。但看守所就按公安局的某個領導指示辦，他們就這樣違法。檢察院本來應該監督的，但它也不監督。」
程海在代理法輪功案和「709律師案」等過程中，經常遇到司法機關違法辦案的情況，也一直運用法律賦予控告的權利在向違法部門的相關上級機構、相關監督部門提起控告。
他介紹：「現在我們直接控告檢察機關。法律規定檢察機關是國家法治的監督機關，但它現在不履職。我們有的時候也控告檢察官他們合夥犯罪。有時候是地方公安的上級包庇下屬違法犯罪，檢察院也包庇違法犯罪者，法院也不受理我們的控告、起訴，法院也在包庇他們。」
「刑訊逼供在我們國家本身就是一種違法犯罪行為。公安人員、檢察院的人員本身就以犯罪的形式獲得證據，整個情況就是這樣。因此這個規定它不應該只在重大案件偵查過程錄像，應該是所有的行為都應該錄像。」程海表示。
他認為目前現有的架構、制度根本難以監督，需要一個更高的獨立部門來進行監督。「比如現在的檢察院檢察長級別，還不如公安局局長高，公安局長有的地方是由副巿長、或政法委書記來兼任，所以檢察院要監督起來比較困難。」
「再比如，政法委書記召集公檢法來研究問題，它就成了法院、檢察院的領導，也就是黨的職務凌駕於司法體制之上，所以也是黨亂指揮違法執政。這也是法院和檢察院不能依法辦案的重要原因。」
他強調：「一個地方公檢法對某個案件聯合起來犯罪。這個如果不予以嚴厲打擊，在法治上下功夫，法律就會被他們搞成廢紙。所以按照法律應該嚴懲，才可以把法律的權威豎起來，否則你說你的、他做他的。」
大陸維權律師張科科向大紀元記者表示，對五部門推出的新規並不看好，並舉例說：「前面他說了一個保障律師權益的規定，後來我們發現也沒保障，所以這個條文是不是能夠落實也是未知數。」
「709案」中被抓的維權律師謝陽，通過其代理律師向外界披露他遭受嚴重酷刑問題，引起國際社會關注，但是事後官方再逼其在電視上認罪，改口稱沒有被酷刑。
因此張科科律師認為，謝陽律師受酷刑是非常典型的案例，從此案也可證明當局「對他們認為政治案件、維穩案件，可能不會按照這個條文來辦。」
張科科律師還表示，如果在看守所全程錄音錄像，在審訊的地方要全程錄音錄像，且從公開透明、接受監督這種角度可能會執行起來好些。
程海律師也強調：「要嚴厲打擊司法系統的違法犯罪分子，如果只是讓他們自己來遵守怎麼可能？！所以關鍵是五個部門的每一個部門都要把自己當成國家的機關、要履行職責，要嚴厲打擊不履行、不執行國家的法律和法則行為。」
大陸五部門發出的這個聯合文件的前一天，正是聯合國的「國際聲援酷刑受害者日」，以紀念世界八大人權公約之一：《禁止酷刑公約》生效。
據悉中共早在1986年12月簽署這個公約，並於1988年9月獲得通過。但中共動用酷刑情況一直備受國際社會詬病。2014年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報告將中國列為酷刑最嚴重國家，和朝鮮金正恩政權相提並論。
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2015年的調查報告也顯示，大陸雖然取消了勞教制度，但依然存在黑監獄、洗腦班，而這種祕密拘留違反公約。
「中國反酷刑聯盟」發起人之一滕彪向新唐人表示，大陸加入《禁止酷刑公約》快30年了，在減少和遏制酷刑方面沒有制度性的進步。「目前在大陸有3個群體包括法輪功、藏族和維族、及律師和人權捍衛者，往往受到很嚴重的酷刑。我呼籲國際社會對這3個群體予以嚴重關切。」
